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靳建疆
每年的12月22日前后总有一些当年上山下乡的老知青聚在一起纪念上山下乡多少周年，尤其是“老三届”、“老四届”的知青朋友们热情更高。我认为如果说纪念某一批知青上山下乡多少周年，或纪念发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高指示多少周年是对的，而纪念上山下乡多少周年，把1968年12月22日作为时间节点就不准确了。
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政策源自建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每一个公民负有无限责任，保证人人有事做、有饭吃，这也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而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劳动生产岗位和新增劳动力数量之间不平衡，所以每年都要动员一些暂时不能升学、就业的城镇居民和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安置在国营或集体开办的农林牧渔企业或组织开荒创业。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被安置人员的岗位有时也会在城乡之间调整，同时国家也会从农村招收青年农民进入国营单位工作，城市知青下乡，农村劳力进城，城乡融合发展，农村成为劳动力流动的蓄水池。由于建国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提高，从60年代初开始，初高中毕业生成为主要安置对象。
这个制度安排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都没有改变过。
1955年8月30日共青团北京市委欢送“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出发。
1955年9至12月间，为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毛主席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书中《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写了编者按：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主席的这一按语具有广泛持久的号召力，它标志着知识青年下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1970年建于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毛主席题词手迹碑。
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首次使用“下乡上山”用语。
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1958年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计划5年内动员570万青壮年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史称支边青年。
这项政策后来执行了很多年，为巩固边疆、发展边疆做出来巨大贡献。
1958年7月天津知青邢燕子立志回乡做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1961年5月江苏知青董加耕放弃保送上大学的机会回乡务农。
1962年10月，国务院农林办第一次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首次把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
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协调全国行动，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各中央局农办与各省市自治区也都组成专门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由此拉开帷幕。
1962年7月，北京知青侯隽自愿下乡务农。
1963年7月30日《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将知识青年分散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安家落户成为安置城镇知识青年的主要方向，“今后需要安置的，主要是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全国有540多万个生产队，在15年内，每队先后插入2个人，就可以安置1000多万人，根据嘉兴县的经验（1962年），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报告》就安置工作一系列问题都做了指示。
《报告》还指出：城市人员特别是青年学生下乡落户，不仅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而且是城乡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做出十五年的安置规划。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这样做，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草案》对涉及知青下乡上山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和配套措施，可操作性强，执行的效果很好。
1965年12月15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制定1966年安置计划，计划安置人数为674600人。
1966年4月29日，国务院批转安置工作座谈会纪要，“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各地应当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对城市的劳动力要统筹安排”。
1966年到1967年“文革”初期，各地有大量知青进京“造反”，认为管理知青工作的领导干部执行了一条刘少奇修正主义黑线，“必须彻底砸烂”，要求回城安排工作。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从此安置知青工作的权威提法由“下乡上山”改为“上山下乡”（在此之前北京、上海等地的文件中也有过“上山下乡”的提法）。
1967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发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
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总理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上访的10万知青群众代表，号召上访知青群众赶快回去搞好生产。
1967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发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一场全国性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虽然声势浩大，但安置工作内容、执行政策、方法与以往大同小异，没有本质区别。
所不同是增加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内容。在宣传上更加强调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目标任务，以及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农村现代化构想。
同时毛主席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事实上许多知青后来都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建设新农村和国家发展各项事业的主力军，为国家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反映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李庆霖的信上批示：“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组织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分析形势，检查问题，研究统筹解决方案。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和两个附件，遏制了走后门等歪风，大大改善了在乡知青的生存条件，同时也加深了政治色彩，掀起了新一轮上山下乡高潮，动员上山下乡的人数达到历史峰值。
从政策层面上看，《报告》除了加大资金投入和在知青学习生活及政治上的关心外，政策措施的大方向同以前是基本一致的。
1976年2月1日，吴桂贤副总理写信给毛主席并转交陕西两个回乡知青写给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农民对招工政策意见的信，提出了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12日，中共中央批发《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此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步履维艰，各种矛盾斗争错综复杂，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延续了20多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落下帷幕。
综上所述，自1962年将上山下乡作为安置大中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方针确定以后，直到改革开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经济战略、政策措施、操作程序等方面一脉相承，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此，将1968年12月22日作为上山下乡纪念日是不合适的，那样做不仅容易混淆上山下乡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同时也割断历史，否定了前十几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贡献。
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还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不仅涉及安置工作、叠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还伴随着战争动员、国家进入战时体制、准备打仗的内容，给经历过那个过程的知青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的奉献牺牲同样是光荣的，也会被后人永远铭记。
2023年11月1日
（作者：靳建疆，1960年5月生，1979年考入北京农学院园艺系果树专业，1983年毕业后参军入伍，进入总参防化学院学习防化指挥，1984年赴云南老山前线代职参战，1985年参加由中宣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解放军英模汇报团，后留校工作。历任防化学院政治部干事、指挥系教导员、教务部办公室主任。1997年转业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从事文化出版、知青史、《人民日报》史的研究工作，2020年退休；来源：“老辰光”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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