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清明节前后马英九二探大陆“认祖归宗”，随行师生所衔之学术与权术孰重？学术一招鲜吃遍天，权术翻手云覆手雨，二者混搭岂不乱套？
马英九一探大陆期间随行师生接受采访时不仅都夸好，还一个劲的感谢大陆，但其中的台湾政大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一回到台湾就在社交媒体上直言要“反攻大陆”了。原文如下：“对着公安的警车‘反攻大陆’，拍照后才发现里面有人。”在配图中，廖元豪摆出了脚踢大陆警车的照片。据悉，该照片拍摄于上海机场，而上海也是他们一行的最后一站。人还没走就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刚到台湾第二天就将照片发到网上，可见这不是无意而为而是早有准备。此事激化舆情后廖元豪立马公开道歉,车撞南墙知道拐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在李登辉上台以来，国民党内部一直不乏此类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比如“不统不独不武”。台湾大学教授谢明良参加一次国内学术活动后直言：一旦专家只看头衔而学术膜拜权术，指鹿为马就会变成现实，利益诱惑面前一切良知都是狗屁！
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之后，中国学术圈只有权术而没有学术，学术只是权术的跳板。但凡学术上有点成就的高校教师莫不谋求做官。只有做了官才能把学术做大做强，才能将所有的学术资源为己所用，才能把手下人做的研究成果挂在自己的名下，所以这种情况下选拔出来的所长院士，院长院士，校长院士，无非就是一个个的学术包工头，个个都能做宏观指导，却没有几个人能解决具体问题，可悲的是现在不仅院士如此，连博导硕导教授都在向这个方向看齐，以至于现在真正做科研的只剩下青年教师与博士硕士。长此以往，中国学术堪忧！中国从学校、大学、科研院所到医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很普遍，在其他领域也是这样。如果当不上领导则连副高职称都评不上，县级以下行政区域更明显。有了权力就等于有科研成果，尝到权力带来的甜头之后谁还会延续学术探索的苦头？高校不去行政化就不是搞科研的地方。现在一些高校多少处级干部啊！不少高校的“学官”规模远超真正搞科研的，关键是硕士副处比博士教授牛多了，心甘情愿脚踏实地干的高校教师多吗？追捧权力其实是封建时代的悲剧，中国的现代高级知识分子不该用这种方式来精致利己。科学本来是探索自然宇宙的原理，但绝大多数沦为权力的奴隶而没有心思再去探索真理。君不见，高校各系争资源，科研经费乱如麻。教授讲师拼职称，刀刃向内亮锋芒。校长院长系主任，处长科长小组长。金銮殿里镀金銮，象牙塔里吐象牙……
权术如何打压学术？官僚指使学阀通过笔杆子颐指气使，普通学者若敢说真话就会学阀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往死里整。学阀对民众的伤害首先是精神的，其次是肉体的。在学阀统治下，你的肉体尚存，但你的灵魂已挥发。你的痛苦是长久的、深入骨髓的，甚至会觉得生不如死。学阀缺乏思想，没有独立人格必须依附权贵、依附官方。学阀都有如下特点：第一，器量狭小，惧怕学术自由。具体表现？排斥新人、新思想。多年前某大学的一位博导的学生写出的论文水平高出了博导，该博导死活不愿承认，最后博士生愤而杀身亡。该事件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该博导的霸道与专横。当然，据说这位博导继续当他的博导，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这就是学阀、学霸与学术暴君的“品质”，“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学阀惧怕学术自由也是有原因的，他们的学术多半如同“皇帝的新衣”，很容易被看穿。所以，一旦有不同于他们的思想，有时还未必是新思想，他们就会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一旦接受别人的观点，他们就会觉得丢脸。第二，好出风头，头衔多多。现在很多学者都七老八十了，但学术著作反而与日俱增，到处当主编作报告，而且身上的头衔多得吓人，比如在多个地方担任这样那样的职务。有的人头衔多得来一般的名片都无法容纳。看起来出了多卷本大部头的书，实际上他们只是拉大旗作虎皮，挂一个主编、总主编的头衔，下面的活就由名气较小或压根就是无名小卒完成的。人的知识与能力实际上都是非常有限的，一些人却在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大显身手。第三，神经脆弱，想入非非。学阀们一听到不同观点就会惊慌失措，进而会在别人观点中找出“微言大义”而引申出骇人听闻的结论。比如，袁伟时教授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后张海鹏反呛袁先生动机不纯：“全面否定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袁先生良心大大的坏了。”接着张先生就说得更玄乎了：“通观‘现文’，我们至少能看出，其矛头所向是要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取得的基本结论。”最后张先生提醒我们：袁伟时要把中国青年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龚书铎先生的文章简直能把人吓个半死：袁的文章“否定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反侵略斗争，矛头所向则是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他历数了袁先生的三大“罪状”：一是把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归咎于清政府与义和团而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二是用“现代化”代替反帝斗争，三是借批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历史课本之名行攻击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之实。如此说来，袁先生的文章简直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总之，只准前人说话，不让后人思考。两位先生的立论的基础只是毛泽东在六十多年前得出的结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一个六十多年前确立的结论至今不容质疑，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如果前人的结论不可更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都无法解释。根据张先生与龚先生的逻辑，改革开放就是跟毛泽东思想对着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举措多半与毛泽东当年的想法背道而驰。袁先生只不过把很多人的类似想法说了出来，质疑已有的结论本身是民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宪法与法律的哪些条款规定了不能通过反思过去的历史提出新的结论？按二位的逻辑，多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都是多余的，因为毛主席早就定了调子，完全没必要再研究。如果不得不研究也无须浪费笔墨与精力则只需写上毛主席说过：“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中国近代历史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我与毛主席高度一致！”如此一来岂不简单？袁先生现在都七十多岁了，一介书生而已，手上没刀、没枪，只有一个能思考的头脑，就算他的观点是“歪理邪说”也很难蒙蔽清醒的中国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更不要说动摇社会主义制度与党的领导了。我们的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袁伟时一介平民没有金钱更没有大炮，凭什么动摇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对一个袁伟时如此看重恰恰是看不起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想捍卫社会主义的反而帮了倒忙。第四，思想贫乏，鹦鹉学舌。学阀自己并不动脑筋思考问题，其所谓的“学术观点”多半是官方近期的报纸、杂志上现成的。他们的使命不是思考，而是为了说明已有的结论的无限正确。他们只知道模仿而不知道创造，习惯于做传声筒、留声机而不愿独立思考者，也没有独立的人格。第五，热衷官场，左右逢源。学阀既是官僚又是所谓的“学者”，维持其学术霸权多半离不开权术，有了权术就能垄断优质学术资源建立自己的“学术帝国主义”。即使原来有点学术水准，在官场混久了，学术水准自然会被稀释若干倍。学阀兼有官衔，官学两界霸气更足邪气更甚。
在许多高校，玩学术的根本弄不过玩权术的，权力就代表着资源通吃！权力的背后就会跟着一大串，点头哈腰跪舔的软骨头，国人对权力的崇拜远胜过对知识的崇拜！那些掌权的到底有多大学术造诣与水准，恐怕都得打上一个问号？无论是评优评奖，出书还是晋级，那怕你能力一般水平一般，所有的利益好处都会朝你奔涌而来！王博士下决心不搞教学转搞行政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这是要放弃学术上的发展了，在官场上谋求进步了才是他该期待的！在不少高校，行政要比老师吃香得多。改革开放后高校教师是流动的而行政是固定的，行政对学生能“温言软语”，对教师却能“颐指气使”……一名普通老师即便是博士，如果没有一官半职或其它行政职务，在学校就没什么地位，就会活得卑微与小心翼翼……而作为行政，要比教授博导“吃得开”，学校针对教师有一系列严格的绩效管理方案，比如“非升即走”、“不升降级”等等，也不说如此做法益处是有的，但谁还能沉得下心来搞基础研究与教学精进？大家不都忙着“短平快”去发论文、盘资源、出成果去了吗？不少高校对行政权力是缺乏监督的，以至于有权力就代表高人一等，什么荣誉都想占有，学术资源尽入囊下！而普通教师象个“小媳妇”似的战战兢兢，被套上各种美其名曰制度的“紧箍咒”，甚至要讨好巴结行政，这很不正常。行政难道不是该为教师与学生服务的吗？不知什么时候，在高校玩权术的不香了，弄学术的香了，我辈有可能看到这一天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退休之际的废话》：自打所谓“参加工作”起，我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事儿，但退休的日子终于来了。除开上大学前的农工与兽医的经历，从1982年大学毕业起，我一直在做大学老师，几乎干了一辈子。现在的共识是中国大学办得不好，就是因为我的缘故而能松口气了，从今以后大学指定肯定与一定都会变好了。回想我的教书事业，非常平淡，没有做过少年才俊，也没有被破格选拔过，没有留过学，甚至连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都没有摊到一个。做了18年的正教授，到退休依旧是最低一级四级，这在中国的大学里应是独一份了。倒不是人民大学不肯给我升级，而是我拒不申报。大学里教授评级是一种恶政，我说的。既然是我说的，再参评就不可能了。如果大学教授非要有级别不可，够格给了就是，让人一级级申报，带有羞辱性质。就像传说中的那个故事，一个地主老财，把明明该给长工的工钱，故意撒在地上，让长工一个个捡起来。我没这个兴趣为了那俩钱与虚荣干这个。迄今为止，一共写了50多本书，出版了40多本。其中有十几本，似乎是属于学术著作。平时的发表量不小，但除了发在学术期刊的上文章，我从不将之计入科研成果，即便如此，我也是年年超额完成任务。不是特意要这样，无意中就这样了。如果我要申报就肯定不会是四级，但我偏要这样做。这样，从身份看，我的确很Low，是个Loser，但是又怎么样呢？在大学里，你能捞很多的课题，弄很多的钱，把门下的学生都变成你的学术民工。挣到各种荣誉，挤到国务院学科评议组里，掌握全国学人的学术生杀大权，做长江或别的什么江学者，到人民大会堂领奖，那又能怎么样呢？用不着很久，十年二十年以后，有谁还会记得你的著作？你死之后，一切的荣誉光环，都会化为一股青烟，在所有人都不留意时就消散得干干净净了，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的学术历史上不能不说是最可悲的时代。这时代的绝大部分显赫，最终什么都留不下。被供在殿堂里的煌煌大作，最后也许被证明不过是垃圾，门下弟子东拼西凑弄出来的货色。现世耀眼的大家，过不了几年，就会被人发现净是些“玩家”，玩权术，玩学术，甚至玩女人的玩家。这样的玩家面目各异，却有一个共性，就是习惯性的谄媚，膝盖比较软，补钙都补不上去。人之为人，谁不知道人前显赫好呢？但闭上眼睛想想，实在太不值。人生一世，掐头去尾，不过几十年都浪费在这种无聊的游戏中，连一撇一捺的“人”都做不好，何必呢？我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没有多少天分，也没得到过大人物赏识提拔。唯一的优点，就是勤奋，每天看书写作，从不停歇。哪怕停了一天，都浑身不自在。禅宗马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座右铭，我是真的在实践了。我们这一代，属于一出生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的倒霉的一代。看齐邦媛的《巨流河》，感慨人家遭遇战乱，却受了完整的教育，而我们似乎没有遭遇过什么战乱，但教育却乱七八糟，小学与中学，都在斗争与劳作中度过，上课与教材都简化到了可别省略的地步，所谓的“教育”不过是自己在全民烧书的环境中偷偷看了几本乱七八糟的书。我们这代人，成不了什么大师，漫说大师，连小师也没有。能写出一篇或一本让人们过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还能记得的东西，就已很不错了。显然，这就是我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咱们走着看。我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有人看，但五十年以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几十年过去，听过我课的学生不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也带了一些，能不能成才，是他们自己事儿，路怎么走，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我呢，还算是已尽力了。苏东坡一肚皮才学，一肚皮不合时宜。我当然比不得苏东坡这个级别的古人，但也有一肚皮不合时宜，蹭蹬一生命该如此。
世界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专访时曾痛批中国学界的霸权垄断现象扼杀后辈人才并直言当今中国学术界“不是做学术，是玩权术”。第一，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崇洋媚外。中国数学家朱熹平与曹怀东有关“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公布之后，网络上曾很快出现质疑声。对此，丘成桐表示，这些人的姿态根本不是学术讨论，因为整篇论文长三百多页，一般的数学教授也要花至少半年的时间才能理解当中的内容。他说，“网络上如此短的时间已对论文质疑，我肯定他们根本没有阅读这论文，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学术作风。而且，这些评论没有留下个人名字，我怀疑有人恶意中伤。”丘成桐认为，中国内地学术界对一个重大的学术议题一致反应冷淡，甚至排斥朱熹平，说穿了是中国学术界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担心这个成果动摇他们的地位而刻意把朱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压下去。因此，不排除是数学界的同行在网上如此不负责任地留言。第二，中国学术界的人际关系压倒学际关系。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丘成桐表示，这些人控制了科研经费的发放、奖项的评审、新的院士的提拔。他们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数学工作者的命运，所以想做研究的中国数学家都不得不给他们面子。丘成桐举例说，有个数学家申请院士资格，其学术成就非常优秀，但评审团却拒绝了他，理由是“人品不好”。“数学研究与人品有关系？再说，这些人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品格不好？”丘成桐忿忿不平地指出，“这正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做学术，都在搞权术。”他举例说，2002年国际数学联盟在北京召开年会，中国数学会负责安排中国的数学家在会上发表演讲，国际数学家年会的演讲人是对学术成就的很高肯定，但此次年会上八个演讲人里七个是北京的，其他成就远远高于演讲者的数学家都没有机会发言。“朱熹平教授是中国国内最好的数学家之一，后来被哈佛大学用最礼遇的方式邀请做访问学者，但当时竟然连年会的邀请也没有收到。”第三，中国学术界学术风气越来越浮躁。丘成桐强调，这种人势力很大，大学与博士生得到他们肯定才能获得研究资金或学位。不少人为拿取博士学位，愿付一百万元，利益不可不谓不小！他们早已把学术研究看成一门生意。他表示，权力垄断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学术风气更加浮躁。很多教授的心思都不在学问上，都变成怎么搞关系、怎么不被排挤、怎么拿经费。有些省份比较富裕，比如广东省政府愿给学术研究拨款，大学教授的基本薪金也都不错。但在北方地区，教授的基本薪金较低，国家的经费资助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也必须更努力地与“学官”搞好关系。丘成桐直言：“这些朋党关系真的埋没了不少人才，年轻的学者为了不得罪人，就离开中国到美国念博士。学术环境不好，学生毕业也都出国留学，这对未来中国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坏。”但丘成桐还是回国了，如此急流勇进立竿见影否？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在北京科技交流学术月开幕式上直揭眼下学术界存在的论文造假等不端行为总结了学术界的不少“怪现状”：靠拉关系、“忽悠”、“跑部钱进”争项目、经费；专家在项目评审、成果鉴定、奖励评审中不能超脱小单位或相关者的利益；有的科技管理部门把管理权力化、功利化，长官意志至上；个别领导干部违反程序，干预评审；在不正之风的影响与利益的诱惑下，有的科技工作者以钻营代替钻研，以权术代替学术。有知识，缺文化；有物质，缺精神，难成人才，何谈大师！记者们对学界的种种乱象早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杜祥琬一口气列出的学术界数种“病态”（如论文著作造假、抄袭、剽窃愈演愈烈，靠拉关系、“忽悠”、“跑部钱进”争项目争经费，移花接木炮制假成果，伪造SCI引用查询证明，报奖搞包装）还是让人有些许吃惊。杜祥琬尤其痛心疾首的是“有的科技工作者以钻营代替钻研，以权术代替学术”，这同样让人感慨。为何会出现“钻营代替钻研，权术代替学术”怪象？原本应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人，何以让学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原本应聚精科研的学者，为何也学会了钻营、懂得了权术？毋庸置疑，在一片浮躁的天空下，名利有着可怕的诱惑力与吞噬力，它蛊惑着学者放下尊严，摆弄起权术来。我们当然应指责一些学人定力不够、经不起诱惑，但我们是不是该反思到底是谁让学者斯文扫地、尊严仆倒的？“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有学者曾如是评价国内某些高校。此非虚言。民盟中央主席、南京大学前校长蒋树声感叹，大学是学术单位而不是政府部门的某种简单延伸，行政权力应是为学术权力服务的。现在从上到下，行政权力太大。显然，行政权力越能主导一切，人们就必然越追逐权力，因为权力通吃能带来一切。于是，数十个教授为了竞聘一个副处长而不惜“肉搏”。实际上，有了权力则不仅能得到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还有科学地位与各种看不见的好处。一些高校如此，一些科研机构亦然。科研人员着迷于权术恰恰是因为权力能凌驾在学术之上，权力在中国似乎有无穷的魔力。比如，一旦通过种种手段“混”上院士就能一劳永逸地霸占无可比拟的学术权力。用名气兑换利益，在不同领域屡屡为某些机构发言沽取名利，还理所当然成了学术权威，颐指气使坐享论文或成果，开宗立派接受朝奉与跪拜。法国社会学者杜尔克姆认为，学术失范最终会使社会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道德秩序遭到破坏，行为规范失去效力，整个社会凸显病态的征兆。到了规范学术秩序时了，否则必将使世道人心受到更严重的腐蚀。但要杜绝科研人员“钻营代替钻研，权术代替学术”的利益驱动，除了道德规范与法律介入，更重要的是祛除其中的权力魅影，破除官本位，让权力归权力，科研归科研。杜祥琬认为，根除学术不端的药方在于“构建教育、制度、监督、法制相结合的科技诚信工作体系”。他强调，国内科技界有必要建立“客观与超脱的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机构”，建立从单位到个人、包括院士在内的诚信档案，作为评项目、授奖的依据之一。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广州体育学院院长许永刚、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西南大学副校长黄庆等高校领导曾先后卷入论文抄袭事件，学术丑闻的变本加厉不可能不引起公众对国内高等教育状况的疑虑，这些丑闻往往是高校人事权力斗争的产物。黄庆在网上为自己的抄袭行为喊冤，明确地说是被他人陷害了。其他丑闻，包括更早曝光的一些学术不端事件，也从来不缺乏“别有用心”的举报者的身影。如此一来，上述丑闻就主要是因为内部关系不和谐，而与学术没有多大关联了。与那些因为贪污受贿、私生活混乱而下台的政府官员略有不同的，是这些校长院长被抓住了“学术”不端的小辫子，这就难怪黄庆们不服气了！有人说黄庆的声明全无悔意，斥责该人不知羞耻为何物；有人希望黄庆们赶紧引咎辞职，以显示自己还有那么一点良知。现在看来，“不明真相的群众”完全没有体谅黄庆们的苦楚。对他们的道德期望的落空，也就势在必然了。更为“务实”的想法是藉此改革高校领导的选拔制度，既然现行的委派方式容易导致高校领导班子的逆淘汰则何不试行他法？公推直选既然能在乡镇试点，没有理由不在高校也试试。与乡镇相比，高校行政工作相对单纯；再者，高校工作者受教育程度较高，按某些专家的说法的有更高的搞民主的“素质”的。学术界何妨一试？至于权力斗争导致学术丑闻，消除或缓解权力斗争或许能减少学术丑闻曝光的可能性，但不可能消除学术不端行为本身。从功能的角度来说，权力争斗在客观上还能起到遏制学术腐败的作用。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权力竞争，而在于权力竞争的机制是否合理、公正。权力竞争未必能消除学术不端行为，但权力内卷至少有可能暴露学术不端。学阀学术不端，因为介入权力的争斗才有了利用价值。
党员干部本该一心一意促发展、惠民生，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官员热衷于在官职之外将自己“运作”成画家、书法家、作家、摄影家、发明家、教育家、音乐家、评论家、“意见领袖”甚至院士，“操作”手法则是利用手中权力玩书画艺术、出各种“专著”、发学术文章、开名人讲座、当兼职教授……在学界、艺术界一些领域，“专业成就”让位于“体制地位”，成为“潜规则”，“雅腐”，成为长期以来关注与监管不够的“灰色地带”。第一，权术污染学术与艺术。有的领导干部本身缺乏造诣却热衷“学术、艺术”：格调不高的杂感、游记，日常工作日记甚至讲话材料也拿来出书立说搞“专著”；有人热衷创作书法、绘画、摄影并不断出作品、办展览；有人四处开讲座并担任高校客座教授；有人在职“攻读”并毫无悬念地获得名牌大学硕士、博士文凭……河南省委原常委、郑州市委原书记王有杰自诩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书法爱好者，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王有杰书法集》。他在台上时，有评估其书法价格为每平方尺上千元。落马后，某拍卖行曾通过网络拍卖一幅王有杰的书法作品，起拍价仅三十元却无人问津。“人在台上作品就值钱，下了台便一文不值。”河北省美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德全表示，“整治文化圈腐败若能形成刚性执法，对文化圈本身有极大的好处。”第二，知识殿堂沦为“露水市场”。一是以权换“学”：例如出书，有人用行政经费出版由领导干部个人名义主编或编著的资料性、理论性文集，有人出了书针对本单位或利益相关方搞“定向发行”。此外还有搞讲座、发文章、当教授、弄文凭，等等。二是以钱套“学”：有的领导干部玩艺术，其所用昂贵设备、耗材，作品加工、策划、出版、展览都存在单位公款开支或富商利益输送。此外，相关“成就”要得到头衔、大奖等官方认可，则出重金、托人情，找机构或个人以写评论、安排讲座、办庆功会等方式“点赞”。以学术包装权术，如此煞费苦心，图什么？一是沽名钓誉：“权学交易”的“逐名腐败”，另一个特征是挖空心思自证“高尚”。有的腐败官员落马前，通过自己的各种“创作”或借助媒体自夸为少有的“清廉型干部”、“专家型干部”、“实干型干部”。这类腐败官员，往往“自说自话”明目张胆，纳贿渔色暗度陈仓。二是拉帮结派：有的官员热衷于请上级领导干部为自己的“作品”作序或题跋，藉此攀龙附凤或狐假虎威；有的官员通过各种形式“切磋”、“捧场”、拜师、结“同门师兄弟”等等与“同道中人”结“朋友圈”、交“铁哥们”，借机编织腐败利益共同体。三是洗钱寻租：受访纪检干部指出，有的官员通过“文化活动”敛财的手法与“洗钱”并无二致，如出版物，劳务、赞助、广告、著作权转让、版面、虚高定价与高额回扣等等，利益输送“口子”五花八门；“作品”天价收购、支付高额授课费、发放“特殊津贴”、建立专项经费与衍生出来的论坛、研讨、评审、鉴定、讲座等“学术活动”报酬，利益输送规模可观。治理“权学交易”、“逐名腐败”当从哪些层面入手？第一，把“官员文化”关进笼子。不把写文章、出书等当成干部提拔与评价的标准，禁止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公款编印、出版个人出版物，禁止在本人未实际参与的各类论文上署名，有关部门要彻底清理书画等艺术领域领导干部任职、“挂职”、“兼职”。第二，对“注水头衔”坚决褫夺。树立以实绩论干部的良好用人导向；只有有专业技术资格且未脱离实际教学、科研的领导干部可在高校、医院、科研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坚决清退“挂名教授”与“注水博（硕）士”。第三，对“职务学术”推行回避。规定领导干部参加讲座、论坛之类的资格要求、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报酬标准，推行专利推广与获利情况申报制度。
国内大学如何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第一，确立大学行政权力服从服务于学术权力的观念。在大学管理中消减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使行政权力服从服务于学术权力。大学领导要向大学的各层次管理人员与教师宣传新的管理思想，使其认识到官本位思想的危害而消除他其对行政权力的盲目崇拜。第二，限制大学行政权力。按大学行政权力为学术权力服务的原则重新建立健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运行机制与制约机制，健全大学内部管理的决策、咨询、指挥、执行、监督、反馈系统，加强制度、条例、议事规则等建设，重新设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与方式，把大学行政权力的行使限制在服务的定位上。第三，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控权机制。大学是教学科研实体而不是行政单位，行政人员必须确立为师生服务的理念。规范大学权力的高等教育法律要在制度上保障行政人员的服务理念真正落实到大学管理的全过程，严防行政工作异化为控制教师正当权益的工具，以服务为宗旨运用法律措施科学设定大学行政权力的行使范围与运行程序。第四，大学行政权力应转向执行学术决策。大学是主抓教学与科研的学术机构，学术事务是大学的主要事务，所以大学事务的决策有很强的学术性，必须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决策中的作用，由学术权力对学术事务做出决策。学术事务做出决策后行政权力就应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履行其执行职能以确保决策的顺利实施。第五，明确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作用领域协调二者的关系。强调学术权力在大学发展中的地位，明确划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职能范围，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与政策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卢新宁在北大的一次毕业致辞里有这么一段话：“我唯一害怕的是你们已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们早年的激情与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离不开信仰。”我们该从这段话里悟出什么道理？第一，规则战胜潜规则，潜规则战胜规则；规则是人定的，有人的地方就有能量与选择。有人选择明面规则行事，有人选择底层规则行事；本身只是没有对错，只是力量的博弈。第二，强加因果，高校与官场本来就不一样，梨子与苹果本来就是不是一回事。高校与官场都是人的组成集体，人的本性多样与不变的地方，人的组织必然有共同的地方与不变相似的地方。学堂不是理想天国，而是人的组合，必然有人带来优缺点，指望建立空中楼阁的学堂等于现实中强求理想天国。第三，不相信风骨战胜媚骨。人能选择战国，选择卖国，只要承担选择做出代价；人做的事太多，所作所为不一定对错，不能说任何人都不能做错事或错事必然带来坏的结果。只要是人就有选择的权力，西方人作恶也有作恶的社会土壤，我们当然不提倡作恶、违法，但选择做什么依旧是所有人的权利。人类并不是生来就是道德完人，每个人生活面对太多参数与难题、不得已，我敬重贫困中艰苦朴素的学者不代表所有人都务必艰苦朴素。第四，级别与真理无关。权力对决策影响大于知识，这是暴力控制文化、能量控制信息的一种结果。反过来，文化控制暴力，知识控制决策，难道不是南宋士大夫天下，不见得就是好事。第五，理想、真理、待遇、信仰的追求问题。人本来就有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做出什么选择；是人的自由，只要他乐意承担代价，我们没有权力约束别人。如果你想让所有人按你的想法生活，不如建造一所监狱，把所有意见不同一抓进；这样说不定就同一了，但我估计也不会是你想要的。第六，大官与大师也是强加因果。如果你想说，知识分子媚权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人上位能造福于民，坏人也能谋私本质上也是他们的选择。至于大师问题，学术领域顶端的学者自古以来就这么少，不是现在就这么少。你要觉得大师少，能考虑增加国家教育经费问题，提高教材质量。若对官不满就去监督他们，提高他们的水平，这比单纯抱怨没好人积极。人不是一生下来都是好人，任何人都有做坏人的可能性，只是不提倡损人利己。我觉得为公高尚，但自觉自愿，不能强迫人家善良，必须善良；善良与否是人的个人选择，由一个人信息与能理解决定，比如出生、遭遇、经历事、文化水平……你的义愤不难理解，但理想不可能实现于书斋里的抱怨；要让人变好就必须以身作则，通过制度改进塑造做好事获得正向收益的循环网络。让做好事的都能获益，培养出让人乐意做好事的环境；提高人的生存条件，不至于堕落作恶。老百姓不是非要选择八路，是八路的付出让百姓觉得自己有变好的希望，才会选择八路。每个人都不是完人，重要的是能通过自己努力让绝大多数人受益。当然，他们怎么选择是他们的事，做不做、怎么做则是我们的事。
“在大学里，学生应热衷学场而非官场；相信学术而非权术；崇尚大师而非大官；追求风骨而非媚骨”，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在为2012级本科生所作的新生入学教育报告中强调，大学生应坚守理想保持激情，热衷学场、学术，而非官场与权术。大学生该有什么样的理想？马敏给出的答案是：热衷学场而非官场，相信学术而非权术，崇尚大师而非大官，追求风骨而非媚骨。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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