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我简单说一下事情的由来，2023年12月初，范老师发来一篇文章《他扬言“谁向巡视组告状就收拾谁”，还“言必称西方”》，作为案例参考。范老师补发了一句话，说有个困惑：官方提出，在官员与商人交往当中应建立“亲清政商关系”，这个想法和主张当然是对的。但是，在私有制越来越大的背景下，怎么把这个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他认为，如果不从基本的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这个根子上，去做一些完善补充，要想处理好官员和商人的交往关系，可能会有很大阻力。
这个案例是《环球时报》登出来的，内容是对广西科大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思敏腐败原因的分析。李思敏说：“谁向巡视组乱告状，就要收拾谁”。还有，此人平时就是“言必称西方”，为西方马首是瞻。党员书记，而且还是知识分子、学者，居然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值得警醒。我就不多说了，请各位同学思考。下面请同学们发表看法，然后我作点评。
Gaia
在给我们提出的具体案例中，这位广西科技大学原校长、党委副书记，很明显，他的所做所为对党的威信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对于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造成了大问题。这个案例提出了一个问题，党的领导权如何有效控制资本主义势力？如何监督官员的行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正在与官员腐败和过度扩张的资本进行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其目前的权力和领导权主导地位。
很明显，属于这一社会阶层的商人会试图追求他们的利益，并通过任何手段，包括贿赂，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且，只要中国仍处于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阶段 (甚至可能在那个时间之后，取决于几个本国和全球因素), 这些资本主义元素将继续存在并制造一种社会矛盾，这种矛盾虽然不是主要矛盾，但对党和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仍然是危险的。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这种矛盾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它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党必须时刻注意，也必要时采取行动。 而且，我认为党要辩证地把这些资产阶层的分子包括进来，继续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真的是社会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为整个社会执行一项根本任务(生产力发展与物质财富生长), 然而，正如最近强调的那样，应该加强党员的思想、忠诚和监督制度。
最近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所有要求都很重要: “就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用科学理论武装，坚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和行动；坚持严密党的组织体系，贯彻执行党在新时代的组织路线，坚持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坚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确保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党的事业的成功; 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形成反腐败的最大合力；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贯通起来;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促进党内各项事务的制度化、有序化和规范化”。
最后，我感觉中国教育机构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可以而且应该在各个层面上得到改进。我感觉，如果学生们能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等的原著，那将是非常有益的，在老师的帮助下，就可以让他们体验这些著作所处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氛围, 从而感受到这些巨人的伟大思想和实践，从而使学生多思考，多提出问题，而不是机械地记住听起来空洞乏味的理论句子。
赵磊点评：
刚才听了Gaia同学从社会危害，监督，监管，惩治惩罚，思想教育等等这些方面，谈了她的看法。我觉得，她强调高校的师生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方法，立场的过程中，还应该联系今天的现实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书本学原理，这个强调很重要，讲得很好。
张国毅：
我们先从材料里梳理一下李思敏的三段心路历程。
一是刚到广西科大的时候，他是想作出一番事业的。但是此时的他是带着对组织的不理解和怨气在开展工作。这也是他在广西科大无法正常工作的重要原因。
二是他作为学校领导主持学校工作的时候，严重脱离学校的实际情况，盲目制定工作计划，导致实际工作“乏善可陈”。
三是在工作上进展不顺利之后，他选择了在酒桌上弥补，同时也开始计较个人得失。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真正走上了一条无可挽回的邪路。
应该说组织是曾试图挽救他的。材料中写道“有一次纪委书记提醒他注意遵守党内规矩，李思敏却把监督看作是忤逆自己”。也就是说，李思敏拒绝了组织的挽救，在一意孤行的邪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人价值观对干部学者的影响。材料中有这样一句话：“李思敏在学校时的一些反常决定，都与他身边的商人老板脱不开干系。”市场经济下商人价值观的突出特征是盈利。商人老板围绕在李思敏身边是因为他凭借广西科大校长的身份能商人老板带来盈利，而且可以说是超出市场正常水平的盈利。而李思敏也甘于被围猎，甚至主动通过这些商人老板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变现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从一定程度上说，李思敏也是一个受商人价值观支配的人了。此时，他想的已经不是如何把工作做好，而是如何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获得更大的收益。
应该说，李思敏不是个案，在我国落马的干部学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刚开始还是想尽职履责，作出成绩以回报组织的信任。在经历各种不顺，再叠加各种诱惑之后就开始腐化变质给社会带来恶劣影响。那么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商人价值观在他们腐化变质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商人价值观就是这里的“虫”。干部学者守不住底线的时候就是“腐”开始的时候，此时商人价值观的“虫”就会出现，会加速腐败，使腐败的程度更深更严重。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来认识和分析这个问题的呢？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如果一个干部学者身边的“朋友”都是受市场经济下商人价值观支配的人，而且还能且也想将干部学者手中的权利进行变现，可想而知，这个干部学者所受到的诱惑有多大。干部学者的社会存在是声色犬马，是权钱交易，那么他的社会意识大概是经受不住这样的社会存在的冲击的，腐化变质只是时间问题。那么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干部学者拒绝腐化变质从改变自己的社会存在开始。如非工作需要，不过多和管理服务对象接触，严格按照既定的规章制度处理工作，绷紧拒腐防变的底线。这也是从社会存在着手的解决办法。
完善党内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架起“不敢腐”的高压线，竖起“不能腐”的防火墙，帮助干部学者建立起拒腐防变的心理防线，做到“不想腐”。这也是从社会意识着手的解决办法。
那么，关于这则材料，我们能从三反五反走向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理论逻辑中学到什么呢？建国初，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行贿等现象日益严重。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里的贪污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于是我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有了三反五反的基础，我国开始着手进行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当我国的经济基础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时，上层建筑也会与之相适应。此时的唯利是图的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适应的商人价值观几乎没有了生存的土壤，贪腐问题也会少很多。这应该是从根源上杜绝腐败问题的解决方式，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客观地说，贪腐问题是有生存土壤的。这也是我们能接连看到很多“李思敏”的原因。那么，我们只能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条件下，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一方面通过多种手段和方式教育干部学者，扎紧廉洁自律的篱笆，挽救更多的干部学者，让“李思敏”们少出现一些，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防腐败制度，监督检查机制更完善一些，让“李思敏”们带来的影响小一些。
赵老师，师姐师弟们，里面有些东西我还是把握不准的。比如，我说“‘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贪腐问题是有生存土壤的。”这个判断是否准确？还请赵老师和师姐师弟们多批评。
赵磊点评：
国毅刚才的发言，我觉得触及了李思敏案件的社会环境。国毅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来揭示案子背后的深刻的根源。还有，李思敏的腐败案不是或不仅仅是个人道德素质的问题。实际上，就像张国毅讲的，为什么这种案子不是个案？当然案子犯了，肯定他个人是要负责的，不能说社会存在就这样，与个人无关，不是这样。是你在这个社会存在当中，你犯了这样的案子，就要有承担人。当然，肯定要追究你的责任。但是透过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就道德说道德，否则我们看问题可能就缺乏马克思主义眼光。所以，张国毅他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这样一个逻辑，这样的观察视角来谈这个案子，我感觉到他这样的认识是深刻的。
另外，面对腐败，国毅讲到了，要从监管从制度建设上来完善，这些都是有益的。也是目前我们党我们政府在面对腐败时采取一个常规做法。国毅还联系建国初期的历史，强调不仅要从监管制度建设来想办法，我们还要从根儿上完善经济基础。这样的认识肯定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觉得也是科学的。现有基础上，我们仅仅讲监管，肯定不够。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好，学生也好，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
国毅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两个毫不动摇”的背景下来很好的解决问题。那么，他感觉到在这个问题背后，我党我们国家面临着新的挑战。确实是这样，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背景下，在私有制经济在今天还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是不是有这样产生腐败的土壤？国毅他用了“土壤”这个说法正不正确？我认为完全正确。因为，我们看一个问题的发生发展。我们肯定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肯定要找到“土壤”也就是社会存在才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有些矛盾会暴露的更充分，那么问题的出现将会给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雨森：
通过这个案例，我认为，其反映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是“为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腐败更为凸显”。那么，首先就需要厘清市场经济和权力腐败的关系。《市场经济与权力腐败辨析》这篇文章对此有深刻论述，我总结其中的要点，然后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辨析》中指出，“权力腐败，是指政府官员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私有制条件下，权力腐败是权力私有的题中之义。公有制条件下，当权力所有者和权力使用者相分离时，公有权力也可能异化为私有权力，从而导致以权谋私。这就表明，权力腐败的根源在于公有权力私有化，而非市场经济。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关系侵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名誉、良心乃至权力都具有转化为商品的内在冲动。如果法律不能有效制约这种冲动，“市场经济就将成为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最后，制约权力腐败大致有三种模式，“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以及“反抗制约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没有第三种的必然性，但这要求前两种方式能够有效制约权力。
第一，这段话当中说“商人价值观对于干部学者的影响”。我不否认这种影响的客观存在，并且在我看来这种影响还不小。但是，我依然认同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社会当中的腐败并非个例，比如“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其中提到十八大以来有470.9万人被调查立案”。这个数据充分说明，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就是使得这种权力腐败得到了滋生的肥沃土壤。
第二，不能将权力腐败仅仅归结为个人原因，它根源于“权力私有”。案例中有这样一些描述，调任前后的差距“让他心里开始有了明显落差”，“工作日久，感到“费力不讨好”后，他将组织的重托放到一边撂挑子不管，开始更多考虑个人得失”。包括我之前看过一本讲落马官员的纪实小说，里面贪官的故事里面也有类似描述，比如“心理落差”“不平衡”“原生家庭影响”等等。这种类似的描述会让人觉得，贪污是一种个人行为，跟个人的品行和道德相关。虽然，权力腐败与品行道德确实有紧密的关联，但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并且处于这种关系的双方通常而言是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关系，权力就无从产生，权力腐败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不能把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个人因素。否则，以后官员任免就不能有所谓的“下调”了，因为只要“下调”就会产生落差，导致腐败。
第三，有关“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探求解决方向。我理解的是，“三反五反”运动主要是运用了“权力制约权力”以及“权利制约权力”两种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有很多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经验。但是，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国际局势也暗潮涌动。所以，如何借鉴和开展这样的运动，需要有深入的调查研究。解决方向我只能抽象谈我自己的认识，我认为应该是社会存在层面和社会意识层面同时推进，两个层面的手段应该相互配合，缺少社会存在层面的调整，社会意识层面的教育和引导作用就相对有限。但是，正如《辨析》中指出，现阶段人民不可能全部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所以“社会存在”层面的调整必然存在界限，因而只有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赵磊点评：
听了陈雨森的发言，意犹未尽。陈雨森谈这个问题，他直接就直指向了问题的要害。问题要害是什么呢？承认价值观是其中的因素，以及思想上的问题会产生影响，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一定不能把它淡化或者忽略，即社会存在。并且，陈雨森还引用十八大以来的数据来说明，社会存在才是这类案子最根本的原因。
陈雨森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仅仅把腐败、变质归结为个人的因素。他举了李思敏的说辞，或者说他的交待吧。李思敏说因为不平衡，然后心就乱了，又是怎么怎么不满。环球时报这篇文章也把他的说辞作为一个原因来讨论。这样的描述，比如“调动”“环境变化”等等使得他思想上个人的因素、情绪变化，最终导致他的腐败。陈雨森讲到，这样的描述是比较肤浅的，我觉得再加一句就是，这种描述就是隔靴搔痒。确实这样。所以，我觉得陈雨森讲到这一点非常好。我就觉得同学们现在的境界和眼力已经很不错了，能够看得更深刻，比这些记者描述的要深刻的多。这些记者大段地描述腐败分子的个人遭遇。个人的一些遭遇、变化导致了他的腐败，好像这就是原因。把这么一堆一堆的描述用来分析腐败的原因，这样的描述实际上就是隔靴搔痒。同学们看到了这一点儿。我觉得，这就说明你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就比写这篇文章的人要高。
另外一点，陈雨森讲到我们要借鉴历史经验，比如说三反五反。但他还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借鉴历史经验不能照搬照抄。要看到，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外的环境已经跟那个时代是有所不同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对。马克思主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对于以前的历史经验，我们要借鉴，我们要吸取，但是我们面临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有所创新，有所发展。陈雨森讲了不能只强单一的解决问题，如果单单只强调某个方面，都是不完善的。陈雨森他强调，应该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这两个方面统筹来解决。在目前情况下，这个认识我是非常认可的。这是一种辩证的认识。
我说一句题外话，我联想到昨天新闻联播，播报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知道同学们看了没有？（陈雨森：看了，赵老师。）会议中强调了九个方面，我也认真听了。这九个方面有一个思维方式，就是应该统筹，而不是片面的强调。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来解决面临的问题，而不是片面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说，讲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都是强调统筹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我觉得中央的这个提法很现实，也要更科学一点。市场经济肯定面临各种各问题，周期性的危机等等。在市场经济存在的时候，我们肯定面临这个问题。治本之策当然是整个私有制市场经济本身逐渐演化发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现在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你应当用怎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呢？我觉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是统筹，很多方面讲统筹，这是辩证的思想。
陈雨森这个发言很好。我觉得他努力把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搞懂，比如讲到深层的问题导向，要从市场经济与权力腐败之间的内在关系，从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上来分析一些机理性的东西，这都非常好。
陈鸿池：
对落马官员的贪腐行为进行分析，需要考察三个维度：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我认为，不能腐和不敢腐其实都涉及宏观机制的制度设计，制度上对官员腐败零容忍，才能有不敢腐的震慑；不想腐则涉及官员的个体动力。
一、理论框架
1.宏观机制：腐败就是剥削，腐败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
（1）当生产资料公有制完善到了没有必要获取个人私利的时候，权力拥有者就没有必要以权谋私。但是，当生产资料公有制尚未完善到这一地步，当人们不得不为谋取个人财富而奋斗时，权力就会被用来谋取私利。
（2）人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权力拥有者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使用和运用权力的。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权力才会发生变质，沦为公权力使用者剥削他人最终是剥削人民群众的工具。
2.个体动机：腐败是商品拜物教意识对个体的侵蚀和主宰。
在市场经济和商品世界里，物与物的关系掩盖、支配了人与人的关系，最终使人们拜倒在商品脚下，形成了“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等商品拜物教意识。商品拜物教意识对个体的侵蚀和主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季刊》的一段相当精彩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3.宏观机制——个体动机。
由于公权力使用者的特殊身份，个别官员的腐败实质上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这种微观行为会严重破坏整个宏观制度设计。
二、经验证据
1.权力一定导致腐败吗？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腐败吗？
建立新中国的元勋们，尽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计划经济时绝对地掌管庞大的财权和物质调配权，但是，那个时代却保持着同志之间的亲密关系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至今让人留恋。邓小平说道：“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腐败至今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样本国家的难题。腐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依然高发频发，不断爆出惊天腐败丑闻。例如，竞选中的政治献金以及胜选后政治分赃。
2.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覆灭。戈尔巴乔夫在青年时期就深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当时苏联内部官员的贪腐现象，我认为可能是苏联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未来展望
如何杜绝腐败？对于政商关系，难道我们给予商人极大的便利，就能建立起正常的甚至是良好的政商关系吗？我个人是不认同的。
l赵磊点评：
从剥削的角度来认识腐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看点。为什么腐败是一种剥削？腐败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义的剥削是什么关系？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思考点。
鸿池讲道，权力的腐败是在目前发展阶段才会出现。那么在未来公有制充分发展的背景下，是否就没有腐败了？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在公有制的背景下有没有腐败？前苏联实质上是公有制占主体的，但是为什么仍然有许多的腐败呢？
鸿池使用了“公权力”这个概念，这个很值得思考。这个概念其实是资产阶级的界定，西方学界对“公权力”和“私权利”做了区分。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思考，“公权力”的“公”代表谁的“公”？特朗普、拜登代表着谁，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西方政治有个假象，似乎通过权力的制约就不存在腐败了。其实，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一样存在腐败。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富人和权贵的骄奢淫逸，通过剥削获得大量财富，并不会被界定为腐败，而是被看作为他的个人权益。
最后总结以下。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觉得非常好。我感觉到我有几点体会。
第一点，我们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像李思敏这个腐败案件，危害也是非常大的，这个问题不引起重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话，今后，还会不断发生。这是第一点体会。
第二点，范老师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疑问，就是怎么才能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通过今天讨论，至少我感觉到我们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治标治本两条路径。那么，从治本上来讲，只有不断的完善、改变社会存在，不断壮大公有制经济，完善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恐怕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从治标上来讲，如果在我们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就是张国毅说的“两个毫不动摇”在相当长时期都将存在的背景下，怎么办？我觉得，办法就是我们不断强调“反腐仍在路上”，也是我从陈雨森的发言中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要两手抓。陈雨森把他叫什么？（陈雨森：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两个层面同时推进）
第三个点，即便公有制在不断壮大，我感觉在制度设计、监管、反腐仍然是有必要的。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讲，我们必须不断去提升、完善我们的社会存在，才能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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