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是由新华社、文汇报记者所写，于7月20日经文元同志给毛主席审阅并修改，后在调查报告的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谈话，在7月21日晚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并在次日于22日见报《人民日报》。
随后，人们把毛主席在编者按中的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批示，称为“七二一指示”。
毛主席的这份“七二一指示”之所以影响巨大，见内容即可领略一番：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短短的几句批示，深刻地跃现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髓：一切为了实际，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无产阶级专政。
1958年，毛主席就曾提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
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关于五十四年前“批示”中的教育革命，在那四年之前毛主席亦是早有系统性的阐述：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历史走过半个多世纪，今天的小镇做题家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小镇做题制度”即现行的应试教育制度无疑是存有严重问题的，其中包括两个层面的反动：
① 明面上的种种不公平，包括地域性的试题差异与歧视性的户籍录取，这个已经重言滥语说过很多很多遍了，中国版的现实种姓制度；
② 深层次的“小镇做题制度”的设计阳谋与维护心态，这一点说的真的极少。
小镇做题家们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映入公众眼帘并引发群体讨论，是去年的四字男孩考公事件，一夜之间激起舆论滔天巨浪。
声援小镇做题家的论调显然是主流中的主流，但就实质而言，小镇做题家们及同情者们可以为遭到《中国新闻周刊》等无良媒体的无端嘲讽而满腔愤怒，但这种愤怒情绪恐怕并不宜转化为扭头维护“小镇做题家制度”的理由。
平心而论，他们的诸多怒语让观者仿佛回到了唐朝，科举官员和贵族世家进行唇枪舌剑的尖锐斗争，以证明自己才是唯一的合理选拔方式——这个时候，最开心且最欣慰、尤其是最有“安全感”的人，必然是幕后笑看一切的皇帝。
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乾隆有段有趣的台词：
科举制的要义既不是选才，也不是化育天下，而是牢笼志士。
让天下的人才都进到考试的牢笼里，让他们钻研章句，白首穷经。读书人安定了，天下即使还有人想造反，也不过是些草寇，成不了气候。
文人如果是布衣，一无所有，他就为所欲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他如果做了官，就会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因为他舍不得头顶上的乌纱帽呀。
衡水中学的张锡峰，各位应有印象，他之前的演讲火爆一时，取得了舆论广泛的同情和认同。
但我个人从一开始对这个孩子演讲中的某些视角和论调就感到很不适——注意，我不是针对张锡峰这个单纯的努力上进的小镇青年本身，每一个握拳呐喊的小镇做题家都是“小镇做题家制度”的产物罢尔。
还记得张锡峰的演讲名言吗：
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城市里的大白菜！
这句话是很冰冷可怖的：请问猪为什么要以拱到白菜（尤其是城里的白菜）为荣耀、为成功的标志呢？
这种价值观，本质其实就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谚语：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句我们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奉为真理的话，是不折不扣的、冷血的资本主义成功学。
“人上人”，人身之上亦有他人，人身之下亦有他人，这便构筑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阶级压迫体系。
同时，由于深谙“一旦成为人下人就一定会被人歧视、被人欺负、被人打压”的社会现实，所以个个都不择手段地妄图成为“人上人”。
哪怕，是踩着别人的头颅，是违法乱纪忤逆人伦，是置人格尊严于不顾………也要“成功”！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资本主义式的教育。
2
“小镇”本不该被污化，“小镇”本身是很美好的。在每个人的心中，家乡都是最美丽、最令人眷恋、完全不需要谋求“脱离”的。
但是，在私有制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小镇在贫富差距和阶级鸿沟的现实面前，便成了被抛弃的边缘地带。
不论实际还是舆论，小镇（和小镇里的人）在大城市（和大城市里的人）的面前就成了低人一等的下阶位。
因而，探讨“小镇做题家”就需要明晰：资本主义将“小镇”和“做题”这两个原本美好的东西（美丽家乡和获取知识）都异化、污化、奴隶化了。
张锡峰这样的孩子震天怒吼一般的呐喊，揭开了一层隐晦的真相：他们深以为然自己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并以仇恨、鄙夷和“一定要摆脱”的态度对待自己生长成长的小镇，同时他们被教育“内卷拼搏就是自己的人生去边缘化、实现阶层跃升的最好途径”。
认识到达这一层，我个人看来最值得讨论的点就已经不是所谓“高考能不能改变人生”这一浅层论题了，而是即便高考真的能让小镇青年改变人生，那么这种在高烈度内卷中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精英，如张锡峰那样的早已以“成为人上人”为生命目标的人物，之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人民——需要的社会精英阶层吗？
因为他们也是会服从并融入这个森严萧肃的游戏规则与路径秩序中的。
回到去年沸沸扬扬的四字男孩考公风波，小镇青年们真正在愤怒什么？或许少有人愿意承认。
过去许多年，“寒门出身官员容易腐败”的例子频频见报，虽有些简单粗暴，但不乏一些内理：小镇做题家们拼命做题考入编制，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为了「为人民服务」，还是仅仅为了自己的「阶级跃迁」？
如果你觊觎垂涎编制名额的动机目的本就不纯，那么你控诉四字男孩“抢名夺利”的愤怒，也失了不少合法性（当然了，不影响四字男孩等世家大族以非常规特权手段夺利仍需要被批判的事实）。
只是，我们更应当将批判的视角再深入内切一些：所谓“争名夺利”，这些“名利”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体制会产生如此浓郁的名利味儿？
以致于，让世家门阀和小镇做题家为了“争名夺利”而打得不可开交？
那么由表及里即可窥论，这两派打得不可开交的结果便是：皇帝暗喜，真正的统治阶层暗喜。
去年全网怒骂四字男孩，大部分小镇青年的声音显然都不可能触及如今的公务员终身制、编制身份的超强稳定性等明显超越凌驾普通公众的待遇——这恰恰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们恰恰是在震怒声讨“这些福利为什么不是给我们，而是给那个四字男孩？”
盛唐似锦，新一届进士排队进门的时候，李世民就曾站在城楼上，得意洋洋得说：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晚清积弱，重臣左宗棠，官至万人之上的庙堂高位也依旧要在62岁的高龄谋求一份科举名位……
这些实质都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一切的悲痛源头很简单：私有制。
这是门阀世家和“人上人”价值观下培养出的小镇做题家们看似打得不可开交但终究殊途同归的缘由。
还是那个观点：剥开小镇青年的外衣，也依旧不必批判努力上进的他们，但真正应该受到批判是给予他们价值观的人，群众舆论本不该忽视……
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让人不为人、让人吃人、让人失去人性、让人的眼里只有政绩/成绩/金钱的制度。
我也是上过学的，我亲眼看到过我的有些同学白天装作悠悠然“迷惑对手”、然后半夜熬夜刷题，我也亲眼看到过两个学霸之间的种种尔虞我诈小故事，从课外补课的隐捏到教辅的私藏………
所以《共产党宣言》的宗旨、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所以之所以，《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极著名的话：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会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本入侵，或言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带来内卷，这是无法调和的制度矛盾，也是其制度特征。
如同资本主义必须要求保有一部分「失业人口」、以给予有工作机会的人以“压迫感”、从而达到剥削的目的那般，资本控制下的教育产业，也必然会要求必须保有一部分「差等生」。
有了「差等生」的存在，才能让陷入恐惧和焦虑的学生们为了成为所谓「优等生」而纷纷戴上防弹玻璃一样厚的眼睛、吃饭上厕所时都要看书背书、个个成为做题家。
同时，有了「差等生」的存在，也才能让教师群体同样跟着学生群体一道陷入焦虑：尔虞我诈的非良性竞争、勾心斗角的校园官场职场、开小灶补习的恶劣风气、对成绩好坏的学生施以不同态度……
在压力和强度不堪重负，又被迫出现了家长承担“家庭辅导任务”的怪像，导致了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矛盾——这是经典的“挑动群众斗群众”而资本坐收渔利。
乃至到了大学，「学阀」事实上的形成，以及拥有近乎于可决定学生命运之权力的「导师制度」，更是催生了止不住的研究生自杀悲剧……
这也就是为什么2021年中央会出炉轰轰烈烈的「双减」政策——我们的孩子、我们祖国的花朵不可以再“人不为人”下去了。
科举考试不是错，错的是内卷化的科举考试；做题是必须的，但做题做成“做题家”那就是喂饱资本、消耗自己了。
3
四字男孩风波已清晰暴露：内卷和人不为人的直接后果，反而会导致小镇做题家们在诸多方面不如世家大族的子弟、在行政体系的权利游戏中完全是匹敌不过四字男孩们的。
灰姑娘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霸道总裁被别的灰姑娘通过某些手段“捷足先登”，还被嘲讽“灰姑娘少做公主梦”——此时，除了愤怒，更应该的是觉醒，觉醒自己的命运升腾不应该是以「依附霸道总裁」为目的、不应该再幻想当什么“公主”，而是应该去「推翻霸道总裁」。
依附霸道总裁，那是资本主义走狗附庸；
推翻霸道总裁，才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人。
所谓“高考是当下最公平的制度”，这话或许没有错——没有错是因为，压根不会有人会被允许探讨这个所谓的「当下」，四十年来是怎么形成的………
正如以内卷为人生信条、每天只睡五个小时的孩子们，也一定想象不到那些日日夜夜教育自己“内卷就是王道、奋斗就是胜利”的统治者们，有一天竟会倒打一耙、在社会陷入存量博弈、就业资源骤减时，反过来指责自己“脱不下长衫”……
“爹味”的本质是封建维稳，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对官言官语的冷血、以及大多数情况中那种以宽慰笑颜作为冷血蔽罩的做派而感到震惊。
培养小镇做题家、鼓励无上限的内卷、赞美如张锡峰这样的校园卷王领袖，包括大肆宣传张锡峰的名言“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城市里的大白菜！”——那么就必然会导致一个现象：不是所有的猪都能拱到白菜的，相当数量的猪终究会无菜可拱，沦为“养肥了就杀”的弃子。
那么，他们过去十年用以拼命养膘增肥、幻想“吃得苦中苦 方为猪上猪”的努力，就成了孔乙己无用的长衫褪之不去。
此时，爹味说教又摇身一变，再以安慰姿态示众：放平心态，不必要非得以“拱到白菜”才能视作成功……
众猪傻眼！过去十年的奋斗信仰崩塌。
两个道理：
道理①：有些话本身其实是没问题的（“学历不代表一切”“应当放下学历架子”），但不是没问题的话语就谁都能来说，比如某些阶层人士就没资格对芸芸众生说。
原因很简单，也就是道理②：因为凡事就怕看合订本。就本质而究，不论是合订本前半部分对做题学子鼓吹的“内卷有理”“改变命运”“日夜奋战”，还是合订本后半部分对职场失意的高材生们劝慰的“平淡是真”“平淡是福”………看似笔锋扭转，实则一体两面：其首义都不过是维持「秩序」罢了。
不论古时还是今时，除了那短短三十年，其余时空之间的封建保守力量与利益格局划定者们，无不热衷于在俗世尘埃里为自己寻找和培养青年士大夫党羽、阶级依附者，其考察门槛则是再简单不过的看谁最能卷、谁最能“吃得苦中苦”。
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当《中国新闻周刊》为跪舔四字男孩而公然嘲讽小镇做题家时，还没等亿万做题家们发声，最先坐不住、火速站出来批斗《中国新闻周刊》的竟然正是官媒自己……
社会事实无法粉饰：趋炎附势之千军万马最终往往不过寥寥脱颖之士，剩下庞大的注定被抛弃之人，失落之余，爹味说教便会如约而至其耳畔。
昔日如何诱惑其往上爬，今日就如何劝诫其“你应该有一颗平常心”。
这或许就是十年前央视胆敢颐指气使又傲慢无礼地鞭笞河南“不该扩建大学城”的所谓理由与底气吧——有本事考出河南、走进北上广，你就有资格拥抱更多可能，你就是我们的“自己人”；若考不出河南，你就等着接受我“一辈子种地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PUA吧。
梦想一纸文凭就可以实现“阶级跃升”、成为踩在众生头颅上的“人上人”的心态，这样的“奋斗观”固然需要批判，特别是其失意者中又大有抱守着孔乙己长衫而不放的幻想者，显然也更是可恨又可怜的典型。
只不过，谁都可以将他们批驳一番，唯独那些十几年来一步一步诱导着他们穿上孔乙己长衫的人，最没有资格去假模假样地对之痛批。
因为这条路以及这套价值观，都是你们为他们打造的——引他们上道的是你们，见他们在道上迷了路就想要踢他们出局、且踢出局后还妄图要他们保持“平和心态”、切不可对现实之「秩序」心生不满的，还是你们。
“合订本”的内涵，格瑞赛伊有过一句看似平和、但极为辛辣的论点：
所谓“公平”概念，只有在服从于集中解释时才有效。
那么就“合订本”本身的诞生土壤而言，只能说，它正是当下权力体系的运行逻辑与落地规则的产物。
吹捧小镇做题家也好，批判长衫孔乙己也罢，都是同一只生了锈的大喇叭在播放——正如一年多前用铁皮将居民家门捍死的人，与此后一夜之前让殡仪馆大排长队的人，正是同一波显而易见的力量。
我很心疼这些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从童年就开始被鸡娃的孩子，但是与其无谓的心疼和歌颂苦难式的“声援”，我们恐怕更应当看清楚是谁在让他们内卷、内耗、内斗。
当底层开始停止内卷时，第一个为此怒不可遏、暴跳如雷的，一定是底层内卷的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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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看开篇所提及的1968年7月23日毛主席做出“七二一指示”，指示发出的第三天，为纪念“指示”的发表，上海市在上海机床厂召开了两千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
两个月后，为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设置磨床设计制造专业，第一期招收本厂职工五十二人，学制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
「七二一工人大学」会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相关细分专业，并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等。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仿效，“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简称“工大”，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英语、机械设计、制图加工、材料力学、电工学等应有尽有，还会按照工厂的实际应用和生产需要给学生安排学习内容。
1970年，在部分大学恢复招生时也采用了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的办法。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迅猛发展。
截止到1976年9月，仅在上海市七二一大学就增加到2111所。
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之多。
至于教育的效果如何？
还记得去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吗？新版《简史》从207页到213页，足足超过4000字的篇幅全部在详实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在经济、科技、工业、基建、农业、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层面的成就，我不用多语，各位同志自行翻阅。
“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办学本质与教育诉求都是政治性的，而非阳春白雪、小布尔乔亚式的所谓“纯粹教育”。
工大不是一种群体福利，也不仅是为了让工人们有更高的所谓“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尽管学技术学文化也是工大的重要课程内容），而是为了让阶级斗争的思想通过政治教育，更加深入工人阶级的内心，使得工人阶级之于国家「领导地位」不受到动摇，这才是工大最灵魂的主课。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前提则是工人阶级必须接受政治教育，而非清汤寡水的“学术培训”。
反之，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那么工人阶级就不需要懂政治、学政治、掌政治，而沦为一批批为生产力服务的机器人——其表象，便是“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要求工人阶级离政治越远越好，要求工人们只需要勤劳、听话、精通技术即可——如若再愿意忍受低福利、低工资那就更好了。
1975年时，82岁高龄的毛主席仍有思维敏捷的批判：
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学技术是渗透到生产力各个要素之中的，是通过提高各个要素的质量来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与生产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独立要素，并不能独立存在，所以不能与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同是1975年，第11期《红旗》杂志曾刊文章：《请看苏修的新玩意》，全文如下：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
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
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
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
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
《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
《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
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
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
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
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
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
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
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
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说到苏联，那我就再多说点。
在1917年之前 ，俄国的学校是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具有鲜明的等级性、阶级性、宗教性 ，国民教育管理体制松散混乱。
是十月革命 、准确的说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苏维埃国家教育委员会通过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国民教育的宣言》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关于将教育和教养事业从宗教部门移交移交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管理的决定》，第一次将受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底层的工农阶级。
包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 》、《俄罗斯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宣言》这些法令，清除了宗教教会和地主们对学校的影响 ，快速推动了面向普通人民的普及教育。
然而，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教育开始了“改革”，尤其受到西方“精英教育”思维的冲击，
如1964年8月，苏联通过了《改变兼施生产教学 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把建立在8年制学校基础上的中学的学习年限，由3年改为2年；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又强调“要把提高专家培养质量当做头等任务”。
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就会决定了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
苏联后期，在“以二十大精神彻底改造苏联教育”的理念趋势下，大批资本疯狂涌入原本属于苏维埃国家机器管辖的教育领域。
资本家们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全面发展”这些从字面上看合理先进、但实际上是在强化苏联新生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改革方案”。
赫鲁晓夫上台后，给学校提出一个新任务叫做：
发掘和关心少年天才。
此后的勃列日涅夫也叫嚷：
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主要源泉。
列宁在1917年揭露资产阶级教育的实质时就曾指出：
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只让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
可是在“改革”的春风吹拂下，连《真理报》也开始对资本趋炎附势，专门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声称：
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造成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
这与今天中国的衡水中学别无二致。
可见利益集团鼓吹的“知识仲裁”，正是以“知识”、“分数”的自由竞争为幌子，给特权阶层子女大开方便之门，而把底层劳动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
恩格斯过往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在苏联后期，既得利益阶层的子女有强势的父母作为后盾，不仅可以上收费昂贵的“补习班”，还可以聘请家庭教师。
据《文学报》透露，在列宁格勒的调查表明，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
这种私人授课，一小时要索取5～10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每月工资只有几十个卢布的工农群众只能望洋兴叹。
资本涌入教育的结果只能是一个：两极分化。
至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员中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师、教授等学位学衔的，就占到了46%。这正表明：高等学校已经变成了进入特权阶层和攫取更高权力的阶梯，“知识”，变成了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这一点，连西方都看得很清楚，英国《苏联教育中的政治》一书就指出：
这种“设立特权阶级的学校”，是苏联“特殊阶级明显地企图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众孩子分开”，“把有特权目的的学校转变为社会分化的学校”。
到了1988年，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已经诞生了第一批由寡头投资的私立学校，这完全违背了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第1468号法令。
但是在苏联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或媒体，对其提出异议。
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更是直接“摊牌了、不装了”：1991年初通过了《企业活动法》，声称：
开办公司、股份公司和私营企业的任务之一是为满足社会需要提供服务，而教育活动是为国民服务的重要形式之一，理应包括其中，可以和私营商业机构一样注册。
1991年5月，苏联中央政府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政府，几乎同时收到了各自教育部门递交的有关私人办学的议案。
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的《私立学校组织程序与功能》，尚带有一丝苏维埃的味道，比如私人办学必须在当地政府监管下开办等严格条款。
但是俄罗斯方面制作的《关于俄罗斯私立教育机构组织程序及功能临时条例》，则完全是另一个立场。它允许资本自由办学，还规定各级党委严禁干预学校的班子搭建和教学内容设计。
两个月后，叶利钦当选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其发布的第一号总统令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发展的紧急措施》，紧随而来的，就是一大批非国立教育机构的拔地而起……
跋
从去年开始，全网、尤其是以一众官媒为雁首的主流舆论大军，齐声“声援”小镇做题家……
试问，他们真的是在“保护”小镇做题家”吗？他们保护和维护的，到底是什么？
1980年，经过当时的强制性整顿，符合办学条件的行业性七二一工人大学改名为职工大学或职工业余大学。
那一年，北京八所高校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
四年后的1984年，上海机床厂党委做出决定，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七·二一调查报告》……
再六年后的1990年，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占比已达78%，工农占比仅占21%………
内卷的苦逼学生上热搜，但注意力不应仅置于他们。
我就说这么多。
人民史观认同，刻不容缓。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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