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了《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3年的2.7％放缓至2024年的2.4％，低于疫情前3.0％的增长率。
报告还称，利率持续高企、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贸易疲软、气候灾害增多，给全球增长带来巨大挑战。世界经济负债累累，同时还需要更多投资以恢复增长。
报告分析，2023年全球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但这掩盖了短期风险和结构脆弱性问题。在世界经济负债累累的情况下，还需要更多投资以恢复增长。
关于中国方面，联合国经济展望报告称：
中国的经济复苏面临阻力。2023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增长5.3%，有所回升；但由于房地产行业疲软、外部需求减弱以及贸易局势紧张，2024年的增长率可能放缓至4.7%。
世界银行预测我国经济正在面临挑战，他们预计2024年和2025年中国的GDP增速将分别降至4.5%和4.3%，反映出我国经济在短期内的阻力和长期的结构性制约。这些制约包括债务水平、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失衡。
德意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熊奕表示：
“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将是决定未来走势的重要因素。”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在逐渐复苏的同时仍然需要增长动能。该机构指出，中国经济目前的运行状况落后于增长潜力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若要恢复至4.5%至5%的潜在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自身存在修复需要。产能利用率、劳动力市场及信贷需求的疲软，兼之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均指向了2022年来持续至今的负向产出缺口。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长期低迷和通胀率下降引发了了消费者支出、企业利润及其对未来预期转弱等一系列连锁效应，使得经济周期性反弹尚未出现。而过去一年来外部需求的转弱和财政支出增速的下降亦阻碍了经济的反弹。只有加大宏观政策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
虽然以上预测显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情况会变得更糟。最乐观的预测表明，中国经济有望实现稳步增长。
然而在对前景持有乐观态度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道是“凡事都要从最好处努力，从最坏处着想。”这样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我们要戒除盲目乐观思想，冷静和理性的看问题，这样才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重磅预测】2024年我国经济迎来平稳复苏，乐观前景可期！》然而看过后，总觉得文章内涵浮浅，盲目乐观，因为此文为论点做支撑的论据没有说服力。
此文对前景乐观的论据是：
“消费升级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将为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人们对高品质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加。服务业将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为就业和创业提供更多机会。”
我认为这个论据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没有提高，谈何消费升级呢？高品质和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是需要钱来支撑的。
不能一味地唱喜歌，泼点冷水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冷静地看问题。
问题是，2024年之前的20年国内的消费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方面，而这种用一个家庭30年收入来购买的消费是不可持续的。一个人能赚钱的最好的时段也就是30年，然而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消费大众一股脑把30年的收入都提前花光了，有的还是透支欠债购楼，余下的时光只能做省吃俭用的房奴，哪还敢有什么高品质和个性化消费升级的奢望？
国家花大代价刺激经济，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截止2023年底，我国的货币总量已达300万亿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量了高达12.59%，在短短23个月的时间里，广义货币M2余额就增加了64.6万亿元，市场上新增流通货币接近2019年GDP总量的一半还多。就是说，飞转的印钞机增印出64.6万亿人民币。如按中国人口十四亿来计算，目前中国的人均货币存款量已达21万人民币。
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战争频发，美国和欧盟面临着高通胀，以及经济衰退的风险，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所导致的世界范围经济低迷背景下，中国经济也无法置之度外。特别是整个西方对中国施加了许多贸易限制，导致中国外贸出口受阻，外向经济的产能输出淤堵，内外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目前中国进入经济低迷的周期。总体来说，2023年我们中国的日子不好过。
为了对冲经济下滑的冲击压力，央行推出了强有力的举措，大举增加货币供应量。如按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此庞大的货币发行量可以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推动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量超发货币刺激消费的效应并不明显，物价、股价、房价和人民购买力等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这意味着以往百试百灵的货币调控政策出现了未曾经历过的挑战。
令人惊叹的是，如此多的超发现金流入市场，竟然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投入水中的巨石，所产生的回声并不大。按照以往的经济学理论，这种高额的货币超发预示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特别是在居民的购买力下降，消费热情降低的情况下，则会极大的提升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换句话来说，就是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大于人们的消费水平时，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通货膨胀产生的条件。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在我国出现。
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出现了下滑，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2023年一季度，由于市场对于经济复苏的预期高企，叠加经济数据在基数效应带动下一度冲高，当时众多国际机构将2023年中国GDP预测调整到了6%以上。
中国的物价水平在2023年下半年环比都是下降，一般情况下，物价水平温和上涨，是代表经济处在热区。去年中国工业采购指数环比持续下降，这意味着许多工厂已经进入了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这种下降意味着通货紧缩，并且造成企业裁员失业增多现象。
通常政府向市场注入货币最基本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购买商品或者服务，第二种是购买金融产品，直接注入金融市场。第一种是所注入的货币进入了实体经济市场，第二种却是所注入的货币在金融市场上空转，因此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作用。
由于经济过冷，政府低息贷入企业的钱要么趴在账上，要么被企业高息存银行变成超额储蓄，这些启动资金持续在银行体系里面空转。形成企业家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投资，老百姓不敢放手消费的态势。就是说，钱并没有流动起来。有经济学家预言，艰难的时刻才刚刚到来。这种唱衰当然是言过其实，但是目前中国经济所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也是事实。
现实是，普通人的收入几乎没有明显增长，甚至有人觉得生活越来越吃紧。尽管央行大量印钞，但这些钱并没有流入普通人的口袋。这一点在很多人的生活体验中得到了印证。
理论上，新增的货币应该会进入消费市场，从而推高经济热度。如按一般的想法，货币总量的增加应该带动经济发展，从而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到财富增长的红利。
产生这种预期之外结果的实际脉络应该是，超发货币的流向通常并不是普通消费群体能够进入的领域，所以无法直接从中获益，因此普通大众感受不到个人财富的增长。
有专家认为，“这背后可能有多重因素所导致。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大量的新增货币并没有流入消费市场转化成消费者投资，而是被用于各种投资和基础建设重点项目。这些项目通常需要较长的周期才能转化成实际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流入了金融市场或其他高回报的投资领域。因此短期内普通人可能感受不到货币超发所带来的经济提振。
投资的基础建设重点项目，不仅包括传统的交通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铁路和桥梁，还包括新型基础设施如5G网络、数字经济，新能源项目和智能城市建设。这样的投资一方面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如建筑、材料和工程服务等的发展。
还有一部分资金被用于企业的研发和创新。
为了提升我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政府通过各种补贴、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
这其中包括信息技术、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和高端制造的研发项目、人才培养和技术引进等等多个领域，目的是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这不仅能够增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还能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这些项目通常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和长期维护，因此它们成为了注入资金的主要“蓄水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量的新发行货币并没有直接流入消费市场，而是被用于这些长期项目。
尽管大量的货币发行并没有直接进入普通人的钱包，但这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被有效地用于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从长远来看，这些投资最终将转化为经济增长，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
但这一切都得需要通过时间来孵化。毕竟货币并不是直接印出来就能发放给每个人的，而是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经济循环过程。
然而时不我待，大规模印钞对经济所产生的刺激作用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效，长时间的经济低迷持续会严重损害我国的经济。那么我国还能寻找到能在中短期内产生效果的其它刺激消费的手段吗？
这要首先从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指标差的根本原因上寻找答案。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增发货币的结果是驱动差？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因为疫情造成的特殊局面。需求萎缩和消费信心下降，使得消费群体手里的资金无法流入实体经济中进行循环。
疫情期间，不少企业被迫停工停产，砍掉或缩减非核心业务，上下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消费需求也出现大幅下滑。
低层民众担心自己的工作和收入不稳定，所以消费观念起了变化，消费热情降低，不敢随意花钱，并且选择为未来打算而把挣到的钱存到银行，家庭消费大幅降低开支，除基本生活需要外，能不买尽量不买，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当百姓把钱存到银行后，这些钱基本上失去了进入市场的机会，尤其是那些被存成死期的钱，这种“流动性陷阱”使货币扩张效果大打折扣。
如何打开这个“死结“？当然是从提高人民的购买力和消费意愿入手。
中国的实际消费主力大军是中低层民众，只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消费群体被盘活，中国经济才会在短期内出现新的高增长契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
因为假设如果货币主要流动的指向是高收入群体，市场中真正用于商品流通的货币就会减少。因为高收入群体中的企业主和商人也是人，他们再高消费，也不能一天吃一头猪，穿十件衣服，躺十张床。他们顶多是拿出比消费者稍微多点的货币买东西，而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放在了银行，或者买了一些文玩字画这些保值的东西沉淀下来。
货币的本质就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大众消费才是流通运转型消费，所以如果宏观货币政策指向出了问题，就会出现指地不打粮的现象。因为没有中低层基本大众的消费，企业主既使获得了政府启动资金的注入，他也不敢冒然的扩大生产，因为结果将是越干越亏。仅凭这个结果，就会导致整个生产流通链条断裂，所以促消费的举措一定要方法用对。
事实是，虽然我国的发行货币总量已达300万亿人民币，平摊到每一位国人身上，人均货币存款量已达21万人民币。但是这种存款量不是真实的，因为我国目前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披露：
“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相应比例为1.4%，贫富收入差距为32倍。”
这还是19年前的统计数据，而现在这个差距更是扩大了。
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是，460万富人占有67.4%的财富，13.22亿人仅占7%的财富。即，占人口总数0.35%的富人占有67.4%的财富，占人口99.65%的中低层民众仅占有7%的财富。
这组数据表明，“顶尖断崖式”贫富分化已经在中国触目惊心地出现了！
从存量财富的占有来看，一方面 是拥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阶层，另一方面存在着所占财富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 壁”的困难群体。这种情况的出现，致使低收入人口群体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之外。普通民众的收入停滞不前，而利润和高管薪酬却在飙升，致使社会重新产生阶级矛盾。
从增量收入来看， 大款大腕们不费吹灰之力一年收入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元以上，而广大弱势群体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万倍。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国所发行货币总量中的大量的资金沉淀下来了，大众消费群体所占据的货币基数属于小头。因此那些专家学者口中的什么：“国内家庭平均总资产300万很正常，现在谁家没个50万现金”啊，什么“低收入群体可以出租闲置房，或者用私家车拉活来增加收入”之类，纯粹是瞎扯淡！
实际上这些基本家庭身上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他们为了住房、医疗、教育等等高消费而不得不消费的事情发愁，每天为了这些生活负担而疲于奔命。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促动他们的消费意愿？
只有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然而通过超发货币的方式直接普惠补贴，有可能会导致物价疯狂上涨，产生恶性的通货膨胀，更容易致使大量的中产阶级破产，因此宏观调控要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仅依靠灌注流动性的粗放型刺激已不再适用。如果货币政策过分宽松，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凡事都有两面性，一分为二地看，中国的货币发行总量的增长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
好事在于，它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坏事在于，它也给中国经济的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给中国人民的财富保值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给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调控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理论上货币印钞速度放慢，会挤压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速度。反之，印钞速度加快，会促进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速度。印钞速度的快慢，决定货币发行总量的增减，货币发行如控制“水龙头”的开合，经济发展向好了，“水龙头”拧紧了一些，是为了不让我国经济过热。经济发展变慢了，“水龙头”放开一些，是为了摆脱经济过冷。
货币总量的激增，容易引起人们的担忧。因为伴随着货币的超发，容易导致人民币快速贬值，存款多的人损失会很大。货币贬值也意味着储蓄已无产出。然而，这种情况能促使中低层消费群体把过河钱拿出来进行消费吗？不会的，因为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这种消费观念和美国人有钱就花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如此，人们基本需求之外的潜在需求还是存在的。比如说住房需求，许多年轻人之所以躺平，得过且过，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被泡沫抬升成高昂的商品望而却步。
如果在不破坏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的前提下，能够恢复商品价值的本来面目，则会极大地促进中低层消费群体的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的恢复。报复性消费所引发的消费热就会随着民众消费意愿的提高而到来。更多的人敢把钱拿出来花在餐饮旅游等享受型消费上。如此这般，中国经济才能冲栓解套实现破局。
这就涉及如何分配蛋糕的问题了。
蛋糕经济学强调，做大蛋糕的一方，要让利益相关者分享蛋糕变大带来的收益；如果蛋糕变小，利益相关者也应共同承担相应的损失。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民。一个经济制度的好坏，要看它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如果一个经济制度只为少数人服务，那么这个经济制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对治疗堵疏滞胀很有一套，尽管以何祚庥为首的中医黑极力否定中华医学的价值，但是中华医学却用事实屡屡打他们的脸。
中医治疗淤堵采用活血化瘀，消积化滞的方式因势利导，而中国消费市场不振的症结在于中低消费群体消费能力不足所行成的消费市场的淤堵。如果仅仅是单纯依靠市场规律等待这种病症的消散，那就像有病不吃药的病人一样，恶性循环导致未来不可预知。用药是治疗的正途，问题是下药如何能够对症？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年中，主要的发动力来自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当投资回报大的地区投资饱和后，投资转入回报相对瘠薄地区，投资和产出比就是负数了，因而投资带来的效益会逐年减少。而中国当前外贸相较美西方打压之前已经今非昔比，所以打开中国经济动力的突破口当是促进内需上。因此要注重扩大内需，内需被激活，将是中国经济最稳固的靠山。
由于当今市场预期和政府预期有很大的差异，面对这种局面，政府用刺激定向消费的工具来疏开消费市场预期的堵，当行之有效。
做局的重点在于盘活，用驱动力的杠杆疏通堵塞。就是说，向普通大众消费群体发放定向消费劵（定向激励消费）。
使用定向消费券，意味着享受了国家惠及的购买商品差价补贴，实际上就是国家利用超发货币的量化宽松，刺激中国消费主力群体隐性消费需求的激情，给予他们一个花合理的钱，购买便宜商品的机会。
利用这种活跃交易的方式，盘活实体经济的存量，带动各个环节产业链的运转。如国产手机消费劵，国产汽车消费劵，国产家电消费券，购楼消费券、国产装修材料消费券等等。
定向消费券可由国家按家庭个体计划发放，也可由每个家庭按需自由选择，商家收取消费者的定向消费券后，将定向消费券的金额减除购买商品的价格，可以让消费者得到低价购买商品的机会，商家也不吃亏。收到的定向消费券商家可到国有银行兑换补贴现金，这样既做到了中国人个人财富的保值，又冲开了消费乏力的血栓，人民的获得感也会得到满足。
定向消费券的补贴比值以能够刺激消费者消费意愿来确定。同时锁定定向消费券所指向的商家所经营商品的价格，防止商家趁机加价获取非份的利益，发国难财。以商家获得合理的利润，并能使积滞的商品盘活为制订相关的政策措施。不遵循的商家，废除定向消费券的收取资格。只要细节上精心策划，相信不会出什么大的差错。只要消费环节的任督二脉打通了，中国经济的链条何愁运转不起来？
正确认识付出和收获的关系，钱是带翅膀的，只要运用得当，经济的链条运转了，政府花出去的钱还会重新飞回来。这个做局方式和象棋兑子差不多，在棋局被动的时候通过兑子来换取有利的态势，这是象棋老手常用的化被动为主动的路数。虽然自己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却为胜利打开了通道。
话说回来，对于货币总量的增长，尤其是印钞速度的加快，我们需要理性关注并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以抵御货币超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货币发行量增加带来通货膨胀问题后，很容易造成房地产等市场泡沫。
实际上，超发的64.6万亿现金流入市场后，尽管宏观的通货膨胀率没有明显上升，但在某些个别特定的领域和地区，物价上涨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些微观经济指标，如房价、医疗费用和教育支出等在某些地区和群体中有了明显的上涨，这反映出收入分配的不均问题，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普通人的生活压力。也就是说，即使宏观经济看似稳定，但在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压力依然存在。某些城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飙升，房价涨幅大大高于居民消费物价涨幅。而房价未能纳入消费物价的统计，由此也使得我国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负面冲击。
房地产一直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吸纳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一部分新发行的货币流向了房地产市场虽然有助于解决房地产行业资金链断裂，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房价飙升和年轻人买房压力增大等。
因此要特别注重资金流向可能存在问题。例如，大量的资金可能流入了房地产或者金融市场，这些领域虽然能够带来快速的回报，但并不会普惠到大多数人。房地产企业有了国家的支持，在筹集资金方面的压力变小，因此控制房价进一步飙升犹为重要。
因过去经济过热的积弊尚未消除，所导致的房地产泡沫，其恶果早已经显现出来，持续累积上涨的高房价业已影响到实体经济发展。租金上涨，地价也在涨，原材料成本也在涨，潜规则导致隐形成本非常高。民营企业的人力成本也日渐上涨，老龄化社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员工的工资也日渐上涨。这些因素导致企业各项成本费用都在上涨，这让企业实在承受不起。
因此如何使楼市未来的发展遵循国家产业发展的良性轨道，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当前房地产行业首先要解决的，是把精力集中在解决房地产烂摊子问题上。
流向房地产行业的超发货币，可用于补贴现房销售和烂尾楼复工资金注入，以加快不良资产的消融，这样可以防止资源的浪费。通过断绝对不合理预建楼盘的资金支持力度，来预防新的不良资产的再度产生。有限的钱要用在刀刃上，整顿房地产的目的，最终还是要把有限的资金从不符合国家产业发展的日暮行业中抽离出去，摆脱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依赖，向创新发展模式转轨，将资金集中用于新经济增长点的投入，把促进增长点的视角聚焦在更有前途的新兴产业上。
有些经济学家把目前的经济状况归咎于营商环境不好上，实际上，供求关系失衡才是问题的症结。所以营商环境不好是伪命题，不能南辕北辙的肚子疼埋怨灶王爷，我国的营商环境一直很好，否则民营经济不可能壮大到如今的巨量水平，民营企业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国家对民营企业政策的调整也达到了渐入佳境的程度，关键在于执行力如何。
当下2023年底的中国经济数据业已出台，2023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5.2%左右，比国外机构所预估的要高出0.7个百分点，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保持领先，仍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引擎。中国经济增速破五，这个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可见中国经济的未来向好是可预期的。相较于前些年的高增长，这个速度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保持中低速发展已属不易。
然而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治大国如烹小鲜，面对国内外各种负面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所产生问题的解决，最需要的是对症下药，实行多方面微调，盘活存量资产，必要时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采取措施降低老百姓在住房、医疗、教育等等高消费领域的高额成本，让老百姓免去后顾之忧，敢花钱，从而甩掉影响经济发展的包袱，轻装前进。
在经济衰退期整理好自己，消除产能过剩。首先立足于立于不败之地，进而以准备好了的态势迎接新经济周期的到来。集中优势资源在新技术新科技集中的朝阳产业领域，争取在下一次工业革命来临时抢占先机，大幅度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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