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先生在11月28日红歌会网发表的发表的“必须争脱枷锁”一文中提出必须打破美国给中国设置的金融枷锁，但美西方国家特别是盎撒国家与盎撒人给中国设置的枷锁决不仅是金融领域，而是遍及中国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必须本着“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决心，将盎撒人设置的束缚中国发展的所有枷锁统统打碎，中国才可能在各领城不受限制的自主发展，才能超越盎撒国家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文所论述的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标准就是束缚与误导我国科教发展的枷锁，必须打破，决不能让自高自大的盎撒人牵着走。必须制定有中国特色，助力中国科教发展与自主创新的新评价标准来取而代之。
一、颜宁女士当选中科院院士有可能(以榜样的力量来)进一步助推生物学科过热现象
11月22日，2023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正式揭晓，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59人，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74人。其中，现年45岁的结构生物学家颜宁新当选为中科院院士。颜宁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十年间，颜宁的科研成果两次入选《科学》（Science）杂志评出的年度十大进展，其本人还因在蛋白质结构方面的突出贡献而入选《自然》（Nature）杂志评出的10位“中国科学之星”之一。2009年以来，颜宁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科学》、《细胞》发表19篇论文，要在这三大世界顶级期刊发表一篇都非常不容易，颜宁居然发表了19篇，颜宁学术水平让人敬佩万分。本文标题决不意味笔者对颜宁女士本人有任何异议，而是祝贺颜宁女士当选中科院院士。但凡事有利有弊，颜宁女士当选院士也有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凭颜宁女士巨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有可能进一步助推生物学科过热现象，进一步引导更多优秀学子是报考生物专业，这就会带来一些负面问题。
颜宁女士同行，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现任西湖大学校长的施一公院士也是著名生物学家，他所创办的西湖大学仅设三个学院，其中生物学院与生物学科自然是西湖大学重中之重的学院与学科。西湖大学实行精英教育模式，2023年仅招收93名本科生，施一公校长为了招生也使尽了浑身解数，多次前往浙江省内各所重点高校亲自招生，成功“截胡"了不少能考取985大学的理科尖子生，西湖大学这届录取的理科新生中，高考平均为660分，最高达690分。还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才上高二，就因为成绩优异或有奥赛获奖经历而被保送上西湖大学的。如果再晚半年，可能各所985高校的招生老师就要上门抢人了，施一公自知到时候抢不过清北，就提前一年做“抢人”。
颜宁女士当选院士与施一公校长在招生中全力“收割”理科尖子，两人不约而同的助推生物学科过热现象，但两人好心并没有办成好事，这或许弊大于利。
二、颜宁女士当选中科院院士是否会助长美西方主导的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标准对我国科技与教育发展的误导
国内教育主管部门在进行高校考核，以及很多机构在进行高校排名时，均把期刊影响因子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期刊影响因子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一般来说，一家期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越多，且这些这些论文的观点或结论被其它研究者己发表的论文引用的次数越多，影响因子就越高，期刊的影响力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以及《细胞》三大刊都是以高影响因子而著称，目前，三大刊的影响因子都在30以上，这在学术期刊中是极为罕见的，三大刊也因此被视为国际上最顶尖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在国际科学界影响无与伦比。但在2013年11月9日，2013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诺贝尔奖得主兰迪·韦恩·谢克曼博士却在英国卫报专栏中发表了题为《<自然>、<细胞>和<科学>这类顶级期刊如何损害科学的》文章，呼吁“科学界应该推翻顶级期刊的暴政”。谢克曼认为，现行的机制，使得那些最时髦但不一定是最好的研究获得了最大的回报，这就像丰厚的分红导致金融业扭曲一样，一些专业性的奖励，比如在著名刊物发表论文的权力，扭曲了科研界。
在对顶级期刊的诟病中，谢克曼主要提到了期刊影响因子的负面作用。他认为，影响因子是一种噱头，这种衡量方法有重大缺陷，引用与质量并不完全相关，“一篇论文被大量引用可能是因为它是好的研究，也可能是因为它吸引眼球，或者是挑衅式的甚至是错误的”。
谢克曼认为，顶级期刊喜欢接收那些容易引起噱头的论文，这导致它们在那些时髦的领域里堆起了泡沫，并且阻止其他重要的研究。
谢克曼观点在国际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自然》杂志母公司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尼克·坎贝尔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承认，目前科学界确实存在过度依赖期刊影响因子倾向，坎贝尔说，《自然》杂志同仁也多次表达了对于过度依赖影响因子的担忧。
《科学》的首席主编麦克努特博士并没有否认谢克曼博士的观点，即期刊影响因子的使用已经扭曲了它的原意。麦克努特博士的前任、前首席主编布鲁斯·阿尔伯特博士曾签署关于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该宣言致力于停止使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一个独立科学家的工作。
谢克曼博士的质疑与坎贝尔等回应均承认期刊影响因子对科学界的影响已经走向了反面，连美西方学者都反思与承认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标准的确有重大缺陷，其对中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为什么中国科教界还死抱住不放与继续对其顶礼膜拜？我们是否更应反思把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标准作为引导我国科教发展的“指挥捧”还有必要吗？
顺便一提的是，2023年6月，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等26家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人群泛基因组联盟（CPC）一期研究进展，以《基于36个族群的中国人泛基因组参考图谱》为题发表于《自然》杂志。他们将中国人的基因组，公然发布在美国的科学期刊上供美国人进行查阅。然后还非常骄傲地在媒体上宣布，这项研究构建了我国人群的泛基因组参考图谱，揭示了中国人的基因组中隐藏着此前从未揭示过的基因序列。为过度追求三大顶级期刊影响因子，不惜在美对华生物战中助助纣为虐！这必将招至灭顶之灾！
三、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标准导致老牌理工类大学文科专业过度膨胀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经济学、金融、管理、法律、新闻等热门文科专业招生与毕业生数量增加了几倍乃至十几倍，供大于求导致不少文科专业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国考”录取率越来越低就是明证。
就高校而言，文科扩招幅度最大的并不是有深厚文科低蕴的老牌文科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政法大学等）和综合性大学老牌文科专业（如北大各类文科专业），而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前并没有设置文科专业或设置文科专业不多的理工类大学，这些老牌理工类大学通过新设立“文科五院”（或五大文科专业）方式即法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金融学院、新闻传媒学院方式，摇身一变，成为文、理、工、经、管、法齐全的所谓综合性大学，于是农业大学设立新闻专业，石油大学设经济学院，也不足为奇。
对理工类大学来说，热衷新增设文科院系首先是出于期刊影响因子评价的需要。社科核心期刊数量很庞大，南京大学所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所发布的中文社科核心期刊即CSSCI期刊总数多达500多种，其中多数是法律、管理、经济、金融、传媒方面的核心期刊，其数量比理工类核心期刊多得多，这味意着相关论文在社科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数量更多，被引用的更多，高校在各类社科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将因此提高，这既能作为高校领导政绩考核依据，又有助于提升高校声望与排名，何乐而不为？因此部份理工类高校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不再自称自己是科学家与工程师摇篮，而是一窝蜂增设这些热门文科专业，设置这些热门文科专业的理工类高校之多部已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这些热门文科疯狂扩招必然使这些专业不少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国家与家长的巨大投资均打了水漂，造成教育投资的巨大浪费。
另外，不少理工类大学认为，文科专业不需要配昂贵的实验设备，投入少，见效快，招几个教师，找几间教室就可新开一个文科专业，但其培养质量根本无法与老牌文科大学的文科专业相比，那么在理工类大学新设文科专业就读的众多文科生未必从中受益，而工科生则成了不同程度的受害者。这是因为工科生培养所需实验设备配置与运转成本很高，其培养成本是文科生的7至10倍不等。任何一个理工类高校，其教育资源（如资金、设备等）总是有限的，用于培养扩招文科生所耗用教育资源越多，用于培养工科生教育资源就会相应减少，其培养数量与质量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既不利于培养出有较高质量的文科生，又影响工科生培养质量，这完全是舍逐末、本末倒置，使理工类大学文科大扩招后的文科生与工科生成为共同的教育质量不佳的受害者。
因此，理工类大学片面追求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标准，转型成为文、理、工、经、管、法齐全的所谓综合性大学与由此带来的文科生激增现象，未见得是好事，如果这种转型是以牺牲理工科专业学生培养质量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理工类大学还是应坚守自己的“主业”，文科专业的扩招与文科生培应主要由老牌文科大学与文科专业来承担，借用一句老话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四、期刊影响因子排名靠前的专业畸形发展导致教育投资与人才浪费
一个流行说法是“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从表象来看，这句话很诱人，而实事上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相关产业对人才需求有限，毕业生就业难度大，不宜过热扩招。而在中国科学界与高校，生物科学的确属于热点学科，《科学》、《自然》以及《细胞》三大综合性自然科学顶级期刊也格外偏受生物科学方面的论文。据JCR（《期刊引用报告》）公布的172个学科的平均影响因子排名，位于前10位的学科全部与生物科学相关，排在第一位的免疫学平均影响因子居然达到5.792，相比之下，排在最后的船舶工程类刊物平均影响因子只有0.319。两者相差18倍之多。
与生物科学类似，计算机学科因为影响因子排名靠前，也受到各高校亲眯。
在影响因子驱使下，各高校生物学科、计算机等影响因子排名靠前学科与专业呈现大跃进式发展的现象，目前，几乎所有过去没有相关专业的理工类重点大学都新设了与生物科学、计算机相关的学院或专业，然而不少毕业生却陷入无业可就的困境之中。
各大学在追求以影响因子为代表的漂亮科研数据的同时，却不同程度忽视了发表论文较少且不容易被引用的学科建设，使这些学科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以平均影响因子最低的船舶工程学科为例，该学科对“武统台湾”，打破美国海上霸权，捍卫我国海洋权益，保卫我国海上交通线、开发海洋资源等领域均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现在在东海、南海，我国与周边国家海洋权益斗争日趋激烈(如最近菲律宾企图非法侵占仁爱礁)，建设海洋强国与海洋石油开发，从造船大国升级为造船强国等都凸现了船舶工程学科与专业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倍受追捧与期刊影响因子遥遥领先的生物科学无法相比的。然而，自本世纪初以来，虽然我国造船业快速发展，但除了上世纪50、60年代就已开设相关专业的几所院校之外，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就没有高校新开此专业。任由这种现象发展，将可能导致我国在造船业、海洋开发等领域缺少可用之才，受制于人。
与热门文科疯狂扩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和社会急需的一些传统工科专业如煤炭、水力、水电、地质、采矿、测绘、铸造、核技术、铁道工程、桥梁遂道等专业，这些艰苦工科专业与船舶工程类似，相关刊物平均影响因子的排名均很靠后，加之培养成本高，不少理工类高校对这些无名无利的艰苦工科专业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毕业生数量与质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严重影响了这些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行业的发展。
五、期刊影响因子对我国军工技术人才培养的负面冲击不容忽视
笔者在10月13日红歌会网“外来劣马没有资格配中国好鞍”一文中建议，按伟人所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中国自然要全力发展独立自主的工业，特别是尖端工业、军事工业。而这些产业发展主要依靠理工科专业技术人才，所以高等教育资源必须最大限度向理工科特别是军工类专业倾斜，为理工科专业学生的成长与成长创造最优环境。
军工产业是所有大国安身立命、强国富民之本，特别是在“武统台湾”与中美“必有一战”的大背景下，军工相关学科专业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国内出于保密原因，国外出于对华技术封锁原因，造船工程等军工类相关学科专业刊物少，发表论文出少，被引用量也少，导至相关刊物平均影响因子均排名靠后，但军工相关学科对国防与我国经济安全重要性却很突出。
全世界能独立研制、生产飞机的国家有十多个，但能独立研制、生产飞机“心脏”—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只有5个即美、英、法、俄、中。这五国恰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连日本、德国也挤不进去，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这充分反映了航空发动机技术是大国地位的体现，是现代航空技术的战略制高点，是大国之间综合国力的比拚与较量，因此各大国在这一领域均不惜血本，投入巨资，开发新一代航空发动机。既然各大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均“不差钱”，各大国比拚的主要是这一领域的技术人才素质与能力。然而，由于国技术封锁原因，无论国内外，这一重要领域的科技期刊极少，影响因子均排名自然非常靠后。
船舶工程、航空发动机这两个专业正是与军工密切相关的重要专业，这类专业共性是科技期刊极少，影响因子均排名非常靠后，“外来劣马没有资格配中国好鞍”因此受到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不同程度的忽视，基本上没有像生物专业那样热起来。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与生物类专业大跃进式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各类军工专业可以说扩招幅度最小的专业，高校招生不多，考生报考不积极，更难以吸引尖子人才报考，学科建设投入严重不足。也未见那个高校新设某军工类专业，以航空发动机专业为例，仅有北航、南航、沈航、南航、西工大、哈工大六家，连工科最强的清华大学也未增设此专家。就必然出现一些领域和专业（如航空发动机等）招生数量偏少偏冷，顶尖技术人才严重缺乏的不均衡状态。
大国与中小国家区别在，中小国家可以偏重一个或数个领域的不均衡发展（如瑞士的手表与精密机械制造），但大国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大国强调的是在各个领域的均衡发展，那么大国技术人才就应在各个领域均衡分布，各个学科专业和领城都需要一定数量顶尖技术人才和领军技术人物，否则就有可能受制于人，以至于被人卡脖子，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
正如管理学中木桶原理所说，一个木桶容量取决于水桶中长度最短的木板。所以教育主管部门不能过于强调用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标准来考核高校，并作为高校排名与投入依据，这至多只能作为一个次要的参考标准，为此教育主管部门应重新修订对高校的考核评价标准，学科专业对国民经济与国防建立重要性应置于期刊因子评价标准之上，这样才能改变生物、计算机等少数学科专业过热畸形发展的状况，这样，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均衡发展，才能满足各个行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
(作者刘云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文/刘云，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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