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同志的《千万工程不是造点！解读2024年中央1号文件》是一篇结合1号文件对乡村振兴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不错的文章。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从实际指出问题，而不总是从理论上看待问题， 它没有知识分子的文章那种夸夸其谈、高谈阔论的文风，它在反对党八股方面值得学习。
1号文件想用千万工程的经验来推进全国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然而，实践的结果有些经验却是连浙江的临省都没有办法学，甚至连浙江本省都不能普遍地学习。这个实际情况说明什么问退呢？一、离开本地的实际比葫芦画瓢、死搬硬套不行，这无须多讲；二、浙江的“千万工程”高大上，其他地方没有条件学。这也无须多说。
这些实际问题，反映出什么认识问题呢？1、点和面的辩证关系问题；2、特殊和一般的辩证关系问题。
1、点和面的辩证关系问题。搞点的目的不是为搞点而是为取得经验后向面上推广，功夫在推广上，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农村改厕，开始是号召改沼气池，人们呼呼地登记，等一说真改需要多少钱，人们又呼呼的退了。后来又说改更先进的厕，人们呼呼地登记，等一说真改要花比改沼气池更多的钱，人们呼呼地退得一干二净、看来，推广点上的经验还真上讲究。就是要讲究辩证法。推广的事情，一农民要有意愿。二农民在经济上能够承受。二者缺一不可。2、特殊和一般的辩证关系问题。人们把个别和特殊当做一般，认为浙江能做到的事，全国其他地方也能做到。这些人不知道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的道理。他们不花大力气分析、研究个别之所以成为个别的原因。浙江的农民可能比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民富，其前提条件就是“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是全国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你学它想富但达不到它这个条件，你就富不了。政策制定者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而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把浙江“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看作是全国农民共同富裕的共同规律，把组织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达到共同富裕的规律抛诸一边、不予理睬。大寨大队是以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利用10年的时间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稳产千斤的海绵田，但1963年一场洪水又把大寨人 10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但是，大寨人在灾害面前没有低头，在困难面前没退步，生是把倒在泥里的一棵棵庄稼扶起救活。这要付出多大的耐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啊！大寨人境界高、志气大，遭大灾绝不要国家一分补助，秋后照样分粮、分红、缴公粮、卖余粮。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境界，也是全国劳动农民的形象。请问：大寨人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靠 “以城带乡” 来吗？靠“以工补农” 来吗？都没有。几十年以来的实践证明：推进乡村振兴不能依赖“以城带乡、以工补农” ，还必须发扬有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从全国城乡总体来看都不富裕，像浙江那样工商业发达而富裕的省份并不多，因此，“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来振兴乡村、达到共同富裕没有普遍的意义。就像“先富带后富”那样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一样。
2、特殊和一般的问题。土地问题成了“三农”问题的焦点，土地流转成了土地问题的焦点。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三农”问题就永远无解。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造成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流转。制定土地流转政策的人是一些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只看到土地流转给土地经营者带来方便，却没有看到土地流转这个口子一开乱象丛生、不可收拾。1、土地兼并。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就能流转到500亩土地，流转多的呢？就可想而知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兼并就必然造成农民破产。2、造成非农非粮化。鼓励工商资本下乡，主观上是想让它们为振兴乡村出把力，结果，它们把几百亩几百亩的地栽上经济林，或搞上大棚、养鱼池、滑雪场、旱冰场等等，把生态搞了个面目全非。3、造成新的矛盾。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大量土地流转到种粮大户，从根本上侵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去年“抢大户”现象，应当给党和政府 敲下警钟，农民的利益被种粮大户侵占了去，农民就想方设法地抢回来。这个矛盾必须解决，解决的办法是：把大量流转的土地，分给分地不均、人多地少的农民，如果不取消土地流转，这个办法就要形成一个制度，只要有流转的土地无论多少就都要分给人多地少的农民。现在农民土地的占有量不合理，农民有意见。只有限制种粮大户的土地占有量，才能遏制住土地兼并的势头。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决不能使矛盾扩大化。人们所看到的都是特殊的事物，特殊的现象，特殊的问题，辩证法告诉我们，应当从许许多多特殊的矛盾中，找出存在的一般的矛盾来，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循环往复地进行分析研究、对症下药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然而，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不肯花功夫调查研究，以致使土地流转政策执行得不严整、不完善。
笔者再谈谈农业补贴的问题。毛主席说，办任何事情都要想到它的反面，哪怕是一个动作都要想到它的反面。补贴，有它的正面和反面。几十年以来的实践证明；补贴的反面显得相当刺眼了，每年亿万的农业补贴，起到什么作用？化整为零不能干大事，就等于浪费。过光景的农民都知道（知识精英们绝对不知道）一百元的一张大票儿，会当家的死活不肯换开它，一旦换成零票也就很快把一百块花完，如果硬不花这一百也就省下了，各个方面也不显受影响。如果我们的国务院总理像一位会当家的老农妇那样，每年会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攒好几万亿人民币。那才是会过光景的好总理呢。我老早就建议国家，把给农民零儿八三的补贴不发给个人，集中起来办大事，如给农民买农业机械，农民自己有了农机，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同样是哪些钱就发挥了大的作用。
现在的掌管农业的党政干部，眼界狭小又缺乏辩证法，解决"三农”问题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农民认为：什么地方庄稼长得好，什么地方穷。这个农民懂得辩证法。长江三角洲地带，农民撂了荒都去外头挣钱，有什么不好？有些人害怕起来："这还有人种地啊！”他们就不知道：去了穿红的还有穿绿的。有的是人种地。把撂荒的地分给留守的农民们，他们不要无偿地给愿意种地的人。像我们这里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运输都是老人们能开的三轮车，一个六十岁的农妇种30亩地闹着玩儿似的，一年挣上三万多块钱，还不是好事吗？以后大多数农民进城成了市民，剩下的农民就一定能成为富裕的农民。现在我们每人一亩地，到城镇化，我们就可能每人20亩地，一家人种上四五十亩、七八十亩地，还不是美滋滋的事？ 只要不叫工商资本下乡胡折腾，不叫种粮大户兼并了土地，党政干部多点辩证法，少点主观主义，把政策搞得挺公平合理的，中国的农村就大有希望，中国的农业就大有希望，中国的农民就大有希望。（2024 年2月7日）
【文/吴尚达，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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