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屠宰业中的斗争
·一个进攻性的运动
·政府来帮助屠宰商了
·屠宰业工人组织起来了
·此后屠宰业中的情况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一九一七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的“苏”铁路线（Soo Line）当车辆检查员。在这以前，我曾担任过火车造车工会的交涉委员；一年任期满后，该会所属的十三个地方工会一致提出要我连任，我拒绝了，却回到铁路上去做工。我在做巡查货车工作的时候，对于怎样去发动组织工作的问题颇感困难。老实说，我简直想不出办法来。我们的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已经垮了；我自己每星期要做七天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结果我虽是芝加哥劳动联盟的代表之一，却连参加劳联会议的时间也没有。但是到了同年的七月十一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当我去上工的时候，在路上忽然想到，或者可以展开一个组织芝加哥各大屠宰场工人的运动吧；这些工人，是许多年来完全被美国劳动联盟所愚蠢地忽略了的。屠宰业的工人中，除去联畜工人以外，简直完全没有组织起来。[1]他们的境况万分痛苦；同时资方正需要大量的工人，因此便为组织工人的斗争造成一个极好的机会。此外，也许还可以设法使进步的芝加哥劳联支持这一运动。打定主意以后，我就干起来了。造车工会芝加哥区联合会，原是由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所领导的。当晚我就向该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由于我们所建造的冷藏货车是屠宰工业的基础，我们这一行在整个屠宰业中的地位是颇为显著的，区分会马上便批准了我的建议。七月十三日，我以区分会代表之一的资格，去参加屠宰工会（Butcher Workmen）第八十七地方工会的会议，屠宰工会其实已经破产了，第八十七地方工会也已经陷于半死状态。但在他们勉强地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以后，双方即于十五日向芝加哥劳联建议由双方共同展开一个组织当地屠宰业中所有各行工人的运动。劳联的负责人一致通过了我们的建议；于是，计划产生后不过四天，组织大屠宰业托拉斯工人的运动便开始了。一开始，约瑟夫·曼莱、杰克·约翰斯顿及其他工会左翼份子，都积极参加这一运动。
七月二十三日，我们成立了牲畜业联合工会（Stockyards Labor Council），参加的有十二个地方工会，联合工会所管辖的屠宰业工人中，包括屠宰工人、造车工人、机器工人、电器工人、箍桶工人、木工、职员、汽管装配工人、司机及火夫等。我被选为书记；一个名叫马丁·摩菲（Martin Murphy）的普通屠宰工人被选为主席。我们的工作计划是要建立一个联盟式的组织。我们拒绝采用左翼的传统政策，即发动一个新的“统一的大产业工会”，因为像这样一个双重性的工会，将会分散我们自己的力量，一上来就会断送了我们的运动。我们所决定的走向产业工会运动的路线，是建立产业联合组织，将构成这个组织的各行业工会，紧紧地连锁在同一个工会联合会、同一个执行局、和同一批交涉委员之下，借此在整个产业中建立巩固的战线。鉴于一九零四年的大罢工，曾因工人内部不团结和属于两个彼此争执的联合工会的各行业工会间的破坏而遭全面失败，工人们立刻接受这一建立产业组织的计划。我们将产业工会主义的精神，灌注于整个运动之中。
在牲畜业联合工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将运动的基础主要建立在非技术工人群众之中；也就是建立在占工人中大多数的、出生于外国的工人和黑种工人之上。黑种工人在芝加哥的六万屠宰业工人占一万二千人，因此是一个十分辣手的问题。虽然屠宰业中的主要工会，即屠宰工会，允许他们参加，但在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以后，许多熟练工人的工会仍旧不让他们进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一件事，便是由于美国劳联的种族歧视政策，使得黑种人的中产阶级份子对我们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在我们着手组织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办法，是使黑种工人参加群众性的各大屠宰工会，以为这样便解决了问题。但黑种人的领袖们立即喊起来，说我们将黑种人放到白种人的工会里去了；他们在工会中只是孤立无援的少数人。因此他们要求另外组织黑种人工会。在我们天真地同意了这一要求之后，差不多只隔了一晚上，指我们为“歧视黑人”的喊声，就在芝加哥最热闹的街上传遍了，结果非常之糟。但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采取所谓“街邻政策”，即在黑人区和白人区同时建立群众性的工会，两者都允许白人和黑人加入。这样，我们便结束了是否歧视黑人的争论，并迫使黑种人的中产阶级里的腐化份子，亦即那些屠宰商的代言人，公开出来一般地反对我们组织工人的运动，并主张破坏工会。他们这样的主张，却是很容易被我们打败的，因为后来的结果说明：我们终于争取了大多数的黑种工人，而我们所组织于工会中的黑种工人，其数目之大，是美国任何一个城市从来没有过的。
但我还是回到上文所说的故事去吧。为要进行这个运动，我们到哪里去找钱和组织工作者呢？美国劳联连一个铜板也不肯给我们，要（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它在芝加哥的组织委员福劳德（Flood）是个既无耻又傲慢的人。屠宰工会这时已是气息奄奄，它的极端反动的负责人，将我们看作暴发的人物，并且是和他们争领导的危险份子，当然对我们是敌视的。筹备工作是由杰克·约翰斯顿、我自己，以及从前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做的。芝加哥劳联对我们是友善的，可是最初给我们的经济上的援助，只限于第一次群众大会的费用。但是，经由芝加哥劳联和火车造车工会区联合会的推荐，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会总主席雷安（Ryan）非常勉强地任我为组织干事，任期九十天[2]。在我们的工作开展运动显得有希望的时候，芝加哥劳联又任杰克·约翰斯顿为支薪金的组织干事。后来，伊里诺斯州劳动联盟又给我们派了两个黑人来当组织干事；一面我们又间或拉屠宰工会和其他行业工会的交涉委员来帮忙。除此以外，都由我们自己在运动中设法解决经济问题和培养出组织工作者。
芝加哥劳联主席约翰·费茨派屈里克，一开始便同情我们的运动，但他对运动的前途却是怀疑的；这原因，便是他染上了普遍于工会份子中的悲观看法，认为屠宰业工人是组织不起来的。但在我们的运动开始收效时，他便积极起来了，最后在这一运动中当了全国主席。在和美国劳动联盟的反动领袖破坏我们的战略所作的斗争中，在和屠宰商及政府进行谈判中，他都做了特别有价值的工作。
一个进攻性的运动
我们精神勃勃地开始了组织起来的运动，并将我们的努力，集中于牛肉大托拉斯商人在芝加哥的五个大屠宰场。到我们集会上来听讲的工人很多；但是，由于美国劳联多年来的出卖行为和无能，使他们不敢轻易相信我们，所以加入我们工会的人却很少。在六个星期的紧张工作中，只有五百个人加入工会为会员。费茨派屈里克说，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好了，因为自从十三年前那次罢工失败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现。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进展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庞大的屠宰业决不可能用这种一个人一个人去组织的办法。我们无论如何要发动工人集体地加入工会才行。
我们这一小小的、具有战斗性的领导集团，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工人组织起来；为此目的，我们准备采取断然行动。我们所进行的，是一种战斗性的罢工政策，这和冈伯斯（Gomperss）的“不罢工”的战时政策，是丝毫没有共同之点的。我们确信，工人们对罢工是有心理准备的；假如他们看出来采取罢工行动是有希望的，而这一行动又将是有利于我们所宣传的八小时工作制及组织工会的权利等项要求的，便会对我们的努力有所反响[3]。因此我便向我们的小规模的领导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依靠我们现有的五百个会员，只要有很好的准备，再加上别的产业积极份子的有组织的支援，就可以发动六万广大工人的罢工。
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办法，但我至今还认为，假如当时我们实行了这一办法，我们一定会成功的。组织工作人员们同意了我的建议，但是我们幸好在准备的过程中找到了另一种更有把握的办法，通过罢工运动，使群众行动起来。在芝加哥的运动以及一般有利形势影响之下，西部几个屠宰业的中心开始出现了地方性的组织和罢工。因此我建议采取这样的策略，即召集屠宰业工人代表的全国会议，以便准备向屠宰商提出一些要求。屠宰工会的领袖们是美国劳联的典型反动份子；他们感觉到罢工可能发生，因此坚决反对这一建议；当然，他们对于我们的整个战斗性的路线也是反对的。但是，由于他们恐怕会被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抛在一边，又终于勉强地同意了。我们就在他们的抗议声中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向报界公布了，并且扬言：举行会议这一行动，很可能会发展到屠宰业全国大罢工的高潮。
第二天，正如我所预料的一般，芝加哥各报登载了刺激性的大标题：《屠宰业罢工在即》。别的屠宰业中心城市也要同样罢工，整个屠宰业由于将要爆发的罢工而在沸腾着。
这对于怀着不满的工人群众，产生了有如电一般的效果。终于，他们见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行动，看到了向他们的剥削者反击的机会。而在大批地加入芝加哥各工会时，他们几乎“挤破了大门”。孱弱的屠宰场组织，如狂地发展起来了。例如衰老的芝加哥屠宰工会（即第八十七工会），在报界公布了将要举行罢工的消息以后的第一次集会上，就接收了一千四百名新会员。同样，在西部较大的屠宰业中心城市里，运动的发展如同月桂树的滋长一般迅速；这里包括苏市（Sioux City）、圣路易（St. Louis）、卫史堡（Fort Werth）、俄马哈（Omaha）（录入者注：现通译奥马哈）、堪萨斯市（Kansas City）、圣约瑟（St. Joseph）、圣保罗（St. Paul）、俄克拉荷马市（Oklahoma City）和但维尔（Denver）（录入者注：现通译丹佛）等。成万工人，源源不绝地加入了美国劳联所属的各地工会。我们的策略的胜利，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尽管组织全国庞大的屠宰工业工人的工作，一向被做工会工作的人们认为是一件决不能办到的事情，但我们却占了上风。同时，我们把十二个彼此友善的屠宰业工会，合组成了一个全国性、但联系不很紧密的委员会，由费茨派屈里克任主席，由我任书记。
但是，屠宰商也不曾闲着。最初，他们除去派遣大批奸细打进我们的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敌对举动[4]。显然他们将我们的运动和过去美国劳联的许多次“斗争”一律看待，认为它也会自己垮台的。但是，当他们认识到我们真有了进展时，却又大为惊异，以实行“开门制度”[5]的工厂的惯技，亦即以开除工会积极份子为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一开除工人的进攻行动，到处都在发生，而于“李比、麦克尼尔和李比”公司（Libby, McNeil and Libby）（史威复特公司[Swift]的附属公司）开除了其在芝加哥工厂中的五十个工人时，达到了顶点。
我们的战斗的组织工作者的政策，是以举行屠宰工人的全国罢工为目标的。我们估计，只有通过这样一次罢工，屠宰工人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和建立他们工会（录入者注：原文如此，似漏了“的”字）。同时我们坚信：由于对食品的急切需要，无论屠宰商或政府，都受不了一次战时的屠宰业大罢工。因此，屠宰商对我们的挑战，正好使我们能运用自己的策略；我们为了回答“李比、麦克尼尔和李比”公司的挑战，迅速地举行一次投票，征求关于全国罢工的意见，结果几乎百分之百赞成罢工。于是我们便急忙开始准备罢工；但是，正在这个关头，美国劳联中负全国责任的人出来过问了，由此将运动引到由政府进行调解的路上，亦即被出卖的路上去。
政府来帮助屠宰商了
我们当能记得，威尔逊政府为了将频繁的罢工运动引入他途，并防止工会发展到实行“开门制度”的产业部门中去，采取了在战争期间由政府出面和工人订立协定的政策。政府的联邦调解委员会（Federal Mediation Commission），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解决工潮。当然，美国劳联的领导阶层，和这一反对工会的政策，是完全协调的。
杰克·约翰斯顿、我自己，和其他的屠宰业积极份子，是反对这种政府的干涉的。费茨派屈里克也反对政府插足其间，但是对罢工却没有信心；我和约翰斯顿的整个策略，却正是要以罢工的需要为基础，通过直接的压力，强迫屠宰商和工会签订协议。
但是美国劳联却漠视我们，将政府拉了进来。我们照常例将关于罢工的投票结果，正式通知了劳联，但劳联却未经通知我们，便将这件事交给政府去处理。我们立刻遭到了联邦调解委员会的代表们的侵袭。此后，当我向冈伯斯提出抗议，说他拉出政府来和我们作对时，他却替自己软弱无力地辩解说，我们的电报到时，他不在办公室里，他的秘书勒加德小姐，就将电报送到劳工部去请求调解了，而她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段解释，明白地显示出美国劳联的“战时不罢工”的政策。
劳联的这一行动，破坏了我们整个的罢工策略。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否不理政府派来的调解人，迳自举行罢工？但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劳联的领导人将坚决反对，参加我们的联合性运动中的十二个联盟工会的中央负责人，也是一样。我们的牲畜业联合工会自始至终的最大缺点，是它虽然在这一全国性的运动中，起了全部的推动作用和战斗性的领导作用，但是仍然让有关的国际工会[6]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反动的劳联负责人手中；更糟的是，我们不曾有一群有组织的积极份子，去联系其他屠宰业中心城市中的工人群众。
一年半以后，在一九一九年的钢铁业斗争中，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形。那时我们的委员会正遇到由威尔逊总统、冈伯斯和二十四个钢铁业工会的大多数负责人所提出的要求，即我们应该抛开我们的正在发展中的罢工运动，而相信政府的诡计。本来，以我们的坚强组织，可以不理睬这种叛卖性的要求，而进行伟大的全国罢工。但是在屠宰业的情况下，由于工会新成立，而且我们还不能控制全国，这样做法是很愚蠢的。于是，我们在优势的力量面前让步了，我们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进入了由政府调解的阶段，但不论我们敌人，即屠宰商、政府和美国劳联的最高领导阶层怎样，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的运动日益增长着的力量和战斗性，把我们的运动引向胜利的途径上去。
屠宰业工人组织起来了
在周旋了很久以后，我们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于芝加哥和联邦调解委员会草拟了一项协议，其中规定组织工会，成立厂工（录入者注：疑为“工厂”）委员会，说明工人的困难，出席工会年会等项权利；这个协议中同时规定增加工资百分之十，雇用工人时年资久的有优先权，不因“信仰、肤色或不同民族”而对工人有所歧视，公布招零工的日期，废除武断开革工人，废除强迫工人加入的福利团体，设立较完善的换衣室、午餐室和盥洗室等项要求。我们的其他六项主要要求，则提到联邦法官艾尔区勒尔（S. Altschuler）处了，将由他作仲裁决定。
一九一八年年初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屠宰业的仲裁法庭，是很有戏剧性的。阿莫尔（Amour），史威复特（Swift）、莫里斯（Morris）、古达希（Gudahy）和威尔逊（Wilson）这五个大屠宰商的代表，是迈尔（Meyer）律师和孔登（Condon）律师；工人方面的代表，是佛兰克·华西（Frank Walsh）和约翰·费茨派屈里克。在三个半星期中，我们的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在法庭上出现，其中有工人，有经济学家，还有劳工领袖（也包括冈伯斯），而在作证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屠宰业工人恶劣得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屠宰商所正在获取的难以想像的大量利润。阿莫尔自己承认他在一九一七年所得的战时利润，是四千万美元。屠宰业被这样地暴露出来，并且弄得这样狼狈，真的使得我分外高兴。我自己也曾经历过屠宰业工人的痛苦状况，一九一五年冬天，我在史威复特公司的造车工厂做工，由于工资低得可怜，我竟不能买一件大衣来抵御严寒。
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艾尔区勒尔法官鉴于我们的运动的战斗性，并且知道假如判决的结果不能令我们满意，必然会爆发屠宰业全国罢工，他就工会的六项要求，批准了约百分之八十五。这就是说，他的判决书中规定再将工资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五；基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照十小时付给工资；在规定的时间以外所做的工作，须付给额外报酬；从事同类工作的工人，不分男女，取得同样的报酬；保证在工作空闲的季节中每星期只须做五天工；在每班八小时的工作中，须有一定的吃午饭的时间，并照发这段时间的工资。由于判决书规定可以追溯既往，所以十二万零五千工人，追回了五大屠宰商欠他们的六百万元工资，每人平均得四十元。
屠宰业工人将这些条款视作伟大的胜利，而加以热烈的庆祝。全国各地的屠宰工人源源不断地加入了工会，并在每一个工厂中建立了坚实的组织。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进行扫荡，使其他的屠宰商就范。我们迫使几百个小屠宰商在艾尔区勒尔批准的规定上签了字，然后将组织工人的运动扩展到屠宰业的许多附属工厂去，包括零售肉厂，独立肥皂厂，肥皂粉工厂，制胶工厂，罐头食品工厂，人造奶油工厂，肥料工厂，箍桶工厂等等。此外，在许多地方性的工业中，例如在机械工厂和造车工厂中，也传到了我们的风气，组织起来了。
这个运动之后，在芝加哥随着发生了好几十次罢工。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和“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Union Stockyards and Trust Company）进行的。这个有权势的公司，为大屠宰商所有，每天由它买进、饲养和分配成万只运到芝加哥牲畜场的牲畜。它是芝加哥屠宰业的神经中枢。它的专制的老板是一个叫做李昂拿德（Leonard）的，由于他拒绝在艾尔区勒尔的判决书上签字，他的三千管理牲畜的工人，就在接到我们通知后一小时内罢工了。立刻，所有的牛、羊、猪的运输都停顿了。屠宰商们慌忙地打电报到西部去，通知停运牲畜。约翰斯顿、摩菲和我三人，被传到芝加哥热闹区域的司法部办公处去。办公处说我们破坏战争，以把我们下狱作威胁；但我们没有让步，并坚持要“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答应工会的条件。渐渐地，那些大屠宰场因牲畜的来源断绝，而陷于停顿了。眼看就有屠宰业总罢工的危险。但是几天以后，“牲畜场和转运联合公司”示弱了，并且签字接受了我们的全部条件。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受压迫的屠宰业工人大为高兴。
到此为止，伟大的组织牲畜业工人的运动，已达到了主要的目标。整个产业，从头到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了。共有二十多万工人加入了十二个彼此联合的工会，其中有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有生长在美国的，也有从外国移居来的，而在新的会员中，有两万五千人是黑人。许多职员也都加入了我们的组织，甚至连牲畜场的警察也成立了一个工会。终于，专制的屠宰商不得不与工人同席谈判问题，而他们在和我与约翰斯顿举行会谈时，特别感到不合胃口。
在屠宰业中取得的胜利，宣告了美国工人组织的新阶段的开始。这是工会所组织的第一个大生产和托辣斯化的工业。这一胜利的达到，是因为实行了战斗性的政策，并且至少是以变通的方式，应用了产业工会的原则，因此它具有加倍的重要性。当然，美国劳联的反动官僚集团，并没有从这一切中学到任何有建设性的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前“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积极份子说来，这次斗争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这一运动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和旧有工会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说明了我们利用战时局势将数百万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理论，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
此后屠宰业中的情况
艾尔区勒尔法官作了判决之后不久，我离开了屠宰工业，去从事组织大钢铁工业的运动。但在谈到钢铁业的运动之前，我要说一说，屠宰业工人的优良组织，是怎样地终于被屠宰商在美国劳联的领袖们的有力帮助下破坏了。这在美国劳工史上，（录入者注：疑漏了“是”字）最可耻的一次出卖事件[7]。
早在一九一七年屠宰业斗争开始的时候，屠宰工会的冈伯斯派的负责人们，就在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破坏组织工人的运动了；屠宰工会的主席叫丹尼斯·蓝恩（Dennis Lane），是芝加哥某屠宰公司的股东。这些人的目的，是要破坏牲畜业联合工会的高度的团结及其战斗的领导集团。他们想要去掉其走向产业工会的倾向，而重建陈旧的、不为人所拥护的行业工会制度。因此他们力争取消各工会会员向牲畜业联合工会所缴纳的会费；要求每个工会要有自己的交涉委员，废除我们的集中制度，并坚持另行组织一个仅仅包括屠宰工会所属工会的联合会。正是这样一个致命的双重联合会制度，断送了一九零四年的罢工；我们在牲畜业中开始斗争时立誓不再实行的，也正是它。他们以自己的“组织干事”，充塞了芝加哥的各工会，而这些人则在屠宰商的所有的奸细和工贼的支持下，争取实现足以造成分裂的纲领。我们面对着这种破坏性的策略，只有继续我们的组织工作。
斗争是很激烈的。最后，丹尼斯·蓝恩那一群人，联合了声名狼藉的以西门·欧唐纳（Simon O’Donnel）为首的营造业恶棍们，决定采取动武的手段。为要侵入我们的组织，他们要求在他们那群恶棍中任命一个人为代表；我们没有答应，因此臭名远扬的暗杀者“大个子狄姆·摩菲”（Big Tim Murphy），公开地威胁我，说已经决定要将我“消灭掉”。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声称：假如有人要“蛮干”，我们会知道应当找什么人算账，以及怎样算法。蓝恩和欧唐纳的计划终于彻底的垮了，我们仍然掌握了一切。
我离开屠宰工业后的一年内，斗争变得更为激烈了。两个组织工作者被暗杀了；在牲畜业联合工会中继我为书记的杰克·约翰斯顿，有一次拿着手枪，胜利地打退了由蓝恩派来强迫接收我们总部的武装袭击者。
在芝加哥地区以外的旧有屠宰工会机构中，我们的力量向来是薄弱的；控制着这个机构的蓝恩，终于组成了一个芝加哥屠宰各业的联合工会，参加的工人只有两千。这时，他就将屠宰工会中加入了牲畜业联合工会的四万会员开除出会。芝加哥劳联就这一野蛮行动提出抗议，但冈伯斯却警告联盟，叫它不要管这件事。这时，美国劳联在屠宰业中的其他工会负责人，便开始帮助蓝恩一同分裂屠宰业工人，破坏曾是运动成功关键的全产业工人的团结。分裂的结果，造成了屠宰各业联合工会（Packing Trades Council）、机器制造业联合工会（Mechanical Trades Council），和牲畜业联合工会鼎足而三的形势。此外还有些不属于这些联合工会的工会，以及大批没有组织的工人，他们都因美国劳联的出卖而垂头丧气。在别的屠宰业中心，敌人也使用了类似的破坏策略。
我们在一九一八年的伟大胜利之后，上述的情况继续了两年半之久。截至一九二零年秋天，一度曾是坚固的组织，则大为减弱了。于是屠宰商配合着战后以“开门制度”为手段的对有组织的工人的攻势，成立了公司工会，削减了工资，并和工会断绝了关系。对于这些进攻，工人们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五日以屠宰业全国罢工来回答。但是，尽管他们英勇地进行了斗争，他们是失败了，他们的组织成了美国劳联反动政策的牺牲品，并且几乎全部被破坏了。假如今天的格林（Green）和赫契逊（Hutcheson）之辈想知道各基本产业中的工人之所以反对行业工会和要求成立产业组织的理由之一，就让他们注意一下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屠宰业工人运动的悲剧吧。
从屠宰业到钢铁业
我们还是回到一九一八年的事件上去吧。由于我们在理论上认为，主要的任务，是将成百万工人组织到工会中去，而且无论如何要利用战时对于工人的需要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将屠宰业中的伟大胜利作为新的组织工人运动的起点。我并没有长久在屠宰业工会中担任职务的打算。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到钢铁业中去尝试一下。工会既然征服了第一个托拉斯化的产业部门，即屠宰业，我相信，只要他们再鼓舞一下自己，这么在最大的托拉斯化工业中，即钢铁工业中，也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因此，在艾尔区勒尔法官宣布他的仲裁决定之前，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大部分要求，我就为芝加哥劳联草拟了一个决议，要求美国劳联依照曾在屠宰业中证明非常成功的总路线，在钢铁业中发动一个进行全国性的组织运动。但是，我延迟了两个星期才将这个决议提交芝加哥劳联，这理由是颇为奇特的。原来在仲裁期间，屠宰商方面的律师孔登曾经戏剧式声言过：假如艾尔区勒尔向我们的要求让步，便会在一般产业工人中造成大乱，成百万工人便会成群结队地向老板们提出类似的要求。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口袋里已经藏着建议开展钢铁业中的斗争的那一决定了。这样，由于我恐怕这时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可能让艾尔区勒尔觉得孔登的预言已被证实，从而使他的决定变得对我们不利，我不得不等到法官判决以后，才把它提出。
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七日，亦即艾尔区勒尔判决后的一星期，我将决议草案提交芝加哥劳联，签字的有火车造车工会[8]及其他约十二个金属业工会。决议中号召美国劳联中凡对钢铁工人有管辖权的工会开展全国性的联合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一个广泛的产业工人运动；它所包括的工人，从煤矿和铁矿工人和湖上运输工人，钢铁业中的所有其他种工人，直到钢铁业配制部门中做最后几步工作的人和那些将最后的成品运到主要铁路线上去的人。这样一个联合性的运动，正如屠宰业中的运动一样，是在一定的产业形式下所应采取的最实际的路线。芝加哥劳联一致通过决议之后，伟大的钢铁业斗争便开始了。
一九三六年
[1] 当时屠宰业和其他的产业部门中，只有占少数的技术工人有自己的行业工会；占大多数的非技术工人，是没有组织的——译者。
[2] 我十年的铁路工人生活于此结束。我曾在全国各地的铁路上做过工，其中包括“南太平洋”（Southern Pacific）、“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海滨空运”（Seaboard Airline）、“芝加哥和西北”（Chicago and Northwestern）、“芝加哥铁路和航空”（Chicago Railroad and Navigation）、“菲列得尔菲亚和雷丁”（Philadelphia and Reading）、“斯波坎、波特兰和西雅图”（Spokane Portland, and Seatle）和“苏线”（Sooline）等公司所属各铁路线；做过的工作，包括火夫、制动手、修车工人、空气制动机手、车辆检查员、押运工人、筑路运料工人、工厂小工和工地伙夫等。
[3] 关于美国劳联领导阶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中的政策的讨论，见本章下节和第六章。
[4] 那时到处都有奸细。例如在我们的三个波兰和立陶宛籍的组织工作者中，有两个人终于自己承认是暗藏的奸细。
[5] 所谓“开门制度”，是指厂方可以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但实际上是排斥工会会员的。同时，如果资方能维持工厂的“开门”，有些工人就会觉得不一定要加入工会，因而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译者。
[6] 美国的大部分工会，在加拿大也有支部，故称“国际工会”——译者。
[7] 见《劳工骗子》（Misleaders of Labor），一九二七年版。
[8] 火车造车工会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这一运动的：在麦基斯（Mckees）、洛克斯（Rocks）、普尔曼（Pullman）和约翰登等地的大钢铁工厂里，在其他钢铁工厂里，有成十万的钢车制造工人。我也是这个行业工会的会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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