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2024年普京与拜登的选情同时暴露了当今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的两种弊端。无论民主政治还是威权政治，一旦走到极端都无一不会物极必反而恶性循环。极端的民主是暴民之民粹，极端的威权是暴君之独裁，政治现实最好的状态是均衡，是稳健的中庸之道。取中庸之道踩跷跷板的方法论而舍其“人性善”的本体论，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黄金分割点”就不难找到。
以德国为例，从1939年的希特勒到1990年的科尔，德国从威权政治的一个极端滑向了民主政治的另一个极端。比如现在的德国，越狱是合法的。因为德国人认为，向往自由是人的本性，越狱是犯人的正当权利。当然，警察有权力再把他逮回去，只是不能因为越狱而加刑。越狱造成了破坏才算刑，没有越狱罪名意味着破坏监狱设施，与破坏其他政府设施性质趋同。围护德国的杠精真多！德国能不能成为超级大国，各种地理劣势别的答案都分析过了。这里主要强调德国人的格局。德国跟日本一样，老爱走极端。不是这头儿，就是那头儿，就是不走中间。德国先是搞民族主义，认为德意志民族优于别人，还认为劣等民族都该被灭绝；被打败后，又是走到另一头。各种圣母强行给欧洲各国摊派难民，搞得欧盟离心离德，甚至国内女人被强奸了都不敢说出来，怕伤了难民的心。相比之下，美国本质上是商人国家，对民主的概念很务实，对自己有用时就拿民主的大旗做幌子，没用时根本不在乎什么民主，这也是越南战争后期美国巴不得跟中国建交与现在美国还跟沙特结盟的原因，也是别人骂他们双标的原因。中国人均GDP不咋地，但中国的确是世界级大国，很多人说中国不该有难民，实际上中国接纳的难民数量并不少，只是这些难民不以穆斯林为主。云南边境的缅甸、老挝经常打仗而难民不少，这些难民大多接受的是中国教育，中国接收他们不只是因为人权问题。边境不少中国人跟另一边通婚，两边都是亲戚，不接受他们会被当地老百姓骂的。但中国不可能把难民搞得像凌驾于德国之上的一等公民一样，逃到云南的难民其实是被圈禁止的，大部分被安置在专设的农场中。因为没有中国身份证，这些人基本上无法像中东穆斯林那样在欧洲乱窜。（被抓就会遣返，估计没多少人敢）这种做法，放到圣母德国，估计会被人骂成是纳粹集中营。德国被美苏腰斩成两半。合并之后，西德吞并东德。矫枉过正，对推广自由民主最为狂热。若不是西方社会整体把持着德国的政治，德国很难有稳定的政局。别看中国对德国的印象很好，有很多德粉。但德国人大多对中国没什么好感。BBC调查出来的数据显示，德国是西方最反华的国家之一。德国反华不像日本或越南那样是因为历史纠葛，原因很空洞，德国人认为中国的非民主制度给世界民主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相比之下，民主历史更为悠久的英国与法国对西式民主的态度更加务实，对中国的印象较为客观，中国只是喜欢以前的德国而不是现在的圣母化德国，世界的现实是富裕才是每个国家的人民最向往的生活。德国的民主大旗没有多大号召力，德国一旦崛起为超级大国就很有可能发起新一轮十字军东征。
从希特勒到科尔都没能继承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政治体制精华，尤其是梭伦改革的中庸之道。梭伦，希腊七贤之一，在雅典推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公民的权力，打破了贵族的权力垄断，为雅典民主政治形成奠定了基础。梭伦强调：“我给予人们以对其来说足够的特权，既不少也不多，我也没有给那些有权有势的殷富之家以有失观瞻的待遇。我在两派之间紧握坚盾而立，绝不让任何人不公正地占了上风。”梭伦执政之前雅典的国家大权一直掌握在贵族会议手中，而公民大会则名存实亡。国家最高的九位执政官都是贵族会议选出的，梭伦要实现政治改革，就必须要打破贵族的权力垄断。梭伦当上“宪政改革官”后第一个措施是改变官职候选人的资格，将过去的按血缘或出身为标准改为按财产为标准。他将雅典的公民按财产的多少分为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的权力不同而义务也不同。在权力方面，第一等级能担任国家财政官，第二等级能担任九大执政官与其他高级官员；第三等级能担任中下层官员；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员。在义务方面，等级越高则缴纳的税收越高，前三个等级缴纳的税收比例是6：3：1，第四等级不用交税，这项改革措施使得工商业阶层分享了贵族垄断的权力。在政治机构方面，梭伦建立了一些新的机构，分化了贵族会议的权力。当时雅典共有四个部族，梭伦就在每个部落中选出一百个前三等级的代表组成四百人议事会。议事会与贵族会议有所不同，贵族会议的成员主要是第一等级参与，而议事会成员更加广泛，其中工商业者偏多，议事会有提案权并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管理国家事务。如何让议事会与贵族会议相互牵制？“城邦之舟在双锚护持下行驶，在风浪中将减少颠簸而使公民减少忧难”。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的权力，公民大会代表下层公民的利益，一切成年公民都能参与。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的选举权与决策权，既可选出国家执政官又可对其监督，能通过与否决四百人议事会的提案。为了增加公民参与公民大会的积极性，梭伦要求一切公民都要参与国家事务，他制定一条法律规定公民在政治派系斗争中必须站队，不能袖手旁观。只有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力才能确保公民的权力不被剥夺，进而确保城邦各个机构的权力相互制衡。梭伦组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机构是陪审法庭，陪审法庭有六千人，是六位司法执政官从全国公民中抽签选出的，进而又分为若干小组。审判案件时，每个小组轮流担任陪审官并轮流投票。陪审法庭制度化之后逐渐成了雅典最高的司法机构，既审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又能审讯失职的执政官。经过梭伦的政治改革，贵族会议的许多权力被分化了，过去垄断了立法、司法、财政等大权的贵族议会“成了国家的一般监督者与维护法律的机构”。梭伦的改革限制了贵族的权力，让工商业者分享了国家的部分权力，让下层公民恢复了权力。梭伦的政治改革富有中庸色彩，但也导致学者们对梭伦改革后的政体争议不清，有人认为是寡头政治，有人认为是民主政治，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是“混合”的政体。梭伦不是革命家，也不是卫道士，而是在激烈斗争中不偏不倚的仲裁者。梭伦的中庸之道使得国内的矛盾能暂时的缓和下来，但雅典的阶级矛盾是中庸之道无法解决的。梭伦卸任执政官后三大阶层恢复了对立局面，再妥协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庇西特拉图与克利斯提尼更彻底的改革其实是一场革命。
2020年拜登提拔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苏利文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梭伦改革的中庸之道，此后美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逐步回归常态。在美国，国家安全团队的分裂往往集中在国务卿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间，因为两者在权力上存在明显重叠，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常常会涉足外交政策领域，这通常会被国务卿视为“越权”。布林肯与苏利文不仅都为拜登工作过，而且在伊朗核问题等事务上有过不少合作，政策倾向与工作风格均较为相近。两人都是稳健的自由国际主义者，更多表现出“政策精英”而非“政党斗士”的色彩，而且在团队中也都是协调型角色。从私人关系上看，布林肯与苏利文的关系也不错，甚至被称为“亲密的朋友”。要让美国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恢复常态，拜登务必重新发挥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决策中枢的作用。若想重振国安会，苏利文光能做到“不专权”是不够的，而是要做到“有重权而不专权”，这意味着必须与总统之间有着坚定的相互信赖关系。拜登曾对苏利文高度评价：“他有难得一遇的才智，他的经验与性格使他能胜任世界上最艰苦的工作。”大选期间苏利文为拜登的国内经济政策构想“Build Back Better”（更好地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进而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尽快“恢复常态”。达成反特朗普主义共识的民主党内部在我就在床上又有两类观点：延续奥巴马时代的战略，强调谨慎、修复盟友关系与避免使用类似“新冷战”的修辞；务实应对特朗普任内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支持以更具对抗性的新路线应对国际竞争对手。拜登在最近的电视采访中否认了其政府的未来外交政策会遵循“奥巴马第三任期”路线，但他似乎也没有在两种路线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一边在大国关系上模棱两可避免不失分，一边用“新思维”解决新问题以争取得分，苏利文的政策视角总体上还是传统建制派的自由国际主义，强烈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政策。2023年苏利文在《大西洋》杂志上1/2月刊上发表题为“美国例外论的恢复”一文，集中表达了他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宏观构想。比如，他认为“美国有与众不同的特质，将这些特质应用于实际不仅能增进国家利益，也能使更广阔的共同利益得到提升”。他还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保护与保卫美国的生活方式”“与盟友合作抵抗侵犯、威权主义与恶性腐败的扩展”。从强调美国例外论来看，他与拜登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一论点自然有强调美国霸权与特权的一面，但如果与特朗普将美国降为“普通国家”、动辄要求“对等待遇”相比，在外交上如果重拾美国特殊论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因素可言。但如果从强调反对“窃盗性的威权统治”来看，这也不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经过2016与2020年连续两次参加大选的洗礼，苏利文已不仅仅是一位国家安全政策精英，而是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外政策主张，不少内容都超越了传统的安全与外交范畴。苏利文近年来一直在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对国内民众的影响，尤其是在意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国内中产阶级的利益。例如，他在希拉里败选后多次谈到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没有充分顾及民众利益。这也促使他积极参与了拜登的经济政策设计。苏利文在与经济相关的外交政策方面有三大设想：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扩大海外影响力，通过产业政策改革提升美国的经济与技术优势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在强化对外投资、签订国际贸易协议时应更多考虑国内民众利益。苏利文还特别强调中美竞争不是美苏冷战的重演，美国应重视自身与中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竞争。显然，苏利文的政策立场不是回归传统的建制派，而是一种更加均衡稳健的新的“中庸之道”。
冯德莱恩如果想把欧盟打造成“德国的欧洲”则务必遵循2009年“欧盟总统”选举的中庸之道，尤其是有必要学习一下欧盟第一任常任主席范龙佩。范龙佩作风低调，才做了不到一年的比利时首相就已显示出驾驭危机的能力，妥善的解决了比利时国内荷语系与法语系民众闹分家的问题。在2009年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一批欧洲议会的女议员在总部门外游行，呼吁让更多的女性担任欧盟的高层职位。有女议员指出，欧洲人口中超过一半都是女性，她们理应在欧盟机构中有自己的代表。欧盟的常任主席被视为“欧盟总统”，但这个总统到底有什么职权？其实也还不是十分清楚。欧洲各国政府曾有好几年的时间来考虑，欧盟主席究竟该扮演何种角色。但就在各成员国领导人任命欧盟首位主席的峰会召开一天之前，有关欧盟主席之前范围的问题依然是没有得到解决的。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欧盟各成员国，几年前达成妥协时就没有把欧盟主席的职责定义搞清楚。在欧盟法律的总纲中也只不过欧盟主席规定了五条空泛的职责，既然如此这一次的各成员国会选一个什么人担任这个主席呢？选择一个小国家的领袖担任主席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其实无论国家大小，其职权他在欧盟里的票数与他的地位都是平等。一旦当上“欧盟总统”，其有限的权威总是会有发挥作用的回旋余地的。因此看来到底谁能会坐上这把交椅，这还是历史上第一位总还是很有些价值的，所以各国都要打一些小算盘。为什么大家看到候选人当中的小国领袖比较吃香呢？实际上有可能是我们中国官场上常见的那种现象，就是鹬蚌相争往往是第三者得利。欧洲几大国英、法、德意，彼此之间恐怕都不希望被对方占上风，干脆来一个中庸之道。另外一方面大小国家是一律平等。欧洲毕竟是小国林立，五年前当欧盟为自己制定一部宪法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时，欧盟主席的职责就已大体的定了下来，这些职责是欧盟内大国小国相互妥协的结果。大国渴望强有力的领导人坐镇欧盟，而小国就希望欧盟主席是位，能帮助各成员国建立共识以确保小国的利益不受践踏。由于法国与荷兰的选民在2005年拒绝批准欧盟宪法，颁布欧盟宪法的努力失败了，但比欧盟宪法缩小了雄心的《里斯本条约》中，却保留了欧盟主席与一位强有力外长的职位。根据欧盟各成员国批准的《里斯本条约》，欧盟主席的职责是主持欧盟成员国首脑会议，确保首脑会议的筹备与顺利举行，促进各成员国间的团结与共识，与欧盟外长一起在外交政策事务上代表欧盟。没有争论的一致通过都是虚假的，通过争论达到的共识，才是真正的团结。别看欧盟的政客们们为了争夺“欧盟总统”宝座而争论了两天，其实不论谁主沉浮，欧洲毕竟是在西方政治文明“大一统”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欧盟经常有政客感叹，近年来各国越来越难选出卓越领导人了，以至于欧盟在事实上一直深陷群龙无首的一盘散沙之中。一些人在当选国家领导人之前就饱受争议，当选之后又没有像样政绩，这背后与欧洲政党格局变化有关。近年来，欧洲国家政党格局发生很大变化。战后长期执政的中左、中右政党的支持率持续下降，新成立的一些政党力量明显增长。比如，意大利2009年成立的“五星运动”与西班牙2014年成立的“我们能”这样的新政党，均已成为该国议会中的几大政党之一。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这样的右翼民粹政党也对主流政党产生不小冲击。此外，一些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在一些国家已上台执政，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反对力量。激进政党与右翼政党的壮大，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国家在阶级矛盾、族群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非传统的政党力量通过选举或其他政治渠道，已对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影响。原本二战后多数欧洲国家形成了中左、中右两大政党或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钟摆政治”格局。两类政党各有自己的支持者，在竞选中争夺的重点是位于中间的摇摆选民。随着欧洲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加，中间选民对谁能上台执政的影响越来越大。为迎合这部分选民，欧洲中左与中右政党在竞选与执政过程中，普遍采取中间化策略，这导致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越来越小。这本来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但时间长了，这种模式逐渐僵化，失去变革的动力而导致选民的政治冷漠与政治偏激并存的反常局面。由于执政党之间的政策趋同，很多选民认为谁上台都一样，对投票逐渐失去兴趣，以至于欧洲国家各种选举的投票率持续下降。在选民政治热情相对较高的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率为77%，相比2012年下降2.5%，比2007年下降6.7%。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投票率为76.2％，虽高于2013年大选时的71.5％，但仍低于同年法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与法德相比，英国的投票率更低。2015年，英国大选的投票率仅为66%。18至24岁英国青年选民的投票率近十几年来更是一直徘徊在40%左右。即使是2016年6月的脱欧公投，英国选民的参与率也不过72%，表现出选民参政热情的低下。另一方面，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欧洲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主要执政党采取一些措施以增强经济活力，比如削减公共开支、放松劳动市场管制、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等等。但这些改革并没有给中低收入选民带来实际利益，他们的不满情绪在增加。与此同时，难民问题越来越困扰欧洲，欧洲国家族群矛盾日益尖锐。受历史传统与现实体制多重制约，传统的主流政党不敢公开对外来移民采取严厉限制性措施。这引发很多选民的不满，为民粹政党在欧洲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从政党自身来看，激进政党与右翼政党比传统政党采取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展开政治动员、促进政治参与、组织政治行动，其行为模式与传统政党有很大不同。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就否认自己是政党，声称没有资金、组织、意识形态、办公地点，主要靠创始人喜剧明星格里洛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支持者投票。“五星运动”的宗旨，如水资源公共化、可持续交通、可持续发展、免费上网与环保主义。反欧洲一体化且反移民，对中下层选民尤其是青年人有很大煽动性。从这一点来看，欧洲激进政党与右翼政党壮大是欧洲民众对国家现状不满的一种表现。欧洲政党格局的变化给欧洲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这其中就包括很难产生深孚众望的领导人。主流政党连顺利上台执政都变得更加困难。比如，2017年德国议会选举中，联盟党虽保住议会第一大党位置，但得票率大为下降，组阁遭遇困难。其他国家主流政党也同样受到激进力量的冲击，人们期盼产生一个执行力强、内部更为统一的政府，而实现这一点的难度却在加大。在僵化的选举体制下，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们变得更为保守。因为怕流失选民，少有政治家敢于执行鲜明、坚定的政策主张。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容克曾说，每个欧洲领导人都知道该怎么改革，但谁也不知道改革之后如何再次上台。对欧洲主要执政党来说，靠“中庸政策”上台实属无奈之举。激进政党与右翼政党的一些主张强化着人们反开放、反一体化的倾向迫使主要执政党更加谨小慎微，欧洲政党政治的这一状况对内制约着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改革而对外限制着国家采取开放政策，进而不利于这些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1世纪的“地球村”公民们似乎越来越迷信民主唾弃威权，歌颂法治批判人治，偏偏政治离不开人治色彩。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强势带领“小红点”在夹缝里生存发展，备受争议却交出亮丽的成绩单。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拉惹勒南说过，“李光耀要的是人们的尊敬而非爱戴”。人民的“爱戴”是民主“必备条件”。眼下哗众取宠的政治，已成了时尚潮流。领导渴望威权，民主弱化领导力，这就形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君主制时代，皇帝威权无限大，偶有英明领导创造历史流芳百世。俱往矣！探讨如何在民主与威权之间取得平衡点乃当务之急。强大领导力带动中国创造辉煌成就，却被普遍质疑政治体制的正当性。也有人认为，中式民主符合中国实际，但想学学不了。什么才是正常的体制？西方列强向全世界渲染“大社会小政府”模式，认为这是民主带领现代文明社会的唯一途径。大社会能向小政府施压，人民随时能罢免“小政府”，结果领导国家的“脑袋”越变越小，政治无为，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目前人类社会已有四种政治领导模式：一是民主英明式；二是民主平庸式；三是独裁英明式；四是独裁平庸式。君主制几代后最有可能产生独裁平庸，独裁英明属于偶有佳作。民主英明最理想，可惜现实令人大失所望，民主制已“误入歧途”，产生越来越多的平庸领导。国家发展后，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管理者的素质一旦不升反降就“尾大不掉”。这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遇到的问题，尤其是美国。人生如战场。战斗要有发号施令的指挥员，如果总司令丧失威权有责无权，这场战斗必败无疑。百年变局显示，“民主与威权”有必要重新审视，通过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国家社稷苍生谋取利益最大化。从大英帝国到美国霸权，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他们高超的包装设计与推销，把民主标榜为各国政治制度的典范。如今世局之乱源来自美国，美国之乱源来自政治。美国执政者的素质无法配合国家发展需求，治国无能还搅乱世局，到头来只有掩饰尴尬、输出问题。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亨廷顿曾断言：“李登辉的台湾民主会天长地久，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会政息人亡”。小政府大社会是历史的终结吗？事实是强大领导力足以化腐朽为神奇，领导无方则家财万贯转头空。美国的国会山闹剧就是因为愚蠢政府效应，坚持“大政府发展大社会”才是正道，而“中庸之道”应能在民主与威权之间为良治善政寻求最后答案。一旦不再单纯从民主或威权评估政治而是从政绩的优劣为政治分类，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就会有质的改进。
中庸之道倡导的德性政治思想不仅是一以贯之的儒家政道传统，其当代审视有必要与外部经验对观。西方民主政治“政治衰败”问题的解决有必要借鉴外来理论，尤其是中庸之道作为“政治衰败”问题的解蔽与政治次序理论的补充。第一，由“中”到“和”，自觉约束私利逻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思想并不是遇事妥协与做事折衷，而是要求人们明德修身与道德自律，更应明白“和而不同”的道理。孔子曾说，“乡愿，德之贼也”。孔子阐发了仁者爱人、义者利人的处世之道，提出了作为“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八德”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教导人们恪守“中道”的训诫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潜移默化地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与民族性格。对待任何事不加分别，统一采取妥协主义的态度，这不是道德的行为，更会损伤社会公理。反观西方列强的历史轨迹，思想启蒙之后人民的自我意识得到高扬，利好在于人民勇敢地拿起武器来反抗专制与社会不公，建立起了自由民主政体；弊病在于民主社会离不开公民对利益分配与政策法规的合意，但公民们以纯粹的私利逻辑做出的选择难以达到真正的公平与正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与期望日趋多元，表现在他们的政治诉求上更为千差万别。如果人们还是无法以公理与正义去适时约束自己的私利逻辑，那么只会造成诸如前文提到的“否定政治”“利益交换”“依附主义”等老大难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正是在于西方社会缺乏对个人利益的合理约束。基于此，“和而不同”才是正解。以“中庸思想”或“中道理念”为主旨的道德教化不是要取代政治制度本身发挥效力，而是力图使人们清醒认识到纯粹的利己主义只能得到盲目对立与混乱无序。牟钟鉴认为，中国历来的德性传统是丰富宝贵的，“政治上为政以德、民生为本、礼主法辅、用贤纳谏；经济上见利思义、惠农扶商、开源节用；伦理上亲慈子孝、诚信为本、礼义廉耻；外交上讲信修睦、礼尚往来、仁者无敌；民俗上因俗而治、神道设教、华夷一家；国格人格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人生上修己安人、仁智勇兼修、以天下为己任”。政治无德性作保证则无法达成合意，更达不到社会和谐。只有从矛盾对立转换为“和而不同”，从个体的“中”走向群体的“和”，自由民主的制度优势才不会成为它的问题本身。第二，由“庸”而“礼”，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君子慎独”是孔子提出的君子对“庸”道的体认，是做到“不易”的方法，即在别人也无法看到知道的地方仍然做到合乎“礼”的规范。彼时的“礼”便是当今社会的社会规范，只有以“庸”道挺立起道德主义意识，社会规范才能为人遵守，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人人都有追求自己人生目标的权利，但前提是我们的努力要既有益于社会与他人，也使自己过得有尊严、有意义。从个人层面来看，中庸之道不只是遵守德性，更是个人在人生实践中的方法论。君子素其位而行，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践，行乎贫践；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侯命，小人行险以侥幸。个体是社会的细胞，没有每一个微小个体的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心，整个社会机器就无法运行。我们不可能再效仿孔子昔时尊崇之周礼制度，但有必要重视并传承孔子提倡的“克己复礼”式的自省自觉的道德修养态度。中庸之道强调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约束私利逻辑、维护社会稳定，同时指出这些自我约束应出自人们的道德自觉而非外在强迫。传统儒家在道德修养工夫中坚信道德自觉的根本性与重要性并主张“内圣外王”的路径，是以人的道德自觉自律（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作为其参与社会活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这一理念在当今社会能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对其自身现代价值落实问题的一种回应。传统儒家的德性智慧足以回应自由主义无法自我解决的当今社会的治理问题，现代社会离不开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现代性精神，更离不开道德自觉、行为自律的“君子”式公民群体。牟钟鉴人亡：“中和之道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多元、包容差异、行事稳健，它能保持与推动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丰富性、交融性的健康进程，能避免文化威权与极端主义带来的灾难。”从回应福山政治衰败的困惑，到探索社会治理中的借鉴意义，中庸思想显示出它震古烁今的强大生命力。福山的自由民主制度还没有走上“穷途末路”，只是受制于体制内部无法自愈的“遗传病”，“药方”之一就是凝结了中庸之道的东方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协商民主的思想渊源，比如中庸之道里的求同存异、达到共识、博采众长的协商民主精神。中国共产党自完成长征以来就在同其他党派团体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过程中形成了协商民主思想，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后，为了打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创造性地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在政权机关的成员构成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源头。试看当年延安边区政府的全民普选，识字的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的采用投豆法、烙票法、举手法，等等。边区举行的三次选举，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畴，但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势所趋，是当时中国最民主的选举制度，因而受到边区群众的全力支持，参选比例也逐次上升。第三次选举正值日本投降，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参加选举的人数占到全部选民的82.5%。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权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三三制”政权无疑是空前的。在“三三制”的旗帜下，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实行真诚的民主合作，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同心同德推进全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陕甘宁边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由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阶級、阶层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体制之先河。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党各派、社会各阶层都有同等的说话机会，各界利益表达渠道顺畅，反馈及时。延安时期就有党派成员进入陕甘宁边区，如救国会、农工党、民盟，一批党外人士（如李鼎铭、贺连城、霍子乐、白文焕）担任参议会与边区政府领导职务，大批知名民主人士（如梁漱溟、陈嘉庚、黄炎培）来到延安探讨救国之道。在寻求民族解放的战火硝烟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与无党派人士建立了彼此尊重、互相信任、密切合作的亲密关系。按“三三制”原则在抗日根据地建立参议会与政府，多元利益主体以自愿平等的方式加入参议会与政府，各阶级各阶层都能有效参与政治，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尽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凝聚力量。在司法实践中，“马锡五审判方式”一个重要原则与方法是依靠群众，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在经济战线上，边区政府召开劳模代表大会、“群英会”，广泛听取他们对发展生产的意见建议。在文化领域，毛泽东亲自邀请他们座谈讨论文艺、教育等问题并召开文艺座谈会，在充分协商讨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共产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有力地促进了边区教育、文艺、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在军事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与留守兵团，相互沟通相互尊重，协商开展“拥军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延安成为“双拥”运动的发祥地。西北局、陕甘宁边区还加强与党外人士的密切联系，举行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等等。加强民主党派民主协商能力建设，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原则而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的法治化、科学性要求，又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如何进一步强化民主协商能力建设之实效？第一，坚持“和而不同”，不断强化协商民主中的自主性与大局观；第二，坚持“贵和持中”，严格遵循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与方式方法；第三，坚持“仁爱辞让”，严格遵循协商民主的基本立场与路径要求。
以中庸之道弥补民主政治与威权政治的缺憾，在“协商民主”与“一人一票”之间弘扬“宪制文化”大有裨益。宪制文化是能吻合中庸之道的：第一，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商品经济打造出的庞大中产阶级是宪制的社会基础，尤其是亚里士多德高度评价得中庸化中产阶级，“大家既然已公认节制与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附有的善德就完全应以‘毋过毋不及’的中间境界为最佳，达到这种境界的最能顺从理性，趋向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城邦应由“相等而同样”、“互相友好”的温和的自由人（中产阶级）组成，“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渴望稳定。”如果“有些人家产巨万，另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或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至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第二，构建多元化政治格局。宪制承认社会中多种群体的存在、甚至每一个人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价值，各阶级阶层和平共处的关键是各方力量的平衡；彼此有矛盾但不是你死我活，不会逼着人站队“姓资姓社”，而是有多种选择，包括不选择，公民都有充分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政治上有不同的利益或观点的特定人群能竞争（选举），但不走极端鼓吹暴力。宪制允许各种声音存在，各种意见交流（表达自由），不搞一言堂。对政府有支持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还有模棱两可的声音；支持的声音里又有绝对支持的、基本支持的、凑合支持的等多种情况，反对的声音也有激进的反对、温和的反对、含糊的反对等复杂情形，还有不理不睬不发声、保持沉默的某些群体。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完全拥护，社会就会走向政变或革命；一种声音总是居高临下，不能与其他声音平等对话协商，社会格局亦是失衡的；如果主流声音为两极，针锋相对，一个捧一个骂，其它声音都被掩盖，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社会到处是不满、牢骚、怨气，这个社会有可能矛盾重重、积重难返，此时最重要的是耐心细致地梳理乱麻，一环一环地解扣，切忌愚蠢地掩盖，简单生硬地高压或图一时痛快地彻底砸烂。宪制承认各种团体、各种意见的合法存在，倡导各种群体互动，平等对话，协商办事，宪制大厦的稳定在于有各种力量的平衡，不是一边倒，也不是两极对立。第三，法律与政策注重各方面均衡发展。政府制定政策应尽量照顾各阶层利益（共和），政治上不能以阶级出身或思想观点为界划出“另类”，专门剥夺某一类人（如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走资派）的权利或利益；同时遏制富户豪强对社会的垄断与掠夺，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基本人权，扶弱济贫，社会以稳定温和的中产阶级为主流，既反对杀富济贫，也反对贫富两极分化。国家不片面追求经济指标，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衡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彼此都要受宪法与法律制约。第四，争取权力与权力的平衡。中庸之道不把任何事物绝对化，五行相生相克，任何一行都不是最高的，都是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之中，都与相应的其他几行构成相生（扶助）或相克（制约）的关系。权力间的相互配合是相生，相互制约是相克，只相生不相克，即只配合不制约，会导致权力膨胀；只相克不相生，即只制约不配合，易导致权力瘫痪。每一种权力都有利有弊，因此对每一种权力都要有扬其长避其短的制度约束。这种制约与被制约的力量应大致匹配，制约不足将难以驯服权力，制约过头将发挥不出权力的应有作用。对强悍的行政权，不仅要有议会的积极监督的束缚，而且要有法院的司法审查的牵制。历史证明仅有道德、舆论、民心、天意这些制约是不够的，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实现权力的平衡，这种平衡状态才能真正借助权力的正能量实现权力体制的中庸之道。第五，争取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宪制反对弱权利、强权力的体制，也反对强权利、弱权力的格局。宪制社会中公民享有广泛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为公权力的行使划出了禁区，对防止公权力的扩张、蔓延起到了阻却的作用。但这并不表明宪制就认为权利越多越好，宪制同样反对大民主或无政府主义，权力不是被限制的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政府不是越软弱越好也不是越强越好，权利与权力平衡才好。第六，争取自由与节制的平衡。人人天生向往自由，但自由不能越界，不能为所欲为，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自由要以不妨碍他人为前提。儒家礼教过于压制个人自由，过于追求和谐、追求无讼只会导致虚伪，过于隐忍谦让只会导致放弃权利。个体自由的要害是其界限，要把握好“度”就不能完全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控制（德治），修养不同对“度”的把握也会有所不同，更不能靠某个单位、某个领导控制（家长制），要对人民选出的立法者确立普遍适用的法律条文加以规范（法治），只有法治能保障自由不被滥用。第七，争取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权利义务关系多是“双方”关系，也有多方关系，这些关系也要在大体上平衡。不是有人有权利无义务而有人有义务无权利，也不是有人权利多义务少而有人义务多权利少。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势必排斥特权，更排斥平均主义。
政治体制改革奉行中庸之道，有三种历史教训务必引以为戒。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文化的熏染下，中庸思想渐渐被理解为模棱两可的和稀泥、随意妥协的老好人，凡事不冒头不冒尖、无原则、左右逢源、滑头狡诈的处世之道，等等。第一，不作为假作为慢作为，较之于乱作为更难识别。鲁迅说过：“中国人是最讲中庸的，你要说凿一扇窗户，他们是万万不同意的，但倘若你说把房子拆了，他们就会急忙来调和折中，同意凿窗户了”。鲁迅认为中庸思想调和折中，不讲原则。是中国人的劣根思想。在官场更是讲究中庸、枪打出头鸟，鲁迅总是一语道破：“一大群官员，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履薄冰、混在官场上的似更如此，戴着‘礼仪与人情’的高帽走着走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依旧做官，明知有些‘不妥’，可谁也不肯从他这儿做个‘戎首’，自然也不想做‘最后’，就都‘中庸’着，一代一代地迈进新时代”。基于官场的中庸与不作为，鲁迅认为，儒家至后代已变成专制政治的帮凶与求富贵的敲门砖，仁义道德变成了吃人的理智。第二，墨守成规，不敢或懒于创造。如果什么事都力求中庸，这个社会是没有生气与创造力的。那么国家就会停滞不前。知足常乐的中庸之道让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看看最近美国限制华为事件，就是因为好多零件国人造出不来而被人抓了短处。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从古至今都存在或明或暗的竞争关系。你韬光养晦时，别人在奋发图强，你发现差距并打算追赶时恐怕为时已晚。普通人“中庸”之后很容易就废了，既没有自己的个性又没有特长的一面，整天在人际关系中游历，人人都变得几乎一样，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独处时的创造力。在中国，正是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代，这也就导致了中国人在玩理论科学时缺乏创新的一面。第三，玩弄原则，不敢或懒于较真。碰到这种情况的多数宁可花几百块钱息事宁人，没必要再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纠缠不休于“小不忍”。在公共社交场合，现在的德国人非常拘泥形式而不擅长幽默，一板一眼正襟危坐，做事谨慎小心，一切按规矩与制度行事。不像中国大部分人都是得过且过，遇到有不同意见的情况这个也不敢辩论那个也不敢说不好。
中庸之道讲究得饶人处且饶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处世就得难得糊涂。自以为是旷达、洒脱，但其实这种人往往会因为不敢较真而助长恶人的气焰，也把自己的道德底线无限拉低。较真的正人君子不是心胸狭窄，而是一种求真务实的处事态度，比如在政治体制顶层设计上奉行有道德底线的中庸之道。
【文/陈俊杰，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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