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3日是我军解放南京七十五周年纪念日，此后第二次国共内战似乎进入了NBA赛事中的那种“垃圾时间”，如果将当前的台海两岸关系乃至中美关系对号入座，如何设计评估类似的“垃圾时间”的若干标准？
在篮球场上，当一方比分遥遥领先而落另一方无论如何也追赶不上时，“垃圾时间”也就不言而喻了。当两队实力太过悬殊时，整场比赛都可称为“垃圾赛事”。当历史进入“垃圾时间”时，最先倒下的永远是文化人中的思想者。任何文化浩劫都有点像“历史复读机”：从尖锐的批评声消失到沉默被视为居心叵测，然后是赞美不够卖力也是一种罪，最后就只能留下一种声音，那就是谎言。而且，官权力越集中则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越疯狂，尤其是对异见者的打击越极端。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咖米塞斯提出的“历史垃圾时间”是指违背经济规律导致个人无法改变现状且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明显指向失败的历史阶段，而经济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引导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财富的创造。历史上总是偶有个别时刻，人类由于各种原因（如无知、贪婪或权力斗争）而选择性地忽视或违背这种经济规律，导致社会发展步伐变得沉重而缓慢，资源的错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创新能力受阻与社会不公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倒退。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体往往会感到无能为力与不知所措，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错误且庞大的规则体系，单凭一己之力是很难撼动的。米塞斯认为，走出这样的“垃圾时间”的前提是主动探索经济规律，尤其是学术界要鼓励概念创新与自由竞争，政府则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即只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与法律监管，而不是过多地干预市场运行。米塞斯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对经济规律的敬畏与周迅，以免误入历史歧途而阻碍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有没有“历史垃圾时间”？1368年朱元璋创明朝立八股文，彼时但丁《神曲》已问世六十年，薄伽丘写完了《十日谈》，西欧人集体觉醒。1380年朱元璋诛杀胡惟庸废相权，彼时英国大宪章发布逾一百七十年并确立私有财产与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原则，欧洲贵族势力崛起。1587年张居正得宠于李夫人而权势熏天，彼时莎士比亚开启演艺与创作生涯，八年后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1643年大清顺治继位而多尔衮摄政，彼时牛顿降生，四十三年后回老家躲避瘟疫创作微积分学、经典力学、光学与天文学理论，而彼时满清最大的文字狱《明史》案刚结案。1689年康熙擒鳌拜亲政，彼时洛克发表《政府论》批判君权神授与王位世袭而提出“公民政府”迫使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限制王权。1776年乾隆谕示衙署大规模删销书籍，彼时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北美发布《独立宣言》而瓦特蒸汽机投产。14至15世纪是人类历史的关键路口，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将华夏推入“历史垃圾时间”，此后东西方大分流就再也不可逆转了。胡文辉认为，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后属于周朝的垃圾时间，249年高平陵之变后属于曹魏的垃圾时间，878年黄巢之乱后属于唐代的垃圾时间，1630年崇祯处死袁崇焕后属于明代的垃圾时间……此类经验主义的说辞难免会让“历史垃圾时间”这一概念变得不够严谨，尤其是难逃事后诸葛亮之嫌。“唐亡于黄巢，而祸于桂林”，陈寅恪借用宋祈《新唐书·南诏传》的观点认为，黄巢之乱破坏了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断绝了南北运输之汴路，李唐因此而丧失了来自南方的经济后盾。如果还要往前追溯，那就是868年因南诏侵边引发的庞勋之乱。黄仁宇认为朱明的垃圾时间是“万历十五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但胡文辉认为，如果大明亡于万历十五年则意味着中国历史也结束了，他宁可将1630年崇祯自毁长城到煤山自尽这十四年时间界定为明朝的垃圾时间。按照历史经验方法论，“历史垃圾时间”这一概念似乎隐含着历史必然性，以结果论历史必然性则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比赛进入垃圾时间”起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确定的倒计时，二是失败的结局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如果身处那个时代又如何知晓这段历史何时结束、下一段历史从哪里开启？“垃圾时间”是相对大概率的失败者而言的，对潜在的胜出者而言则意味着“一元复始”。但从逻辑上来看，非历史经验主义还是靠谱的。1920年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从经济计算的角度否定了帕累托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集中配置资源的可能性，而这时苏联尚未成立。米塞斯通过逻辑推理预言这种经济体必然失败，所以苏联似乎是从1922年诞生起就进入了垃圾时间。苏联的崩溃也包括米塞斯推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尤其是苏联权力高度集中的民族国家制度的失败。民族国家失败的比比皆是，共同原因是没有成为民主国家，即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未能合法地落实到国民手上。“王在法下”，国家权力从统治者过渡到国民且以宪法约束之是古今之变，亦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难题。孔飞力根据英国光荣革命的经验构建了一套“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的逻辑，认为随着经济进步而扩大的精英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治势必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与风险。朱家明朝灭亡后英国贵族高度参与政治制衡皇权，以和平改良道路走向现代文明，法国路易十四则大幅度加强皇权削弱贵族权力，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政治结构失去平衡而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细数历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认为将中国古代王朝定义为中央集权并不准确，实际上历代间极多变迁。“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钱穆从人事与制度两个维度剖析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认为明太祖废相权集皇权导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杀胡惟庸废宰相，甚至废掉中书省与门下省而只保留尚书省，尚书省没有长官了，六部尚书、九卿与武官大都督平列一线由皇帝全权管理。另设私人秘书处任用内阁大学士充当无冕宰相，其行政权只对皇权负责。满人入主中原后，大清帝国基本上沿用了这套政治体制。国家应如何通过让文人更为热诚地承担责任与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能让威权统治得得以加强？冯桂芬的《公黜陟议》一书主张通过官员选举扩大政治参与，类似于孔子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与“有请升缺，用其举多者”。在时代变迁中，政治权力结构是幂律化还是橄榄型走势足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前途，其要害在于国家现代化道路是和平的改革的还是暴力的曲折的。明代是世界近代文明开启之时代，相权废止导致中国进入历史垃圾时间。
历史有垃圾时间，但个人没有。个人该如何度过历史垃圾时间？胡文辉认为，历史之大是一回事，个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历史垃圾时间里，个人在政治上固然束手无策，但在生活、文化上不妨继续放飞自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可理解为躺平，对历史垃圾时间的一种拒绝或规避。胡文辉的建议是，一旦遭遇历史垃圾时间，把它当作文化的悠长假期就够了。比如，“在大唐的垃圾时间里，有失意的皮日休，落第的陆龟蒙、罗隐，远走西蜀的韦庄，逃避后梁的韩偓，都各自拥有了他们的悠长假期，并焕发出异样的文化光彩”。在胡文辉看来，历史垃圾时间又会分裂出另一个历史的平行宇宙，即政治上最阴暗的世界与文化上最华美的世界。在明清的垃圾时间里，才子佳人纵情秦淮，比如孔尚任写下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冒襄写下他与董小宛的缠绵悱恻，吴伟业创作了《琵琶行》、《鸳湖曲》与《琴河感旧》……“任凭一片风雨气，来作神舟袖手人”，胡文辉要表达的感怀也许只是无奈的买醉情绪吧？！历史垃圾时间未必是文化的悠长假期，更可能是文化的罗刹海市。历史垃圾时间里不可能有星河璀璨，只能留下牛鬼蛇神。在文化的罗刹海市中，戈培尔式喉舌、盛世美颜家、马屁精、应声虫群魔乱舞，狂躁的无知者、搭便车者、沉默的大多数与装作人畜无害样子的帮凶都被汉娜·阿伦特斥为无思想、无人格、无责任的“平庸之恶”，层林尽染出了一副“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的海市蜃楼，蒲松龄谓之“聊斋”。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王权集中万马齐喑。从米塞斯到孔飞力、钱穆，经济与政治的权力集中制造了历史垃圾时间，而集权又是文化的天敌。满人“秋行夏令”后又对汉族知识分子狐疑不决而大兴文字狱，比其他朝代文字狱的总数还要多。胡奇光的《中国文祸史》一书指出：“（清朝文字狱）持续时间之长，文网之密，案件之多，打击面之广，罗织罪名之阴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明史》案发后，名士编辑、刻印买卖等221人获罪，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根据赵鼎新的政权合法性理论，政权合法性来自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程序的合法性与绩效的合法性，分别对应的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工具理性。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中国历代王权的程序合法性都很不足，君王不得不诉诸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所以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越来越变本加厉。古代东方的世俗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过度”成熟压倒了自然宗教思想，统治阶层宣扬“君权神授”以维护其王权来源的合法性，进而又企图以世俗思想维护其王权“万世永固”。中国历史上“百花齐放”的时代其实只有统治思想百家争斗与精英争当帝师，秦代法家得势而焚书坑儒，汉代儒家崛起而罢黜百家。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孟子强调“民贵君轻”，董仲舒则强调“三纲五常”，朱熹更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明清帝师大儒登峰造极。但世俗思想不可能像宗教那样解决灵魂归宿问题，让民众绝对服从王权是不可能的。神为何授君权给嬴姓赵氏？我家为何世代为奴？“王侯将相有种乎”揭开了意识形态包裹的皇帝的新装，于是两千年来王朝更替恶性循环。欧洲君主借助神解决了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其王权世代延绵而上千年未见革命。神权与王权合谋又相互制衡，所以欧洲始终没有绝对的官权。神权与王权常常你争我斗，这反而给民间留下了回旋余地。14世纪中期席卷大半个欧洲的黑死病导致芸芸众生对神的质疑有增无减，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出来的新教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心里驱动力与道德能量，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神权衰落，王权试图称霸，15世纪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与法国瓦卢瓦王室抢夺意大利众多城邦，英格兰、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等欧洲王室卷入。这场战争打了六十多年，王权没有增强却激活了民间力量。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认为，当时的国王、城邦都在打仗而没有足够的财力与税收猎取的能力，所以只能向当地商人借钱而催生了现代金融政府债券，赖账的西班牙、猎税能力强的法国都成了失败的国家，民间商业力量的勃兴却成了国家的历史指针。以当地望族美第奇家族后盾的文艺复兴主张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宣扬人权主义，从此欧洲走出蒙昧时代。康乾时期编纂《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与《四库全书》，彼时孟德斯鸠发表的《论法的精神》提出“三权分立”、卢梭发表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人民主权”、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狄德罗编撰百科全书……现代知识分子解决了欧洲的国家现代化中的关键问题。中国的历史垃圾时间中也涌现过王守仁、李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进步思想家，但无法与启蒙时代的星辰大海相提并论。
复盘人类千年史，15世纪之后人类的天灵盖似乎突然打开了，抑或就是康德所说的“解除人类自己给自己戴上的心灵枷锁”。麦迪森通过核算发现，西欧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里的人均GDP基本上没有增长，公元1000年到1500年才有起色，18世纪后旱地拔葱，中国第一个千年的人均GDP略高于西欧，但也是千年停滞，第二个千年前900年亦然，知道最近百年才奋起直追。人类在少数数千年中似乎都处于“历史垃圾时间”，生产力没有任何提高，资产没有增值，彼时每个人甚至每代人的努力似乎都在“白费”，处境千年不变，时而甚至掉进“马尔萨斯陷阱”，即人越努力越内卷且越陷越深。由于技术水平极低且几无增量，人越努力（包括生的孩子越多）则粮食越紧缺，直至陷入饥荒、瘟疫，迁移、拓荒、争夺存量而战乱频仍。在历史垃圾时间里，只要方向错误，越努力就玩完越快。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认为，朱元璋废宰相后所有的行政大权、事务与压力都落到皇帝身上，朱家子孙深宫养大而没有朱元璋过人的精力处理如此庞大的朝政，只能让秘书即大学士代之。一天不上朝、三天不问政，跟不上、也不愿跟，直至在位不在朝、代代不上朝。崇祯接手时已是江山破败、民生凋敝、边防危急，尽管其晚年勤于政事夙兴夜寐以图中兴，甚至自杀前两天还在上朝。但这种勤政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终结，比如凌迟处镇守辽东边关大将袁崇焕而自废武功导致的内乱外患并起。爱新觉罗氏皇帝个个勤于朝政文韬武略，但怕就怕皇帝有野心，比如南征北伐而定然横征暴敛，杀伐决断而必然血流成河，口壅若川而自然万马齐喑。皇帝大开大合，大臣、官僚、地主、农民、商人、奴隶内卷愈深，所有的努力都只能加剧彼此厮杀，流民逃荒成人杀婴老人入林，有价值的言辞只能是超度亡灵的悲歌。崇祯自杀时留下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15世纪之后人类灰暗的阴霾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消失的，天朝屁民只要努力就都能改善处境。比如茨威格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描述的欧洲的这种变化：“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些城市，我只要每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与欣喜。那里的街道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漂亮，公共建筑越来越有气派，店铺越来越豪华、越来越美观。人们从各种食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谁敢作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在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欧洲启山林而美洲、亚洲纷纷跟进。美国走的是福泽谕吉的道路，韩国等多数转轨国家走的是弗里德曼的道路，即由经济自由促进政治自由。但转轨成功的国家并不多，因为政治上跨越“格林尼治时间”更难。政治上未越过，经济上就会倒退，于是历史进入新的垃圾时间。其实，机会往往就在其中的一两代人手上。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认为，英国、荷兰的成功秘诀是征税权被限制的王室不得不鼓励的自由贸易促进了有产者的成长，而随着私人财富的增加，有产者通过参与政治权力建立宪政体系以保护私人财富，国家现代化最终完成。因自由贸易而兴起的一两代人当然是幸运的，他们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人物，有财产、有知识、有影响力，甚至有机会担任官员、议员与律师。作为王室赖以生存的经济力量与唯一能与王权博弈且以和平方式推动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力量，这一两代社会精英也是孔飞力渴望的政治参与的中坚力量。1979年朴正熙遇刺，在“汉江奇迹”中崛起的40后、50后挑战军政府，两代人借助1988年汉城奥运会帮助韩国跨越“格林尼治时间”，韩国政治结构塌缩成幂律形态而矛盾尖锐革命不息的恶性循环就此终结。所以，“汉江奇迹”也是“汉江窗口期，”对韩国而言一旦错过就会至少要被耽误一百年。集体行动的困境于国家市场程度很低时机会主义动机非常强烈，“汉江奇迹”那两代人也未必都愿当司机，“中国奇迹”呢？
历史一旦迈过垃圾时间的门槛，你将一路欣赏到大厦坍塌、巨轮倾覆、谎言暴雷与神话破灭……面对此类大剧，智者所有的努力只为活着、看戏与编剧。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体头上就是一座山，历史的垃圾时间轮到个人摊上可能就是半辈子。个体陷入垃圾时间也有可能粪坑蝶泳，国家更是如此。比如面对拜登等建制派政客“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的2.0版贸易战，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之前似乎不得不用自由贸易的魔法打败美国的逆全球化魔法了。大国冲突的背后是暗流汹涌的民意对抗，而民意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除了知识分子与各国宣传的左右之争，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之争，没有经济利益背书的民意的只能是虚假的噪音，比如沙文主义与文化爱国主义。对外贸易是大国冲突的经济利益之争的重头戏，政府干预国内经济终将延伸到国际贸易。美国对华贸易碰瓷的根源在于其不断削弱的贸易竞争力，其根源则是美国建制派政客的干预主义政策。真正爱好和平的是不可能希望见到中美经贸脱钩的，和平不来自空洞无物的政客表态与国际协议而来自互相依赖的贸易流通。现代国际关系史充斥着国际联盟、联合国组织形同虚设与条约沦为废纸的狗血剧，再善意的期待与再漂亮的空口承诺面对实在的利益也会不堪一击。拜登越是强化贸易保护，中国就越要坚定单方面自由贸易。政客之间不和时被贸易制裁的总是老百姓，在对外贸易中制裁对方只是七伤拳伤人也伤己，由此而导致的生产率与生活水平下降的最大受害者却是本国老百姓。单方面自由贸易也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美国人民并非铁板一块，机电、钢铁等美国处于竞争受损的生产行业要与我们脱钩时美国的进口商与广大消费者却乐于见到更低关税地采购中国服装、玩具等商品。当年特朗普打算封锁微信，苹果、英特尔、迪斯尼等大公司的游说活动迫使白宫手下留情了。现在美国人民盼着大量进口中国货物以消除他们痛苦的通货膨胀，哪怕要“分而治之”也必须以单方面开放争取贸易利益与我们一致的美国人，他们才是美国人口的多数。反制与你来我往式的筑高贸易壁垒只会扩大冲突乃至战争的风险，甚至胡锡进反对欧美制裁俄罗斯时还引用了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巴斯夏的名言，“商品不能自由流通于国界，军队就会踏过国界”。但如果你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不太在乎和平呢？索雷尔或尼采的斗争哲学信徒相信人类永恒的价值是斗争，和平只会养育软弱的废宅而丧失充沛的武德，民族的伟大与崛起势必经历铁与血的淬炼。由此看来，中国要崛起则与美国“必有一战”。即便如此，冷酷的经济规律仍然要求你选择自由贸易与降低国内管制干预，因为中美之争从长期来看则是要拼综合国力的，尤其是要拼谁的经济更有活力。现代战争比的是谁有更多的资本积累，无论你多么武德充沛战意顽强，赤手空拳地面对装备武器更先进（资本配备更充裕）的敌军士兵只能螳臂当车。要建设强大的军备就必须有庞大的民用财富可供汲取，但民间市场社会的繁荣并不是偶然获得的，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不可能催生促使民间繁荣、资本积累的条件。因此，哪怕你是战狼，为了达到你的争霸目标也必须支持国内的自由市场与国际的自由贸易，呼吁减税、反对管制日增、厌恶通货膨胀、反对A4纸对失足行业的重锤……从当年的大英帝国到今天的美国都有热烈拥抱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经历，籍此积累巨量财富就能供其政府争霸于天涯海角。就像所有屠龙少年都有可能变身为另一条恶龙，争取自由放任、反抗大英帝国霸权的美国一步步幻化成了自己昨天反对的那条恶龙。现在的美国溃烂的第一步始于国内授予特权、干预市场经济，当代国际关系的最大风险是美国作为一个逐步溃烂腐朽的罗马仍然握有弹压四方行省的充足军力。在这样的“历史垃圾时间”，回答“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一命题尤为迫切。
胡文辉曾借南宋张元干的《瑞鹧鸪·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表达自己对历史垃圾时间的感怀：“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赋惜余春。风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须我辈人。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这曾是张元干留给北宋遗老的临终关怀，在新北市坐望慈溪的蒋万安等蒋家王朝遗少呢？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认为，集体行动的人越多则搭便车者越多，就像毛不易《消愁》中写的那样“自以为是地表演着，伪装着，舞蹈着，疲惫着”。王缉思曾劝导年青一代：“在不确定的时代，做一个'普通的好人’”。这是一条底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买醉创造最大的情绪价值，天亮之后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毋庸置疑，任何“历史垃圾时间”都自有其相对性，任何个体面对的垃圾时间都包括大时代的挤压或倾覆与种种不同的个人际遇。苏轼将这种“垃圾时间”转化为“逍遥时间”，46岁在黄州最失意艰难时写就千古佳作《赤壁赋》，《前赤壁赋》中尚有清风明月可共赏余欢，到了《后赤壁赋》的那个深秋的良夜却只剩下“飞鸣而过”的“孤鹤”游荡于无尽的悲凉与无边的旷达。苏轼应对“历史垃圾时间”之大法有三：重修生存法则，在黄州生活窘迫而“痛自节俭”，每月初取官费4500钱，分30份以小袋装入后悬之于梁，日取一袋绝不超支，节流之外更重开源，躬耕东坡之上补贴酒钱辅以待客；更新快乐法则，于黄州闷烧猪肉于惠州炙烤羊蝎于儋州淡煮海蛎，日常生活发现的每一份“小确幸”都能给快乐赋予新色彩；寓物而不留意于物，超越庸常澡雪精神，善养吾浩然之气，早年尊儒中年好佛晚年唯静，远贬海南后模仿陶渊明写诗歌、释《易经》以播种希望传之后人。苏轼把垃圾时间里个人际遇的惊天骇浪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美学化之后的心底微澜，唐寅则以艺术为避难所而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书画作品。1514年，44岁的唐寅生活无着，应邀远赴南昌充当幕僚，发觉朱宸濠有反叛之图谋后用尽浑身解数装疯卖傻数月，直至被宁王放还而得免杀身之祸。“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桃花庵》里的唐寅只能以半生癫狂、半点痴情与半杯残酒回应“垃圾时间”里的无奈与荒诞感。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壁画中的男主人公从呱呱坠地到成年结婚生子再到衰老死亡升入天堂，只是一个绵延悠长的空间时间长轴中短短的一个片段，余下的全是茫茫无边的暗黑死亡时段。与短暂的、活着的时间长度相比，人类集体组成的生命长河中每一个人都要死很久很久。生既属偶然，如果身处在一种大时代“天地刍狗”般的转换中，每一个个体生命就显得格外无常而短促，所以要尽量活得精彩。生则日勤，死则永息，“大闹一场，悄然而去”，金庸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干的，凡此种种都不失为智慧的活法。
面对“历史垃圾时间”，智者会躺平、看戏、等待垃圾时间的过去，抑或以空间换时间，伺机在他处找到新的繁荣。比如羽戈总结的四点：一具强健的身体，一颗乐观而坚忍的心灵，一个互助的社群，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一手抓考公，一手抓选调，一手抓国考，一手抓省考，一手抓军考，一手抓文考，一手抓教资，一手抓考研，一手抓复试，一手抓留学，一手抓雅思，一手抓托福，一手抓作品，一手抓实习，一手抓面试，一手抓秋招，一手抓春招，一手抓创业，一手抓毕设，一手抓恋爱……陷入垃圾时间却还要活的这么累，这么多人压力大到抑郁甚至自杀，难道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吗？在上层建筑中，教育起码不能让年轻人患上胃炎、失眠、多梦、颈椎病、神经衰弱、抑郁症、焦虑症、腰肌劳损、双相、近视、驼背、干眼症、甲亢、腱鞘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甲沟炎……张雪峰的建议是：“把时间分给睡眠, 分给书籍, 分给运动, 分给花鸟树木和山川湖海, 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 而不是将自己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上。”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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