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以咸阳基层司法工作者为原型的电影《司法所长老秦》在西安首映。这部电影改编自原咸阳市司法局局长魏定平的小说《咱们的司法所长》。魏定平表示：“当时司法所由我管辖，所以我对司法所的了解比较多，在基层的工作十分辛苦。他们要进行法制宣传、调解居民纠纷、进行社区矫正，他们人员少，工作量大，非常辛苦，但很多人对他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精神需要被更多的人知道和学习。”不难看出，不管是小说还是据此改编的电影，均是对基层司法所长真实事迹的艺术化表达。
“六五普法”（2011—2015）期间的陕西关中偏远地区司法所，是这部电影设定的时空场景。影片主要讲述了司法所长秦文亮工作中的两个生动故事。刘二愣假释期间脱管的故事，着重刻画了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王巧香在丈夫工伤死亡后上访的故事，揭示了司法所调解矛盾纠纷的实践。实践经验表明，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和调解纠纷职能，发挥的最为充分。除此之外，司法所还肩负普法宣传、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为基层政府提供法律参谋等多项职责。相比较于前两种职能，司法所的其他职能还有待强化。就此而言，影片讲述的两则故事，紧扣司法所的日常工作主轴。
这种高度纪实性的文艺作品，为我们理解真实的生活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文艺作品是对现实生活的剪裁和浓缩，它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中拣选出最具张力、最富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就此而言，纪实性文艺作品的真实性，决定了它适宜作为经验分析的样本。毋庸讳言，艺术作品不可避免会对事实进行理想化设定。这就决定了基于文学探讨法律问题的研究者，必须能分清真实与艺术的边界，能够对文学真实进行生活还原。果能如此，法律与文学进路的探讨，将会获得生活经验的充分滋养。
一、刘二愣脱管：技术监管何以失效？
我们先来分析刘二愣假释脱管的故事。屠户刘二愣撞见妻子与某男子通奸，激愤之下用杀猪刀刺伤该男子。刘二愣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服刑期间，刘二愣认真接受改造。考虑到刘二愣还有老父亲、小儿子需要照顾，秦文亮做担保将刘二愣假释出来。2003年，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山东等六省市开始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2009年，社区矫正被推广至全国。假释人员刘二愣接受社区矫正的时间点，处于社区矫正在全国推广之后。在社区矫正实施期间，刘二愣先后两次脱管。为了找工作，刘二愣将手机放在家里，意欲乘客车离开居住地。蛋蛋发现父亲撇下用以定位的手机外出后，立即报告给秦所长。秦文亮在县城汽车站将刘二愣劝回。考虑到刘二愣尚未踏出监管区域，秦文亮对其进行口头批评教育。不久后，刘二愣携带杀猪刀到菜市场寻找工作时偶遇前妻。刘二愣跟踪前妻来到川西镇，遇到前妻遭男子打骂，遂出手殴打该男子，打斗中杀猪刀掉落在现场。刘二愣在社区矫正期间持刀行凶，被撤销假释收监服刑。上级追究秦文亮的监管失职责任，准备对其作出停职、全县通报的处理。
刘二愣在社区矫正期间两次脱管，暴露出社区矫正的监管难题。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是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四类犯罪，其实质是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方式。矫正对象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所在区县，又被形象地称为“画地为牢”。影片显示，司法所对于刘二愣的监管，主要依靠的技术手段就是手机定位。当手机被带出监管区域后，司法所就会收到脱管警报。司法干警需要在第一时间给矫正对象打电话，以核查导致脱管的事由。刘二愣的案例表明，靠手机GPS定位进行监管，存在很大的漏洞。若亲友、邻里不尽心监督，矫正对象通过人机分离就容易脱管。这种监管漏洞的存在，也为个别司法所长违规操作提供了空间。在2010年前后，社区矫正的管理还比较松散。某矫正对象贿赂司法所长，脱离监管外出打工，期间犯诈骗罪最抓捕。事情败露后，司法所长的受贿、渎职行为被严厉问责。
近年来，针对社区矫正对象容易脱管的难题，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了重大改进。在司法部“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建设的部署要求下，多个省市先后建成“一网通办、精准定位、精准分析、智能决策、自动预警、智能教育、移动应用”的智慧矫正系统。多个省份建立起贯通省市县乡四级的社区矫正综合管理指挥平台，实现了矫正信息的四级实时共享，铲除了信息层报时间差导致的监管盲区。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司法所采取的是“日定位、周听声、月见面”。矫正对象在手机上下载APP，并确保实时在线。在入矫时，司法干警通过APP采集矫正对象的人脸、声音和指纹三种生物信息。矫正对象在手机APP上，每日完成不少于3次生物验证、1个小时教育学习。各级社区矫正机构能够认真落实定期报到、实地查访、外出审批、信息核查、考核奖惩、管理等级动态调整等各项监督管理措施。
二、王巧香上访：摆平就是水平？
影片中的走马川乡处于两省四县交界处，每年有200多起矛盾纠纷。王巧香在丈夫工伤死亡后上访的故事颇为典型。朱流在建筑工地坠亡，其妻王巧香向包工头冯峰索要60万元赔偿款。冯峰在支付20万元的医疗费、丧葬费后，无力承担余下的40万元赔款。由于王巧香咬不愿在赔偿数额方面让步，秦文亮介入调解未果。王巧香拒不发丧，披麻戴孝去县政府堵大门，并向市领导状告秦文亮。秦文亮找到建筑工程甲方县供电局，希望供电局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拿出20万元。在供电局和冯峰各出20万后，王巧香接受调解方案。受王巧香上访的影响，县里扣下了秦文亮晋升司法局副局长的任命文件。王巧香在冯峰已经支付医药费的情况下，拿朱流的住院单据骗取新农合9.9万元的报销款，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
王巧香与包工头冯峰的纠纷处理起来难度很大。单从法律层面看，冯峰应负主要责任，受害人朱流违规操作也存在过错。一句话，这起纠纷涉及到相关主体的权、责十分清晰。问题出在农民工合同风险意识弱、社会救济不够完善等方面。王巧香丧偶带着幼女，还欠下一大笔债务，今后的生计失去着落。冯峰只是个小包工头，他支付20万元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后，很难在凑齐40万元。秦文亮借助县领导施压，争取工程发包方县供电局人道补偿20万元。从供电局争取到资金后，冯峰勉力凑了20万元。在调解的过程中，王巧香曾表示若赔偿数额不达预期，将要诉诸法庭。对此，秦文亮表示自己有法律执业资格证书，可以为王巧香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尽管影片未言明王巧香为何不走诉讼途径，但是她大概率能预判到胜诉判决未必能落实。供电局作为国企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在签订发包合同时约定了施工责任的归属。面对不断上访的王巧香时，县领导也指示供电局进行人道补偿。为了摆平这件棘手的上访，相关领导只好采取“人民内部问题用人民币解决”。
法律负责供给人权、法理、正义，从而为矛盾纠纷化解提供权威性依据。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基层矛盾纠纷的赌点、痛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层面。这里就引出了如何看待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问题。理想的方案自然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限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存在差距才是常态。若王巧香将纠纷诉诸法院，她能够胜诉但不能及时、如数地得到赔偿。此时，法官并没有任何错误，难在判决的执行。殊不知，执行难的痛点也在社会层面。遗憾的是，很多人会以判决的执行效果不佳为由，将程序正义贬斥为机械走流程的形式主义。显然，拿社会问题苛责法律人，这是错置了因果关系。影片里的两则故事都折射出公民保险意识欠缺、弱势群体社会救济不够完善、社会公益事业整体水平不高等社会性问题。一句话，解决社会问题应该主要用社会化手段。
更有甚者，还有不少人在面对社会性难题时，近乎本能地涌现出泛行政化思维。行政权具有很强的动员和整合能力，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压力型治理目的。王巧香披麻戴孝去堵政府大门，是想通过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县领导施压供电局花钱买平安，更是直接动用行政手段介入私主体之间的纠纷。相比之下，依法办事的法官就显得保守谦抑、温度不够、能力不足了。需要警醒的是，若一个社会过分地倚重行政手段解决社会性问题，会造成严重的制度性扭曲。群众信访不信法就是最突出的体现。
多地的调研经验表明，报警、上访以其成本低廉、回应迅捷的优势，成为多数人表达正当与不正当诉求的首选。某镇信访办主任多次劝说上访人去法院解决民事合同纠纷，该上访人不愿花诉讼费、律师费，只要有空闲骑个电瓶车就到信访办上访。还有信访人的纠纷经过县、市、省法院审理后，仍到镇信访办上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位擅长调解疑难纠纷的司法所长鼓动村干部去乡镇府信访，只为争取上级领导的注意力，旨在借行政权势促成纠纷化解。在一些地区构建的基层大调解格局中，派出所和信访办构成主导性力量。行政注意力资源是稀缺的。行政动员和整合的空间是有上限的。对于压力性体制而言，需要的是不断减压，而不是疯狂加压。
三、秦文亮挨批：实干者总是吃亏？
刘二愣脱管和王巧香上访两件事情，叠加在一起让秦文亮吃了大亏。他的司法局副局长职位成了泡影，甚至还可能被停职处分和全县通报批评。这位兢兢业业老司法流汗又流泪的结局，值得我们反思为何总是实干者吃亏？
令人唏嘘的是，主动担当的秦文亮一再吃亏。他为刘二愣父亲买药，请刘二愣喝酒谈心，帮冯峰凑赔偿款，甚至将妻子租下的门面转给了矫正对象王巧香和二次保释后的刘二愣。这并不是影片为了拔高主人公所做的虚构，而是实有其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司法所的财务完全靠自收自支。笔者采访过一位老司法所长，他在2002年当上所长之后，就开始垫钱干工作。为了添置办公家具、请同事吃工作餐等，他每年要贴进去几千元钱。为了不让老婆生气，他编理由说自己打牌输钱或者是花钱买烟抽。直到今天，司法局划拨的经费仅有1—3万元，司法所还需要多承担乡镇政府工作换取经费支持。在司法所经费保障不足的情况下，所长主业在乡政府、副业在司法所，为了开展工作经常贴钱。
当然，秦所长吃亏主要体现在职务升迁方面。他在最偏远的司法所干了八年，终于被提拔为司法局副局长。在这个晋升的节骨眼上，王巧香上访和刘二愣脱管造成了社会不良影响，使秦所长升职不成反被处分。秦文亮第一次保释刘二愣时，所里的一名干警就表示，秦所长是在自找麻烦。事实证明，结果被这名干警不幸言中。甚至在严局长告知秦文亮晋升受阻之后，他仍争取将刘二愣二次保释出来。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那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或可明秦文亮的心志。
秦所长未能晋升副科级，可被看成是一个隐喻。笔者在多个司法所调研期间，遇到了多位20年以上的“老司法”。受多方面因素制约，他们直至退休都仍是个科员。相比之下，多地推行派出所所长进乡镇党政班子改革。派出所长兼任党委委员或副乡镇长成为标准配置，更加烘托出司法所长的尴尬地位。
司法局严局长道出了秦文亮的不易：“走马川司法所没枪没铐没钱没势，平均每年要调解两百多起纠纷，还要法律宣传、法律援助，杂七杂八，看不到成绩，琐琐碎碎，无休无止，凭的啥？凭的是两片嘴、两条腿，再加上一颗揉不烂砸不碎、不会说疼也不能说疼的心。”当我们感动之余，还应该追问：如何为担当者担当？凡是勇于担当干事的人，难免会出现各种错误。相反，躺平者则不会有犯错的机会。进一步推动澄清证明和容错免责等机制走深落实，激励广大干部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具有紧迫且深远的意义。
李丹（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
202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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