据几十年的观察，从上到下形成的层层利益集团从未因领导层和机关人事变更而改变过，都是一茬接一茬存在。从很多地方看，大的利益集团可能控制了中国。
就当年某地市级政权，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国家投入巨额资金改善过去的水利工程（中小型水库，引水源入库，水库道路建设及与水有关的民生工程自来水等），一般都是主要领导和主管部门主宰这些工程承包。承包人只做表面文章，不真正地去修，比如水库，只把大埧修得漂漂亮亮的，真正需要把水库的淤泥清出却不做，结果水库仍然是废库，贮不了水，没有任何改善。但是，上边检查时却很好看，因为大埧修得又结实又美观，检查验收的话语权是利益集团。再比如市政管理的最简单的洒水车。这洒水车是由主管的利益集团承包下去的，洒水车按洒水多少付钱，结果是即便天上下雨，路上洒水也不断，一点也不会停，除非狂风暴雨，他们真的不好意思再洒水了。高速路，省、市、县、乡公路的修建，还有码头、港口、大桥的修建，房地产开发，很多国企、省企、市企改革私有化，金融管理改革，医院、各大学的科研、研究院（所）的科技经费，中小编教材和插图，甚至是兵工厂改革私有，等等。中国千千万万个行业，都是各级各类大小利益集团控制和承包，都是为了权和钱，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现在修的高速路突然大面积塌下死了很多人，修的大桥被车压断了（毛主席那时南京长江大桥修好后，下令把坦克一辆接一辆开上去也压不坏），建的楼房塌倒了。后来长江上修的大桥就怕轮船撞上，一撞就坏了。武汉长江大桥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得最早，是最旧的，多次被撞也没有坏。所以，现在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与铜臭联系一起，其产生的根源，是追求全面的私有制经济改革和政策实施的结果，是精英阶层极端追求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西化而又没有民主法制监督而集权于一体造成的，有时甚至连正义的舆论监督都可能很难。
邓小平改革之初有个说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那个全是大锅饭的时代，这种观点的确释放了人的最大动能，利用人的内心的得利和贪婪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剂，让那只看不见的市场手发挥作用，确实是促进了经济发展。不过在看不见手的市场推动之外，还必须有一个看得见的手。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不仅仅是如何竭尽全力推进经济的发展，还要完成另外一个需要政府而且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任务，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发展与公平这个天平上，现在太轻视公平，留下的隐患重重，是需要还账的。
所谓公平，不是某种平均主义，而是要完成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建立最基本的托底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社会生活的下限，保证最底层基本的温饱，而经济发展了则需要将这种保障扩展到衣食住行的更多方面并不断提高；另外一个任务，则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异和巨大贫富差距。消除这种差异，必须是公有制为主体经济才能承担。全社会利润60%应是公有制经济创造的，这样才能有钱保障全民的养老、医疗、住房和入学等基本福利。而不是现在的私有制经济占80%以上，利润由外资、垄断买办和大鳄占大头，他们或把巨额利润转移到国外，或者花天酒地侈靡浪费。这里最基本和最关键的是所有制必须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主体，没有这个主体，上层建筑的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及全民共同富裕等等，都会因缺乏经济基础支撑而虚化。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永远客观起决定一切的作用。
打破这种体制的改革是不容易的。现在，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非常困难，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更是难上加难。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越发庞大。很多方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与上层精英是完全重合的，在奉行自上而下管理与控制、缺少从下至上制衡与监督的环境下，指望身居高层决定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自我革命，这基本是一个幻想。至于说能否期待顶层出手，人民还是抱有希望的。但自古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既便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皇帝，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往往也不得不妥协，难有大的扭转和作为，人息政亡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国现在好的是广大基层人民支持更加公平正义，公有制还在主要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扭转这种趋势，有民意基础和一定的经济支撑。
这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历史总是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范围内循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就是这种自由放任发展的社会，那个时候的一种观点，就是这种自由放任可以带来最高速的发展，这种最高速的发展可以弥合社会上所有问题。但是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最大程度的自由放任，也就造成最大程度的社会矛盾爆发，一场萧条、一场危机，就可能引爆所有隐患。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绝对自由中发生的，世界人民死伤几亿，而中国在二战中死亡人数高达3500万（注意这是“死亡”，不是“死伤”）。
所以，我们面对的一个思考方向是，一旦经济发展受阻，如何确保社会的基本稳定？将这种基本稳定寄托在强力部门之上，总是危险的。更加有效的方式，应该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构建一个公平的社会。尤其是当社会经济指标只公布什么GDP增长，却看不到基尼指数等来衡量社会公平程度的时候，也就不能指望什么理想主义，已经不是在“快发展、弱公平”与“慢发展、强公平”之间选择，而是“发展”与“公平”只能二选一，甚至两个都做不到。任何对于公平的加强，都会导致一些人感受到切身的痛苦从而引发更加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对于利益集团一方是烈火般的，他们会利用掌握的经济大权收买精英，掌控人事权、舆论权为己服务；而弱势一方不一定是表象激烈，而是内心激烈，比如当更多普通人不能充分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时、自己的呼声没有人倾听时，“躺平”就成为一种合理选择，因为人们对于实际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总是异常敏感。而“躺平”的人太多，也就谈不上发展。一个社会，连维持公平都困难，劳动者哪有积极性呢？这就是“公平”与“发展”的辩证法。
只有公平基础上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发展，才是文明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否则，各种经济指标再漂亮，对老百姓也是一句空话。新时代的改革，如果离开了“公平”二字，那就不是真改革；新时代的发展，如果离开了“公平”二字，那就没有高质量。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新一轮改革调整，一个让人民看到希望的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一定能成为现实。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党史军史专业工作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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