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朋友眼尖，发现以往报告中的“和平统一”措词拿掉了“和平”俩字，于是在这俩字上做起了文章。
国家为什么要拥有军队？可以不要吗？
我想没人会傻到直接这么问，可如果转弯抹角一下，也许不少聪明人会做出肯定回答，比如在两岸统一问题上放弃武备。是的，转弯抹角一下许多人会如此回答。
可以抽象的提问题，也可具体的提问题，可以抽象的回答，也可具体的回答；事实上抽象的回答，既使转弯抹角也不会有人说“国家不需要拥有军队”，那真是傻蠢到极点，但在具体针对两岸统一问题上，他们简直比“国家不需要拥有军队”还要蠢。
同样的蠢，也可施加到和平手段的运用上，他们对政府文本阅读的简单化，简直到了“国家不需要拥有军队”那般程度。
在“和统”与“武统”关系上总存在二选一的绝对化倾向。“二选一”原本也正常，一个国家总存在不同的声音，既有鹰派也有鸽派，有主战有主和，哪种声音占据主流，那应根据内因和外因以及他们的关系变动而定，随时调整，切不可一定而终；但是万般不离其宗，无论怎样的“调整”都应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整体意志，如果没法做到这一点，纵有万般机会也会流失殆尽。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否就是这个？
我看有点象，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和统”或“武统”的二选一，而是人民意志的流失。无论“和统”还是“武统”，不必再论证了，已论证七十多年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两岸从此分裂，一晃七十多年过去。期间既有“武统”声音压过“和统”的，也有“和统”压过“武统”的，该论证的都已论证到位，现在面临最大问题是人民意志的流失。
一旦人民意志流失，看“武统”则“武统”不顺，看“和统”则“和统”不顺，看哪哪不顺，看谁谁不顺，且都能论证到位。理论味十足。
是的，既非“武统”亦非“和统”之争，而是人民意志在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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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经常谈，但从未有过专题，好难的话题，更不是针对两岸统一，只是涉事有所感悟泛泛而谈。
近几十年国人逐步接受一个看法：中国文明进程里存在一个显著有别于西方历史进程的现象，也即一治一乱“周期律”（或“周期率”）现象。以前我们这代人较普遍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进步”，而现在较多思考“周期律”现象及背后更深层复杂的原因――当然包括阶级现象，阶级斗争当然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期律”表现在政治领域，但却决定着国家和文明大势，在文明的每个层面和细节都有所投影，在文明进程的每个细节存在许多伴生现象――比如一个重要伴生现象是：民族意志由“强烈”到“疲弱”的循环往复变化，我们坊间喜欢称之为“一代不如一代”。
在每个新朝代开始的最初（一般大致在50～100年之内），整个民族意志保持着高昂，意志强烈，民族性可彰，有时看上去国家经常处于动荡态，但是国家政权恰以这种方式保持存在；过了这段时期，也即过了50～100年之后，整个国家外观看似处于超稳定态，但是一个微小扰动（社会动荡）就会使国家解体，也即触发“周期律”的发生――他背后的机制就是：民族意志由强烈到疲软的滑动。
这就是经常困扰史学界的中国现象：中国社会经常动荡不断，但又经常处于超稳定――这两个极端对照是相比于西方历史而言的。这背后的机制就是民族意志由强烈到疲软的流动
过程。
是的，民族意志疲软到一个奇点，一个微小扰动（社会不测事件）就可使国家解体。
这种“意志强烈”或“意志疲软”都是指一种极端呈现，他既是“周期律”的结果，又是“周期律”的原因，他是“周期律“的伴生现象。中国正史（比如二十四史）以及民间野史经常观察到一个现象并记录下来――“意志强烈”与“意志疲软”交替轮现现象，古代易学家和道学家经常用“阴盛之灾”与“阳盛之厄”描述这个现象。
这俩群体既是古代中国的医师（巫医），也是观象治国的巫师――所谓大医医国，他们医人治国几乎用同一套“阴阳”、“五行”术语――所谓“天人合一”。今天我们可以扩展视野看待这个问题，他是真实客观的：
比如印度河流域诸民族包括如今的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德干高原等，他们漫长历史上很少自己建立过政权，大都是由外族（雅利安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盎萨人）通过喀布尔山口长驱直入殖民移植而来的政权，他们自己似乎永远处于星罗棋布邦国林立的原始部落态。我们很可以直观观察到，这些地域本土居民性格普遍呈现“意志疲软”。
意志疲软与建立国家困难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有人不认可――正如有人不认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当然绝大多数史学家认可这一说法，至少他是一个极重要的参量。我在自己的文章中，经常把我们汉族“周期律”伴生现象中呈现的“意志疲弱”称之为“类印度”现象。
事实上“类印度”现象在亚欧大陆偏南区域普遍呈现，轻重缓急强弱梯度不同而已，亚欧大陆偏北区域民族意志普遍强悍，由北而南建立殖民政权是个普遍现象，至少纪元后两千年间被普遍观察到。
是的，中国文明进程中“周期律“所伴生的“类印度”现象不可忽视。最近十几年我们媒体界朋友总是聚焦在娱乐界的“娘炮”现象，我本人经常用的措词是“男性雌化”或“男性不彰”，我们左翼群体又经常将之归咎于资本恶性；但我亦有不同看法，这个现象应该把他归入“周期律“伴生现象中更大的大势看，中国不存在外部殖民政权，都是本土产生，但确实存在“类印度”现象，这是不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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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中国社会的“类印度”现象，并不是消极无奈的顺天无为，更不是教唆亚欧大陆南方人民接受北方的无理统治，而是积极有为的应对，特别我们近代引入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和先进理念，可以看到实际的可能，这也正是今天我撰文的目的，正确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正是为了践行这样的目的。这很重要，这有赖于民族精神和主体意志，这个不到位，到哪儿哪儿也会有失偏颇。
不在“武备”和“文攻”的二选一，而在民族意志的优化和强固，不强不弱恰到好处，马克思主义正位下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器物建设、制度建设和精神建设达到这个目标。
【文/道一人，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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