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今年又会有无数学子走进学术的殿堂，然后他们会发现：梦想中美好的学术生活，似乎与自己期待的并不一样。这正好与前几天的热点相结合：众多学术妲己、学术纣王们，以及背后深层次的“学阀”土壤。首先说一点，纣王在真实的历史中并没有那么不堪，他不替学阀背这个锅：《为商纣王的“平反”，用了整整3000年》
其次我们要明确——先有学术纣王，后有学术妲己；学术纣王是主要矛盾，学术妲己是次要矛盾。就算有些“学术纣王”没有主观恶意，认为这仅仅是对自己爱人的一些馈赠，是学术圈司空见惯的“潜规则”——而这，恰恰就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很多人停留在男女关系、花边新闻的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这真就是大错特错了，最终只会被桃色八卦迷惑住双眼，无法深入探究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
（一）
这次事件让我想到了疫情期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教授举报裴钢等教授学术不端，以及点破王延轶、舒红兵裙带关系的问题。
裴钢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红良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有一个同事：武汉大学副校长、医学研究院院长舒红兵，舒红兵娶了自己的学生王延轶，王延轶现在担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在疫情期间曾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值得一提的是，饶毅在疫情期间也给舒红兵写过信，很直白的表示你娶学生做老婆这事不地道，更不应该让她担任病毒所所长，她专业不是干这个的：
这就生动形象地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利益集团”。这个世界有门阀，有财阀，而像贾平凹&贾浅浅，裴钢&李红良&舒红兵&王延轶等人，也有一个属于他们的专有名词：学阀。
最后饶毅的举报结果如下，官方回复：不存在论文造假，仅仅是图片误用。
然而更有趣的是，有人质疑饶毅教授替自己未成年女儿发论文，饶家小姐最后凭借优异的“科研成果”申请到了耶鲁大学。
我们暂且不做诛心之论，我们就断定饶家小姐是“将门虎女”“家风优良”，小小年纪就拥有了优异的科研能力，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申请到了耶鲁大学。但是，我想说的是：普通人家的高中生，绝对没有、不可能有、全然没有、笃定没有机会和条件在这些科研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还是排名很靠后的作者。
上面“绝对没有”这句请大家自行脑补加大字号，以示强调之意。所以小镇做题家们心里不平衡是有原因的：我们十二年应试教育走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教授家女儿凭借七作、十一作的论文申请到了耶鲁，我们心里能平衡吗？
有网友就调侃：我从小干家务很勤快，我去实验室给的大佬刷刷试管烧杯、打扫一下卫生，能不能给我一个十一作的位置啊？
然而这件事情不能一味批判，因为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注定是社会生物，我亲爹有的社会关系，我怎么可能忍住不用呢？而且这种事情也不违法违规啊，谁说我不能发一个十一作的论文呢？
换一个角度来想，比如说我是个长江青年学者，我辅导辅导我孩子功课合情合理吧？不能说学历比别人爸妈高，这就不公平了吧？鲁迅先生都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对不对？总不能对孩子好是错吧？
那我更进一步，辅导孩子参加奥赛行不行？指导孩子写论文发表行不行？让孩子帮我搞搞研究，到时候加他一个名字行不行……我孩子通过发论文、搞奥赛上了名校，等到了保研的时候，我给导师院长打个招呼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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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这是根植于“人性”层面的问题，很难解决。
“诛心”难啊，谁也难免有些这样的“私情”。但是，看似一步一步“合情合理”的“私情”之上，还有“公义”。“徇私”发展到了极致，就是贾浅浅这样：
上面是贾浅浅的诗，如果单单是文学层面的争论那是不值得讨论的，有人就爱写屎尿屁的诗那是人家的自由。但是，贾浅浅有一个身份非常特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贾浅浅诗歌引发舆论关注后，许多作协作家、领导为其站台，核心观点大致就是：这就是艺术，你们屁民不会欣赏。
然而这些拍马屁的“文学家”们说来说去也没说出贾浅浅的艺术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举出除了这些屎尿屁诗之外的代表作。很明显换一个张三李四写这种事，普通人都会觉得这是粗鄙不堪的神经病，然而她是贾平凹的女儿，她就能凭借父亲的蒙荫获得文学副教授、作协领导以及一种作家溜须拍马的地位。人民只能感慨：才华并不会遗传，但地位可以继承。
贾平凹可以蒙荫子女，可以豢养一批马屁精，在文学界、作协领域有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阀”的具体形态。
魏晋南北朝那群士族搞“清谈”就是这样：你吹捧我、我吹捧你，大家一圈人互相吹捧，每个人身价就上去了，现在文艺圈就保留着大量封建残留。大家去知网搜一搜，很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吹捧贾浅浅的“严肃论文”：
你给我吹捧抬轿子，我让你发核心期刊，大家各取所需，岂不美哉？学术士族阶级当如是也。
所谓的“人情世故”“小圈子”就是这么根深蒂固。不仅仅学术圈有，各行各业都有。比如当年大烂片《摆渡人》，就有大半个娱乐圈为它站台叫好。
怎样摆脱“人情世故”这种人固有的“本性”？就是要靠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变“小爱”为“大爱”，变“私心”为“公心”。
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的表弟就到北京要求“安排工作”，主席直接拒绝了他来北京的请求，并批评了他：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岸英更是给他的表舅写了一封1700字的长信：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
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可是古往今来，有这种境界者能有几人呢？所以说“诛心”难啊。
（二）
“学阀”现象还有更深入的反思：就是有些精英们的贡献，确实远远远远超出普通人，有些工作必须要由他们来完成；但是他们工作的“高精尖”程度，往往又难以得到监督。
资本家的穷凶极恶都在表面上，就算他们用温情脉脉的面纱包裹自己，就算他们给劳动者灌各种毒鸡汤，就算他们让御用媒体给自己扣上“人民富豪”的帽子——但是只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难戳破他们的画皮；只要不断地给人民科普，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识破资本家嘴脸的人民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学阀不一样，学阀的专业壁垒太高了，别说人民群众了，你让一个博士生甚至是教授去评判一下业内同事，隔行也跟看天书一样。所以说学阀在自己领域掌握了几乎100%绝对的话语权，这个比马某人忽悠一群傻子叫他“爸爸”可厉害的多了。就比如上文中提到的饶毅举报裴钢学术不端的事件，我看了看他们讨论的内容，想说点什么，屁都说不出来。
去年一个中科院的朋友听说我要回石家庄给我践行，他说去年前年那次大猪瘟有猫腻——各大研究所纷纷宣布疫苗没研制出来，任由猪瘟泛滥。泛滥的结果就是小养殖场和散户全部死绝，大资本底价收割，猪肉市场已经形成了几家巨头垄断的局面，未来我们面临的是猪肉永久涨价的局面。
我一听嘴里的肉都不香了，问他这有什么证据吗？他说有个屁证据，我们这些搞研究的做事能给你证据吗？但是偏偏这次都说疫苗太困难了，研究不出来，背后没有py交易我是不信的。
先办事，再之后可以就通过“合作项目”名义赞助科研经费，或者通过购买专利的方式直接砸钱，或者让项目带头人挂点股份。我们搞科研的，这种名义不是光明正大？
我这位朋友还跟我说，大概三四年前搞环保那阵，最积极举报散户和小养殖场的就是这些猪肉大企业，他当时还觉得挺好，因为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是农业必然发展趋势。后来他越来越觉得不对，因为这些互联网垄断巨头不断地教他做人了，他发现猪肉背后的金融大资本风起云涌，眼看就要形成一统江湖之势了。
我也跟他感慨，想不到消灭中国千年传统的散户养猪模式，竟然不是靠生产力的进步实现的，而是“资本家+学阀”的覆雨翻云手办成了。
实事求是的讲，猪瘟没疫苗这个事颇具阴谋论的色彩，只是因为我朋友也算搞科研的，他又是我朋友不会骗我，才显得有那么一点可信度。但是他是中科院化学所，离生命科学差着十万八千里，离疫苗尤其是动物疫苗差着二十一万六千里，他就真的能断定疫苗一定能搞出来但是被拖延了么？
不能，只是通过“没有疫苗-大资本垄断获利”这个现象来倒推的；这比国外那些地平说之类的阴谋论高级一些，但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微博下面有条评论说的很好：这次猪瘟是全球的，那为什么全世界都没搞出疫苗呢？
是啊，中国处在大资本兼并垄断阶段，所以放任猪瘟消灭小养殖场对他们收益最大，但是已经完成规模化养殖的国外，疫苗岂不是最佳选择么？国外都没有搞出来是不是就说明疫苗真的是难搞出来呢？
这就恰恰证明了学阀问题的困难：我们正常人只能通过逻辑、推理、现象与经验去判断去分析，找出一个最有可能的结果，但终究脱离不了阴谋论的色彩。就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说，这疫苗就是能搞出来/就是搞不出来，首先因为能说的人都是利益共同体里、都是那个“阀”里的人；其次就是说出来，群众也压根就理解不了你说的是对是错。
所以学阀的地位要比资本家稳固一万倍，专业壁垒就是他们天然的护城河、保护伞，普通人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只能指望“阀”内部的科研工作者们能够有高素质、高道德，进行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这只能是有且仅有的唯一选择。
网络舆论可以在道德层面对学阀们进行监督，但是无法从专业技术领域有任何一点帮助。有人说“学术姜子牙”可以对抗整个学术圈的不端行为和潜规则，所以我特别想对每个“姜子牙”给与最大力度的支持。
然而他们那些专业知识我真是毛都看不懂，根本就提供不了一点有力度的输出。就像这次“姜子牙”讲“妲己”的论文不成体系，我一脸懵逼听了半天，跟听天书一样。还是上面那句话，只能指望学术圈内部有高素质、高道德的人才越来越多，进行自我监督与净化。
有人说，科学家群体普遍道德素质高于普通人，我们可以相信其群体内部的“自审自查自净”，以使这个群体是为了全体人类最广大的利益。但是智商和道德水平是否有正相关，没有任何研究去证明。而且这些事情就怕有反例，一个反例的出现足以摧毁多年以来所搭建的信任。
举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与资本勾结欺骗大众的例子：发明出含铅汽油的美国科学家托马斯·米吉利，他力证自己的产品是无毒无害的——“10月30日，米基利举办新闻发布会，向公众证明四乙基铅的使用是安全的。会上他以自己为实验对象，先是将四乙基铅洒在他手上，然后打开一瓶四乙基铅，将其放在鼻子下闻了60秒。”
结果汽油燃烧时产生的铅严重污染了大气，使得世界各地患铅中毒的人急剧增多。他还发明了氟利昂，因此米吉利本人也被称为“地球历史上对大气影响最大的个体生物”和“历史上杀戮最多的个体”。
这种不信任感不就建立起来了么。但是，我们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揭露米吉利欺骗大众罪行的，是另一位科学家克莱尔·帕特森，他顶住了来自石油资本巨大的压力，用详实的数据证明了含铅汽油对环境的巨大危害。这说明精英阶层内部还是有自我净化的空间的，只是自我净化的时间过去了整整四十年，铅已经毒害了一整代欧美人。
我这里不是在暗示或者影射什么，只是想举一个普遍性的例子来说明：如果这些精英不能很好地把持住自己，滑向了特权主义，我们人民群众似乎也没任何好办法。
这也是大家对于精英们普遍警惕的根源——“精英无罪，怀璧其罪”，大家只能靠这种天然的警惕与敌意去制约精英们可能向特权主义滑坡的趋势。
（三）
也正因为科研体系是极端精英主义、极端高门槛与封闭性的特点，所以它注定带有资本剥削与封建人身依附二者所共同具备的表现。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分析过很多研究生被导师剥削的问题，很多研究生连廉价劳动力都算不上，就是导师的包衣奴才和通房丫鬟。因为科研体系还没到资本主义剥削那么“先进”呢，还停留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水平上。
封建，讲究血统、门第、人身依附关系。读过研究生的朋友都知道，导师的地位、你跟导师的关系基本上就决定了你学生生涯进程，个人的能力、科研实力反而都要排在其后。这种封建化是如何“自我繁殖”的呢？很简单，就是我们高校相当长时间以来本校博士生留校任教的制度，这就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执政非常类似。
也就是近几年来，一线城市拔尖的高校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留学人才，才对自我繁殖的门阀学术圈有了一定的冲击。但对于二三线城市、次一级的高校来说，他们本身吸引国外留学博士的能力较弱，因此这种封建化自我繁殖在这些高校更为明显。而且就算留学生回来了，搞研究也得拜“学阀”的码头，否则处处都是坎。很多优秀人才引进回来，结果又负气出走的不在少数。
（四）
那么怎么办呢？真的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吗？看起来似乎是很难，因为就连毛主席这样经天纬地的大能人，也只在特定的历史区间内、短暂地缓解了这个问题——等老人家一离开，一切如故。
然而仅仅是“缓解”，就经历了很大的代价。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次高层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指出了当时文化教育系统的一些问题：“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保下来，当时保下来是对的。但现在要搞革命……（因为）他们先挑起斗争。”
针对于此，毛主席对当时的年轻人们发出了号召：“年轻人要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
对于这个号召，参与会议的朱德总司令也斩钉截铁地加上了一句：“打倒那些权威。”
毛主席继续强调：“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 这就是历史版本的、宏观范围的“抢话筒”。
说得多好啊，当年领袖嘱咐大家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压制他们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也不应该怕青年人抢话筒。所以大家明白那些哀嚎于此事的老怪物们都是什么成分了吧？都是什么ptsd了吧？
在同年5月份的另一篇文章中，毛主席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问题：“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
同时指出了教育系统同一个根源下的另一个问题——生源的问题：“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
毛主席更深入地指出：“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
毛泽东主席对于教育领域根深蒂固的问题，即便现在也有很多展现，比如教材中删除了革命烈士、民族英雄的故事；比如各种逆向民族主义这堂而皇之的加入了教师队伍，甚至成为了“专家”；比如沸沸扬扬的“毒教材”事件……
伟人说得比较高屋建瓴，比较宏观，我来从微观角度让大家更深地感触一下。当年我党接手的是一个文盲和半文盲率高达95%的中国，识字的都算有文化的精英了，更何况是学校里的老师？所以对于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你只要愿意留下来，那就继续为新中国教课吧。
但这就有个问题，这些人身体进入了新中国，思想却还停留在旧社会。我们就以凤毛麟角的精英——大学教授为例，当时的文化人们，保留了很多“民国大师”的风流——这个“民国大师”是负面的、带引号的，具体表现为对女学生的非正常喜好。
“民国大师”们风流韵事是出名的，在那个年代，你很难说明女学生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被PUA的。最典型的，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故事的开始就一个文学教授以其上位者的地位对女学生进行性骚扰（大规模情书轰炸）。张兆和受不了了，去找了校长胡适，把沈从文那些肉麻的情书拿给胡适看。
胡适也是个人渣中的人渣，当场表示沈从文是个情种，你张兆和应该尊重人家“炽热的爱”；其实你打心眼里还是愿意的，就是因为害羞所以没有表达。但是不要紧，你要是害羞，我可以当媒人去找你父亲提亲……于是张兆和就这样硬生生地被“撮合”给沈从文了。
这个故事在民国可是一段风流佳话，但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不就是个借势压人、强买强卖的故事么。而且更令人深思的是，沈从文是出了名的老实人，为人处世口碑从来都很好，他都尚且如此，那些个“风流倜傥”的民国大师们会发生什么事，大家自己想象吧，反正肯定不是“情书轰炸”这么简单了。
别说那个年代了，现在我们大学教授性侵女学生的丑闻也不少啊，主要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可以曝光，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便到了互联网时代了，学校出现了性侵丑闻，校领导第一时间想的还是撤热搜、压新闻、删帖子、堵受害者的嘴……
开始我是不能理解这个逻辑，当学生曝光教授性侵时，许多校领导想的不是怎么处置这个教授，而是给学生施压，责怪她曝光、让她删微博、觉得她影响学校形象。反而对于畜生教授百般保护：先发一个声明说感谢社会关注，一定严查；然后不了了之了，等风头过了教授又出来活动了。
假设，学校第一时间与畜生教授切割，开除公职教职，移送司法机关调查；给受害学生经济补偿和心理辅导，这学校的口碑不会好上天么？结果为了维护一个畜生教授，把学校多年的口碑和学生的民心搭进去。这要么是校领导官僚主义、尾巴主义的落后体现，要么校领导也干过性侵学生这种事，物伤其类。反正这两个选一个吧，肯定没跑。
后来我想明白了，原因就是两个字：学阀。官官相护，学阀也会相护。学生，不过是学阀的包衣奴才和通房大丫鬟，主子临幸你那是你的福分，还想反了天不成？
话虽然难听，但就是事实。大家想象一下：你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结果你上了大学之后，发现教授——尤其是文科教授，还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张口帝王将相，闭口才子佳人，你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不对劲的事情更多了：有个女同学深夜跳湖了，说是被某教授糟蹋了想不开；又有个教授，跟结发妻离婚了，娶了个挺着大肚子的女学生；还有个隔壁系的女生，忽然间精神失常了，一会哭一会笑……然后校长严令，不允许议论这些事，谁乱传“谣言”，就给谁处分，休想毕业。
所以就这么多年过去，听到的、见到的各种乱七八糟事越来越多，你敢怒不敢言，同学们也都敢怒不敢言。忽然有一天，晴天霹雳一声响，从北京传来了最高指示：有人给你们撑腰了，还是老人家亲自给你们撑腰。这时候你怎么想？是不是想马上就掀翻桌子干他丫的？
那时候为啥从高校掀起运动呢，一方面学生有激情，另一方面就是那些“民国遗风”的教授们干的缺德事太多，学生们都憋着火呢。我说的男女关系问题是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较突出有代表性，但更普遍更广泛的，还是根深蒂固的学阀问题——学生变成了教授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这把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像国际上的学术大师们如萨特、波伏娃们，为什么鼎力支持呢，从学术角度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看重的就是“反对权威”这理念。对于萨特来说，他们领导的存在主义革命就是一个推翻旧权威的过程；对于波伏娃来说，最大的权威就是“父”。还有很多更深入更复杂的原因，东西方两个最聪明的大脑在很多领域都有着不约而同的共识，这里就先简单提一嘴。
（五）
但是，我要说但是了，事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一个平面，有着非常复杂的多面元素。运动一开动，固然清算了一些真正的“反动学术权威”，然而也不可避免地扩大化、失控化，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生活，甚至产生了反智主义的倾向。
老师中有“民国遗风”的王八蛋，学生中也有不好好学习的坏学生啊。那时候大学里有很多八旗子弟、二世祖，靠父辈的关系进入大学，然而不好好学习，成绩属于班上最差的那一批。然而运动一开，他们就借老人家的威风，说那些老师是“唯分数论”“只重智商不讲政治”，开始攻击老师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们了。
那时候八旗子弟、二世祖们因为家庭关系，属于“见多识广”了，瞬间意识到了运动能为自己带来什么。而好学生们大多都是辛辛苦苦考上来的，基本属于又老实又怕事只想闷头学习改变自己命运的小市民家庭。所以哪里斗得过八旗子弟啊，于是发生了非常多恶性殴打老师、学生的事件。
更严重的是“反智主义”的蔓延——你学习成绩好、分数高那就是“不革命”，很多好学生被打，老师是偏袒好学生，也要一起被打——没办法，谁让那些八旗子弟智商不行考不高呢。《三体》里叶哲泰被批斗的那一段大家都看过吧，那就是反智主义的巅峰，扣帽子就完事了。
这种扩大化、扛着红旗反红旗的现象，老人家也看在眼里，于是有了那一段著名的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
老人家还有一段论述，属于苦口婆心讲道理了：“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既然老人家说了，我们就要相信，坏人顶多也就4-5%。但是坏人的影响是恶劣的，大家很容以偏概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网络上两性矛盾，不管是打男拳的还是打女拳的，其实都是极少数人，不管男女都有很多魔怔人。但是就那些少数人，影响就非常恶劣，你在批判傻逼的过程中，难免就会开aoe。
社会运动不是电子竞技，没有给我们微操的机会，失控就是那一瞬间的事。到后来已经演变成“黑暗森林”里的猜疑链了——我不砸烂你的狗头，那你就会砸烂我的狗头。
从这个角度大家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吧，要从多个维度去看待历史，拒绝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我再来讲一个维度，那就是但是又但是的故事了：反智主义肯定一大负面影响，然而学阀被冲击了之后，一些积极的因素又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份历史材料，这篇报告的全名叫做《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报告原文太长了，我来总结一下其中要点。
第一，曾经的“学术权威”们，把自己掌握的知识看作是独门秘籍，秘而不宣或只交给自己徒弟，形成技术垄断。然而运动开始之后，打破了学术交流的障碍——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衔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
第二，搞学术的与搞生产的结合了。曾经的“研究人员”与“生产工人”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阶级”——
过去，几个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
现在呢，别管你是几级工程师，还是什么教授、学者、专家，统统下车间劳动。然而神奇的是，参加劳动的专家们，从工人那里获得了很多灵感，是他们从前在研究室里闭门造车中永远不会获得的。他们的研究在实践中突飞猛进，有些工人掌握了一些背后的知识，也会提出很多不输于专家们的观点、建议。
第三，打破了“唯学历论”。曾经博士生要比硕士生高一等，硕士生有比本科生高一等——而最高的就是教授。现在一切以能力为先，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切以能力为先，一切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样一来，很多有学历没能力的人就暴露了：
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数据”，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生产力大大提升，一个又一个难关被攻克，取得了在国际上都先进的专利，干部工人关系融洽……只有少数几个“权威”“学阀”觉得让他们跟工人一起劳动是天大的委屈了。
所以历史还不仅仅是正面反面，还有一个侧面。上面这是理工科的例子，虽然这是个正面的例子，我还是要强调：反智主义的伤害还是很严重的，并不是哪里都想上文中这个正面典型这样一切顺利的——学阀打倒了马上技术突破就来了。
然而人文社科就不一样了，这个领域必须要刚跟理工类专业分开谈，因为这个领域基本都是“老怪物”，正常的人不多的，他们被整顿可谓大快人心。
再说回学阀被打倒之后的历史。但是但是又但是——这是第四个转折了吧——生产科研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色，并没有在祖国所有地方都出现。
上海是做得最好的，因为上海经济最发达，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素质最高、实力最强，所以运动在上海就是模范、样板。同样工人实力比较强，但是保守势力也不弱的地方——比如武汉、重庆、华北，就呈现出了激进派和保守派拉锯战的局势。至于一些相对落后的边疆省份，就比较糟糕了，先进阶级比较弱、或压根就没有先进阶级，所以产生了不少混乱。
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用辩证法的思维，全面地分析历史。就比如本文，至少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研究历程，用了四个“但是”的转折。
同时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学术权威”有引领时代进步的伟人，也有仗势欺人、不学无术、“封建遗风”的学阀；年轻人之中也有一腔热血为国为民，才华被压抑仕途被打压的优秀青年，也有压根就不想好好学习专门借机攻击老师和好学生的八旗子弟。
最后，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时上海的情况跟广西的情况就是不一样，用上海工人生产力解放一片欣欣向荣，或用内人党等事件概括运动全貌，一样都是不客观的。
但归根结底，还是没有给当时的年轻人足够的时间去实践，只能说老人家天不假年，他经天纬地的大实践只能草草结束，留给后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
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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