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大陆民间人士，自称毛左的毛星火向法院起诉莫言在其作品中侮辱英烈及共和国历史，索赔15个亿（象征向每个中国人赔一块钱道歉），引起热议。其起诉证据包括莫言作品中对八路军勾结土匪抗日与莫言本人曾涉及谩骂革命领导人之嫌等，目前已遭相关法院的冷处理（称起诉人不知道莫言具体住址，不清楚相关管辖法院谁属）。不少评论当然会将其斥之为民粹闹剧，包括胡锡进等官媒喉舌。但网络上某些自由派与左派围绕此事的争论，倒折射出一个重要的价值评价命题，即如何现实地再认识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之前革命的合理性。
众所周知，近年中国大陆思想舆论场左翼思潮蓬发，年轻人不竭援引各类欧美批判理论来分析面对当下这绝望时代。此左翼大潮中当然不乏毛派及对新中国抱有一贯敬念的传统马列毛主义者，但除此以外，其他泛左翼人士，该如何面对莫言等解构当代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书写呢？是像某些传统左派一样嗤之以鼻，认为此举削弱了国家革命的合理性，甚至不惜挑动现有的国家机器去进行打压？还是如右派一样打着历史实证主义的名号，追寻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上革命党做过的一些极端行为进行去历史情境化的（很吊诡，往往在追寻历史真相名义下）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般地训斥？
纵观莫言小说，简而论之，我们很难将其定义为现实主义小说内容层面上的左或右。在《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作品中，固然可看到作者有意识地为革命与社会改造时代的个人主义伸张，而在《酒国》《蛙》乃至新作《晚熟的人》中则赤裸裸地呈现了改革开放后，官商勾结社会的物欲横流，市民社会阶层的虚伪等。我们还记得当年余华的重磅长篇小说《兄弟》有计划被拍成电影，最后剧本送审被ban的原因不是前三十年而是后三十年下半部的描写吗？在自由派看来，余华《兄弟》前三十年的叙述与其其它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样，都充满对商品物质匮乏年代各种悲哀悲剧的观照，当然此作更是以嘲讽黑色幽默笔调见事。而于左翼批判而言，小说对后三十年中国市场经济野蛮生长淋漓尽致的描写则似乎更中其下怀。不止莫言，余华，还有阎连科贾平凹等五十后最能代表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水平的一代作家，都没有在这近几十年的突飙狂进资本主义时代缺席批判，尽管他们做得远远不够，尽管他们政治取向上有着程度不一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不要忘了，八十年代高行健在中国大陆的写作带出的重要讯息离不开环境生态及当中人的生存状态。
当今中国大陆或说中文世界作家的最大问题在哪里呢？已有不少评论指出为后殖民批判视角的阙如。后殖民与后现代一词一样，源于学院里搞顶级上层建筑革命的学术用词如今已被泛滥到各执一意义，本文以后殖民意指广大的被西方列强殖民或剥削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地区从其民族独立解放后至今，文化意识形态与实质器物制度设计层面与前殖民帝国藕断丝连的真实存在境况。讲到底，中国近现代史的各种“悲剧”，只能追究于某几个政党政权的极端?如鲁迅批判的国民性，真的只是“中国”这一想象中的自在自为统摄体下发生的事？近年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汉学研究已不可能缺少后殖民批判这一角度，各领域研究都已隐约显现一幅“无意识制造悲剧”的图景，近现代中国精英的思维结构以至制度组织的设计之所以处处突显比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更资本主义现代性，无不显现出背后的西方殖民——权力知识装置影响。比如，疫情三年论及中国模式抗疫的强硬措施除了国家超高动员能力的原因，还有新中国以来卫生防疫方面特别明显的生命政治惯性（即设立标准的健康模板（健康码？），社会政策专注于把人养得肥肥白白成为合格的劳动力）。那么要问的是，49年后或民国已有苗头开始的生命政治治理为什么会出现？49年后的麻风病人有一段长时间被社会严重隔离与歧视，甚至被极端杀害，为什么在之前，更早的之前古代社会，麻风病没有被近代以来认为的是那么异类的病呢？（与福柯中世纪的疯子为什么可以自行出入不被监禁同问）种种挑战性的研究都已显示，近现代中国之所以渐渐走上集权国家生命政治治理模式，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列强输出的知识殖民统合紧密相关，中国精英于其中最擅长的即为做甘于追求对等翻译的文化买办。曾经某些自由派吹捧的殖民统治时期日治时期中国某些城市规划的合理洁净，是以城市驱除排挤被资本入侵剥削下无出路的底层为代价的。49年后以至近年疫情的某些极端生命政治治理术，可谓近现代中国“东亚病夫”“积累积弱”“脏乱差”等意象在文化精英买办思考到其实践当中的一个反动刺激。以上所述涉及文化意识形态结构深远影响层面，但不要忘了，支撑它的实质物理基础是火枪大炮，是不平等条约，是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分工体系的剥削（不平等交换？），是49年建国后列强们的各种敌视与围困，以至于革命政权以防颠覆，迅速建立工业国家，牺牲了农民利益......总而言之，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悲剧与哀愁，没有文化意识形态与实质政经的全球互动（主要当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接受）意向视野是不够进取的，即便已深得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写作技巧精髓的残雪如是。
中文世界作家欠缺后殖民视角需以严肃批判。在“后殖民”运用得颇多的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华文作家圈中，post-colonialism似乎与其同类的文化研究一样早已被驯化，沦为对昔日宗主国留下的印迹无限留恋与不曾有过全面彻底批判的接受改造。港式茶餐厅被追认到当年香港底下阶层的日常饮食，以至今日仍代表香港的地道特色，那么文化研究就仅止于此吗？从当年供养了香港底下阶层的大排档，到今日在中国大陆各大城市开张吸引中产小资探店的港式茶餐厅，最重要的食材供应链有没有被关注？港式柠檬茶的锡兰红茶叶生产过程劳工状况有没被关注？若无，则只能沦为为全球资本主义消费的背书研究。同样，严肃的批判在中国大陆也似乎从未开始。莫言等作家对毛时期的诸多书写的确令不少对共和国计划经济年代怀朴素感情的民众不快，而与之对应的最好做法难道不是与其正面辩论，使其心服口服或至少通过有理有据的争论晓以大义说服群众吗。再没有比挑动国家机器去打压一个小说家，并要求索赔给全国每人一块钱更侮辱英烈的行为了！中国革命英烈当年所追求的难道不是一个没有压迫，打碎国家机器，扬弃剥吸人们活劳动转为抽象劳动的等价中介——货币金钱制度的社会吗？即使由于后殖民地区各种历史因素以致他们的革命不彻底不够成功，甚至今天已困难重重，后来者要做的难道不是应努力增补他们的踪迹，从严肃的批判与思考开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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