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一 我的早年
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我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汤吞城（Taunton）。七岁到十岁，我一面上学，一面卖报；但到十岁时，由于家庭收入微薄，就不能不离开学校，去就业了。一八九一年，我在一个雕刻匠那里当学徒；这是我生平的第一项职业。
我二十六年的工人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这一长段生活中，我曾在各种产业部门中做过工，包括化学工业、伐木、五金业、屠宰业、农业、海运、铁路、建筑等等；工作的地区，东起纽约，西至加利福尼亚州，南到佛罗里达州，北到华盛顿州。我在雕刻匠那里工作了两年，但因他给我的工资太低（第一年每周一元半，第二年每周两元），我终于离开。我继在本地的“麦克勒尔、斯密斯与齐登”（Mackellar, Smith and Jordan）铸字厂找到了工作，工资每周三元；在一年半的工作中，我学到了不少的铸字技术。在这一时期里我开始以极大的兴趣和同情，注视着工人们的许多次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
我所亲身参加的第一次罢工，是一八九四年菲列得尔菲亚（录入者注：现通译费城）电车工人的罢工，那时我十四岁。罢工只持续了一星期，但斗争却是激烈的。在第十五街和商场大街一带，骑警队向罢工者的和平进行队伍施行恶毒的攻击；这些恶棍鞭打我们，并将我们冲倒在地。这是我在阶级斗争中所受的洗礼，对于我的整个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这十年间，我正在长大，也正是工人们进行积极斗争的时期。这时期内工人所表现的斗争性，是其后二十五年中无与匹比的。那时正当劳工骑士会（Knights of Labor）的全盛时代，美国劳动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也刚在创建之中。美国历史上几次最伟大的罢工，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一八八六年，以芝加哥为中心，发生了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罢工风潮；这次风潮展开了工人阶级表现高度斗争性的十年。这次风潮激动了各地所有的工会，结果使罢工运动中一些英勇的领袖，如巴森斯（Parsons）、施派斯（Spies）、恩吉尔（Engel）、菲锡尔（Fisher）、林格（Lingg）等人，受到法律上的陷害。这一次历史性的斗争之后，又接着发生了同样著名的一八九二年的和谟斯忒德罢工（Homestead strike）；当他（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当地”之误）的钢铁工人，虽然在和日益膨大的钢铁托拉斯搏斗中节节败退，但在武装斗争中却击退了“宾克顿侦探社”（Pinkerton Detective Agency）[1]的恶棍，并且用武装占领了钢铁工厂。接着，在一八九四年五月，正当工业危机严重的时候，发生了戴伯斯（Eugene V. Debs）所领导的美国铁路工会的大罢工；但由于联邦政府使用暴力，加以美国劳动联盟和行业工会负责人的出卖，罢工被镇压下去了。同时，在落机山脉（录入者注：现通译洛基山脉）区域各州的金属矿工中，也发展了一连串的美国劳工史上最为突出和艰巨的罢工；在这一地区里，在海渥德（William D. Haywood）的领导之下，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的工人们在许多次罢工中对公司所雇用的恶棍和各州地方军队进行了武装斗争。这一时期的另一著名运动，是柯克赛所率领的各地失业群众向华盛顿的进军[2]；这个运动大大地鼓动了工人阶级，因为工资的剧减和当时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失业，使他们陷于穷困的境地。
当工人们在以这些英勇的行动抵抗美国资本主义的时候，中部的小农阶层对政治的不满，也高涨起来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制造商及商人等，也因为感受着日益增长的托拉斯和垄断资本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而表示不满。早在一八九〇年，他们已促使国会通过了《薛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明知无济于事，仍想借此阻止垄断资本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严重的工业危机，更使他们满怀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
一八九六年布赖安（Bryan）领导的民主党运动，就是在工人、农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的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中开始的。这一运动虽然包括了不少工人份子和城市中产阶级份子，却是由农人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发动的，而且农人是运动的骨干。
这许多伟大的运动深深地激动了我。这一时期的激烈的罢工运动，尤其使我关心，并鼓舞了我的热情。的确，关于一八八六年的事，我只是从年长的工人那里听来的，但他们都保留着当年的传统，我则以热烈的心情继承了这一传统。至于一八九四年的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的罢工，我是记得相当清楚的；当时报纸上关于落机山金属矿的激烈罢工运动和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矿工人的多次斗争的消息报导，我都仔细读过，因此启发了我和工人阶级血肉相联的感觉。我屏气凝神地注意着“柯克赛军”的进展消息。每天早晨，在去到工厂的路上，我总是滞留于菲列得尔菲亚第十三街和费尔柏特街交叉之处，为要在柯克赛设于菲列得尔菲亚城的征求参加进军者的办事处，读读公告，知道全国各地失业军的进展情形。当柯克赛在华盛顿因“践踏国会前的草地”这样一个可笑的罪名被捕，而使整个运动达于低潮时，我悲痛达于极点。但是，在启发我的阶级感情中起了最大作用的一件事，还要算伟大的和谟斯忒德钢铁罢工。我那时才十一岁，但我记得，当局将菲列得尔菲亚的国民军派到匹兹堡去镇压罢工时，我和父亲是一样愤慨的。
种种的因素在起着作用，将我天生的无产阶级本能，迅速地转变为真正的阶级觉悟。我的认识很快地越过了布赖安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极限，走上了革命世界观的途程。
我在产业工作中的经验也渐为增广了。截至一九〇〇年年底，除去以前所做过的工作外，我已先后在宾夕法尼亚的勒丁城（Reading）和佛罗里达州的约克孙维尔城（Jacksonville）两地的肥料工厂中做了三年工；在约克孙维尔时，我已经能够装配汽管和管理固定动力机，并成了渗和肥料的熟练工人。这三年中，我还在佛罗里达州的锯木厂从事过偿债劳动，在“宾夕法尼亚和勒丁”（Pernsylvania and Reading）铁路公司管过两个月制动机，还在纽约城第三街的电车上当过六个月的司机，并于此时第一次参加工会，即电车工会。当时纽约电车业的情形是很糟的；工人毫无组织，工资和工作条件全由公司方面武断规定。我于是决心改变这一切，企图将电车工人组织起来，而因此被开革了。
我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宗教的看穿，是我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准备，而我的转变，就在一九〇〇年夏天戏剧般地突然发生了。我开始以热爱的心情读着社会主义的文献，竭力了解当前的运动。一九〇〇年秋，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勒丁城附近怀屋密新（Wyomissing）一家肥料厂做工的时候，正逢美国大选，社会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是戴伯斯和约伯·哈里曼（Job Hariman）。那时我才十九岁，没有投票权，但却伴随了另一个工人，即我的姐夫乔治·麦克维，走了六英里路去“帮助他”投社会党一票。同年，我加入了社会党（Socialist Party）；那时的社会党，是刚从社会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3]分裂出来的新政党。
从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四年，我在革命中的发展遭受了一次无情的阻挠。我童年时在铸字馆里整天和铅为伍的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其后三年在肥料制造厂的工作，由于工人的健康在劳作时毫不受保护，整天蒙在含有毒素的灰尘中，把我的身体拖垮了，医生竟至说我有肺病。正和以前的广大工人群（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疏漏了“众”字）一样，我咬紧牙关替资本家赚利润，而几乎因此遭受不时的死亡。我于是辞去工作，收了摊子，出发往西部去，沿途过着流浪工人的生活。
到了俄勒冈州以后，我做了几个月码头上的工作，和伐木及修筑铁路的工作。一九〇一年初冬，我坐着一只横帆航船离开了俄勒冈州的州会波特兰。航船名叫比加苏斯，是只英国的四桅船，载着麦子，将要经由揆普忽恩到南非的揆普坦（录入者注：现通译开普敦）去。我的海上水手生涯，也就是我的工人生活中最有趣和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就这样开始了。在这段生活中，我环绕世界航行了一个半圆周，连同停留在南非、澳洲和南美洲沿岸的许多时间在内，前后共经三年，历五万英里。这次航行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饥饿、磨难、危险和低额工资，使我遭受了最残酷无情的剥削，并大大地帮助我坚强了我的革命信念。
我最后一次当水手，是在一只名叫“卡地干号”的船上。船到英国北西尔茨就将水手解雇了，我于是搭汽船回到菲列得尔菲亚。我在菲列得尔菲亚加入了“大西洋岸海员工会”（Atlantic Coast Seamen’s Union），打算就此在东岸当水手。但西部又给了我不少诱惑，我再度流浪到俄勒冈去。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初到达那里时，正赶上大选，可以投戴伯斯的票。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我在波特兰地区做工，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党的活动。我向当地党支部缴纳党费，并开始阅读党的文件。
这三年中，我在以太平洋沿岸地区为特多（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的各种行业中工作，包括农业、伐木、锯木、建筑、修建铁路和火车上的工作等。我真成了一个典型的西部流动工人。
我在“俄勒冈铁路和航船公司”（Oregon Navigation and Railroad Company）找到了工作，即在波特兰—尤马地拉地区当机车火夫。做了六个月的苦活以后，我请求加入“机车火夫和司机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 and Engineers），心想渐渐升为司机。但尖锐的工业危机在一九〇七年爆发了，于是我就失业了，所定计划也被全部推翻。
这几年中，我对革命的了解和我的革命热情，都提高了。我是社会党的极热诚的拥护者，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社会党组织，正因激烈的和日益发展的内部斗争，在起着分化。党的机会主义政策，是党被中产阶级支配的恶果。党内的革命工人份子，对小资产阶级的操纵和机会主义的统治，是深为不满的。我很关心这一党内斗争，并很快地成了斗争中的左翼的一员。我在阶级斗争中的经历和理论学习，已渐将我造成一个有斗争性的人。我已经认识到一个基本点，那就是：阶级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战斗。我深信所谓将资本主义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计划，是终于无效的。因此我坚决地和无产阶级份子结合起来，而他们的要求则是将社会党变成一个革命的组织。
一九〇七年的工业危机，逼迫我离开波特兰，到西雅图去找工作。从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九年，我大部分时间在西雅图做建筑工人和锯木工人。
我到西雅图时，社会党的内部斗争已经尖锐化了。典型的机会主义者集团把持着州（指华盛顿州——译者）的党组织；大多数党员群众倾向于左翼反对派。这一斗争的中心，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于党的领导权的争执，以后又引起许多别的问题，但主要还是领导权问题。
一九〇九年初，当州的党代表大会在艾佛来特举行时，情势发展到了最高点。左翼拒绝参加大会，召回了代表，另外举行了一个自己的代表大会，并自行选举了州书记。华盛顿州于是有了两个社会党。这时，机会主义集团所控制的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左翼的党代表大会为非法，承认右翼所选出的州书记，并给左翼份子以用个人身份重新入党的机会，但很少人参加。我们起初还想维持自己这个社会党，但由于党员不愿用“社会党”这个为人憎恨的名字，这一政策便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动员自己力量的新办法。
由于一九〇九年华盛顿州党组织的分裂，我们不得不决定究竟采取什么新的组织形式。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当时一般的左翼份子一样，头脑中充满了但尼尔·德里昂（Daniel de Leon）派的工团主义理论，但我们终于决定不参加德里昂所领导（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漏“的”字）社会劳工党。社会劳工党的极端宗派主义使我们起反感；至于德里昂的教条主义空想，与其说是我们分析到的，不如说是我们感觉到的。我们决定组织新党，而事实上也办到了。
经过不少艰难，新党于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西雅图出现了，它取名为“工资劳动者党”（Wage Workers Party）。它的寿命十分短促，从成立到垮台，才不过八个月。这个党的性质，可以说是介乎社会劳工党和一九〇五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之间的。像它这样一个党，在阶级斗争中是不能存在的，因此出生后不久就死亡了。党的机关刊物是《工资劳动者》（The Wage Worker），只出了一期。这一运动中的积极份子中有约瑟夫·曼莱（Joseph Manley），他后来成为共产党在工会中起积极作用的领袖。
工资劳动者党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社会党左翼最早的结晶之一，在于它是一九一二年大斗争和一九一九年社会党全国性分裂的先驱。在全世界的社会党内的革命份子反对改良主义领导阶层的斗争中，工资劳动者党代表了局部的战斗。
我对于工资劳动者党的成立并不十分热心，而且就在发动成立这个党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已转到世界产业工会方面去了。一九〇九年秋天，我从西雅图到斯波坎（在华盛顿州西部——译者）去，当地正进行着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我是去为泰塔斯（Titas）主编的《工人报》（Workingman’s Paper）（原名《西雅图社会主义者》）采访消息的。
刚到斯波坎，我便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斗争。世界产业工会的斗争精神极好，与社会党的爱说空话，真是一个尖锐的对比，因此使我衷心赞同。我被捕后，在狱中住了两个月，并在此时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会。被释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和当局谈判结束这一斗争，我被任为委员会的负责人，而谈判的结果，世界产业工会获得了几乎是完全的胜利。
我之所以参加世界产业工会，主要是由于我对社会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和政策的憎恶。由于社会党改良主义瘫化了斗争，使我轻率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般性的政治行动是无效的，工人阶级求解放的唯一道路，是通过战斗的工会行动，达到同盟总罢工的高潮。但这个结论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它将政治行动和社会党的机会主义混为一谈，从而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武器抛在一边。经过许多年后，我才纠正了这一基本错误。
同时，战斗的世界产业工会的影响，以及法国劳工总同盟（General Federation of Labor of France）的惊人胜利，使我采取了工团主义的观点。这一法国的工团主义组织，当时正领导着许多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同盟总罢工，鼓动着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我决定到法国去亲身学习法国的工团主义。于是在一九一〇年初，我带了一百块钱，先流浪到纽约，不久便到了巴黎。
我在法国住了六个月，一面紧张地研究法国的工人运动，一面争取能说法文和看法文书。法国工团主义有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和美国世界产业工会的政策也很不一样，因此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这个特征就是：战斗的工人并不退出保守的工会，另行建立合乎他们理想的新产业工会，而是在保守的工会中争取实行自己的政策。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策略和主张以战斗的少数人起作用的理论，较之世界产业工会建立重复性的产业工会的政策，和幼稚的“工会中无领袖，所有会员皆领袖”的理论，是高明得多，聪明得多的。我决定在回到美国以后就这两个问题在世界产业工会中提出，而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两点看法在我所作的工会活动中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离开法国后，又到德国住了六个月，零碎地学了些德文。我在德国的经历加强了我的工团主义的看法。德国的社会民主派显然是不革命的；这一点，加上该党控制下的保守的群众性工会和劳工组合所给我的印象，使我更加相信的革命的工团主义政策是必要的。德国工团主义的工会，由于宗派主义的作风而被孤立，这更使我相信：假如按照世界产业工会的计划，从旧有的工会中撤退出来，简直就是将群众性的工会拱手让给卡尔·赖强（Carl Legien）[4]去控制，而断送了前途。只有在群众性的工会内部进行工作，才是好的策略。我于是得出结论：双重工会主义（dual unionism）的政策，在德国和美国的情况下都是错误的。
我原定在德国只住六个月；快要期满时，我赶着学习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想要达到能够看书的程度，以便去西意两国各住六个月。正在此时，美国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圣约翰（Vincent St. John）给我来电报，要我代表世界产业工会出席国际工会书记处（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Secretariat）即阿姆斯特丹国际（Amsterdam International）的前身的会议。会议将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到十二日在匈京布达佩斯举行，我于赴会途中，在德来斯顿（录入者注：现通译德累斯顿）列席了全德工会会议，亲眼得见赖强的雷厉风行的官僚主义的实际表现。因为没有钱，我从纽伦堡步行了一百五十英里才到达德来斯顿，不久又接到圣约翰的电报，要我立即回美国去参加即将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会的代表大会，我遵从了他的指令。
我到芝加哥时，刚好赶上于一九一一年九月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是立即着手争取这个工会采取在保守的工会内部进行工作的政策。为要促成政策上的根本改变，我发动了积极的斗争，并得到了杰克·约翰斯顿（Jack Johnstone）、约瑟夫·曼莱、杰·福克斯（Jay Fox）、杉姆·汉末斯马克（Sam Hammersmark）等积极份子的支持。当时世界产业工会的内部情况，可以使我们顺利地进行宣传鼓动。这是因为一九〇五年代表大会上表现的蓬勃气象并没有能保持，世界产业工会的人数逐渐减少，影响也日益减弱，出席大会的只有三十一名代表。从会员的思想说，产业工会几乎成了一小撮顽固的宗派主义份子的团体，他们只知一味反对政治行动和宗教。戴伯斯和德里昂都在产业工会拒绝从事政治活动时分裂出去了。会上弥漫着悲观空气，而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世界产业工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但是，一项重要事件，却同时在发展着；由于这个事件，我们在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的刚有起色的宣传活动，受到颇为重大的打击。这就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世界产业工会所领导的罗凌士（Lawrence）二万三千纺织工人的罢工。罢工的斗争很尖锐，领导得很好，结果是工人取得了真正的胜利。世界产业工会声望大增，并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在这以后的短短期间内，世界产业工会又在培特孙（Patterson）、亚克琅（Akron）、小瀑布（Little Falls）、黎顿（Lytton）和在麦沙巴（Mesaba）铁矿区及华盛顿州的伐木区组织了一连串的重要的罢工。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罢工浪潮中，工人多次赢得了资本家的让步，使得世界产业工会达到保罗·布列森顿（Paul Brissenden）教授所称的“势力的顶点”[5]。悲观空气消失了，世界产业工会的积极份子都很高兴。圣约翰热情地宣称：“罗凌士地区各工厂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必然垮台的开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提出的将世界产业工会和旧型工会合并的建议，是全盘失败了。主张双重工会的情绪，又在各方左翼分子中间重新高涨起来；我们中间只有少数人将世界产业工会当时的兴盛，正确地看作是“昙花一现”。
世界产业工会内部主张“双重工会”的情绪的复活，使得我们不得不改变策略。我们新组织的几个团体，开始从世界产业工会中分裂出来，参加到美国劳动联盟内部去活动。首先采取这一路线的是约翰斯顿在英属哥伦比亚纳尔逊（Nelson）城所组织的工团主义同盟第一分会。不久以后，我们才在美国劳联在其他各地的机构中有了自己的组织，包括堪萨斯、奥马哈、芝加哥、明尼亚波利斯（录入者注：现通译明尼阿波利斯）、英属哥伦比亚的凡科佛城、圣路易士、旧金山、落山机（录入者注：现通译洛杉矶）、西雅图、塔可马及中部和西部的若干其他城市。
至于我个人，我最后一次缴纳世界产业工会的会费，是在一九一二年二月。我那时是铁路工人，因此在芝加哥参加了属于美国劳联的本行工会，即美国火车造车工人兄弟工会（Brotherhood of Railway Carmen of America）。
我们在新运动开始时所依靠的力量，几乎完全是来自世界产业工会的。社会党的左翼份子充满着世界产业工会所主张的双重工会的情绪，我们和他们完全没有联系。
由于我们的运动还很弱小，不能召开全国会议或代表大会。在各地组织的同意之下，由芝加哥的地方组织起全国中心组织的作用，并选出了执行局，以我为中央书记。我们的组织名为北美工团主义同盟（Syndicalist League of North America）；我们采取这一名称，是因为同盟尚包括加拿大的一些组织，并且打算将活动范围扩展到墨西哥去。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一共存在了两年，即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在当时蔓延着的工业危机的压力之下，这时的工人斗争日益高涨。美国劳联所属的各个工会迅速地发展着，并组织了好几次重要的罢工；世界产业工会也发展了，并且也领导了许多次斗争；社会党的党员数目，一九〇九年为四万一千四百七十九人，一九一二年为十一万八千零四十五人；同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所得的票数达九十万，超过该党在以前任何一次大选中所得的票数。赛渥德·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录入者注：现通译西奥多·罗斯福）尽管竭力想以他的“进步党”[6]运动来解除劳苦大众的精神武装，仍然不能组织上述这一切的发展。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虽然从事了不少活动，但终久（录入者注：意思应即“终究”）不能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同时，它的活动仅限于芝加哥以西的地区，也就是向来属于世界产业工会势力范围的地区，而始终没有深入工业发达的东部。就成份说，同盟的会员，主要是些技术工人，而其中大部分又是生长在美国的。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工人中积极份子的实际数目，不超过两千；他们所领导的工会会员人数，至少有十倍或二十倍之多。同盟的影响，是不能单从它的人数看的；它所办的刊物所发生的影响尤大。同盟存在了两年之后就衰落了。一九一四年夏天，中央机构解体了；只剩下些互相没有联系的积极份子，散在各个工会中进行活动。
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纲领，显示着一般工团主义运动的基本弱点；这就是说：纲领中将工人的革命问题，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过于简单化了。
尽管同盟存在的期间很短，却在左翼中间留下了它的痕迹，使它在美国革命史上，必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同盟所代表的，是美国的革命工人第一次想要将工会的领导权从反动的工会领袖手上夺取过来的有组织的斗争；因此，它的主张较之当时和左翼紧密结合着的双重工会主义，是大大地进了一步。先前的革命者也曾为争取工会的领导权从事过斗争，但只限于芝加哥施派斯等人和早期社会劳工党的先进们所进行的几次。然而这些斗争发生的时候，左翼还没有染上双重产业工会主义的长期病症。向这一个起着瘫痪作用的双重工会政策首先发动了严肃的进攻的，正是北美工团主义[联盟]（录入者注：原文如此，应该是“同盟”之误）。
对于我们这一小群工团主义者说来，同盟之不能长期立足于劳工运动中，无异于当头一棒。但是，我们所坚持的意见，即“左翼的现行政策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并没有因这个打击而发生动摇。因此当同盟还没有垮台时，我们就着手建立新的全国性组织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集中表现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七日在圣路易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有芝加哥、圣路易士、奥马哈和堪萨斯城等地的代表，建立了国际工会教育同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Educational Leagae），确定芝加哥为全国首脑部的所在地，选定了包括主要地区代表的小规模的全国执行局，并任我为书记。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产生，刚在世界大战爆发了几个月之后，正当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的工业危机，又恰在战时大繁荣的前夕。这时生活费用已在迅速地上涨，工人的不满正在普遍化。工人有斗争情绪，但他们的组织却不能领导他们从事战斗，因而并没有许多斗争发生。美国劳联所属工会的活动，已在工业危机中陷于停顿；世界产业工会在两年前兴盛过一阵，现在却衰落了；社会党则因一九一二年的分裂，至今还蒙受着很大的创痛。
客观环境对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工作是有利的，因此它便将努力的方向，主要地转到无组织的群众方面，将他们组织起来。但是，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活动，始终没有形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冬天，我在西部作了七千英里的旅行（当然仍是沿途流浪），从事宣传鼓动，想要将运动展开。散在各地的工会积极份子竭力想组织团体，但没有成功。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在全国范围中的普遍性，竟还不如北美工团主义同盟。不久，教育同盟竟缩小为芝加哥一地的组织；但这个团体，却注定要在整个劳工运动中担任重要的角色。
教育同盟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其原因和工团主义联盟相似。两者都具有工团主义的通常的缺点；两者的左翼，是一贯地反对加入到保守的工会中去的。虽然世界产业工会已经一蹶不振，但双重工会主义却仍是世界产业工会、社会劳工党和社会党左翼所奉行的教条，是批评讨论不得的。一方面，美国劳动联盟腐朽日深，又在托拉斯化的产业中表现得毫无活动的能力，使群众对它不满；另一方面，一部分工人从联合服装工会（United Garment Workers）分裂了出来，组成了独立的成衣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并迅速地发展了起来；这两件事，都使持双重工会论者更振振有词。此外，使国际工会教育同盟和一般左翼势力分家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同盟自己所发展的工团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和当时左翼中的普遍的宗派主义思想起了激烈的冲突，行将使我们自己的力量在一般革命力量中更形孤立。
教育同盟在芝加哥的组织，约有一百人。它在为许多战斗性的运动建立基础时起了作用；不久以后，芝加哥劳联之所以能成为美国当时最进步的工会联合组织，教育同盟又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因此，教育同盟是有其重要性的。芝加哥劳联的进步性，表现于它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间在屠宰业工人中所发动的伟大的组织工作，表现于它在劳工党内部的活动，表现它给予蒙尼和彼林斯（Mooney, Billings）二人的声援[7]。
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我们不断地在芝加哥劳动联盟中活动，竭力想建立起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坚强组织。我们的政策之一，是在许多问题上，和芝加哥劳联主席约翰·菲茨派屈里克（John Fitzpatrick）所领导的集团结成统一战线。虽然我们认为菲茨派屈里克对于阶级斗争毫无理论认识，但相信他是个忠实勇敢的人，会尽他的能力为工人作斗争。
教育同盟在芝加哥的组织，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时期中当地的罢工运动。我们和那些控制着工会的日益膨胀的流氓势力起了尖锐的冲突，因此成了摩非（Murphy）和渥唐纳（O’Donel）等帮会的死敌；这些帮会，是造成日后恐怖时期的艾尔·加本（Al Capone）的前辈。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全国范围中也展开了。我们向工会刊物投了许多稿，借以说明我们的观点，并在成千的工会中推销题为《工会运动——达到自由的道路》的小册子。
国际工会教育同盟的重要行动之一，就是促使芝加哥劳动联盟决议成立一个芝加哥联合铁路工会（Chicago Railroad Council）。各个铁路行业工会的头目们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群众性运动，因而曾反对我们的建议。一九〇二年（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有误），芝加哥联合铁路工会领导了二十五万铁路工厂工人的全国性罢工。
一九三六年
[1] 这个侦探社，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镇压罢工和在工人中进行密探活动的最凶恶的机构。
[2] 柯克赛是美国当时一位宣传家。一八九四年，他组织了一批失业群众，称为“柯克赛军”（Coxey’s Army），去华盛顿请愿。到华盛顿以后，当局借故将他逮捕——译者。
[3] 社会劳工党于一八七六年成立，是由各个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由于社会劳工党内部的分裂，成立了社会党。社会党除一部分前社会劳工党党员外，还包括中部的社会主义团体。
[4] 卡尔·赖强是当时德国工会的改良主义领袖。
[5] 但事实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的人数，到一九一七年更多了，该会对外宣称有十三万会员。
[6] 一九一二年，赛渥德·罗斯福未能取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于是组织进步党，依靠自由主义的政纲竞选，希望第二次连任总统职位。进步党斥责民主、共和两党，说两党都是党棍子所操纵的；但罗斯福却是当时成长着的美帝国主义的激进的代表。
[7] 蒙尼是旧金山一位英勇的工人领袖，久为资本家所痛恨。一九一六年，该地举行主张美国准备参战的游行，途中炸弹爆发，伤了一些人，地方当局乃加罪于蒙尼和另一工会负责人彼林斯，将他们逮捕。入狱后，二人用发宣言等方式，不懈地支援各种革命运动；要求释放他们的斗争，普及于美国和全世界的进步人民。一九三九年，美国政府才在人民的压力下将他们释放——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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