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罢工协议时，必须时刻记住这个关键的事实。制定协议时要把这当成是为阶级战争中的新战役做准备。右翼反动派对整个劳资冲突的概念是错误的，他们以为老板和工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和谐无间的，把罢工当成是悲哀的误会。因此他们以为罢工协议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所以，当协议签订之后，当激烈的斗争仍然在以各种方式继续进行时，他们却解除了工人的武装。
1、解决罢工的政策
一套全面的罢工策略不仅要包含有进行罢工的有效方法，也要有解决罢工的有效方法。左翼要学会在什么时候、如何结束罢工，这是很基础的东西，就跟在什么时候、如何进行罢工一样。解决罢工的过程，不管它是在罢工运动之前还是之后发生的，都会产生真正的危险，是对领导层真正的考验。老板会趁机加紧进行分裂工人队伍的活动；此时他们会最密切地同右翼工人领袖合作。
左翼的解决罢工策略是与右翼的策略针锋相对的。右翼想的是迎合老板，让产业内太平无事，这也就意味着要让工人放弃斗争。但左翼在解决罢工的谈判中，必须采取措施，巩固较好的阵地，以便在这些阵地上更勇猛地把阶级战争打下去。
左翼必须精通谈判策略。在军事斗争上，在工人斗争中，有许多仗本来都已经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可是在谈判桌上，却被外行的、腐败的、怯懦的谈判代表输掉了。成功的谈判策略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准确掌握各方力量的对比。工人的代表，必须明白老板和工人双方组织及资源的确切情况。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工人总是要面对这个实际的问题：“我们的罢工能成功吗？要不要停止罢工？”只有洞穿老板们精心构筑的欺骗，掌握真正的具体情况，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策略之后，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关键问题。在斗争中，要准确地把握力量对比，这一点是策略的基础，无论在谈判中还是在罢工中都一样。
2、谈判策略
工人的谈判代表，必须是真诚的人，他们要见多识广、消息灵通，他们得经验丰富，坚决果断，他们还得懂得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他们必须时刻注意各种危险，还得做好利用任何可能的优势的准备。他们必须了解自己的要求和老板的要求各自具有什么样的相对价值。他们得明白在具体形势中哪些要求是“用来讨价还价”的，哪些要求是不能让步的基本原则。他们必须学会如何通过牺牲非原则性的要求来帮助达成主要要求，以及学会如何防止老板们也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避免同老板进行秘密谈判、达成秘密协定，这种谈判和协定等于当着普通工人的面，把普通工人出卖给老板，同老板妥协。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必须要使群众充满信心。
在被右翼把持的地方，左翼必须坚持进行公开谈判，将谈判过程和结果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公布。当反动派企图在谈判中出卖工人时（当1922年矿工罢工结束时，路易斯就在谈判中出卖了英勇的康奈尔斯维尔[Connellsville]矿工），必须通过全体投票公决、召开抗议集会等手段，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这种解决方案，阻止其签署。当老板企图通过公司工会强行达成罢工协议时（食品加工厂老板在1920年就是这么干的），左翼自然就要与之战斗到底。
在通过谈判结束罢工时，要提防来自右翼的危险，即高估老板的力量、放弃斗争的倾向，也要当心来自极左派的危险，即高估工人的力量、带领工人进行没有获胜希望的斗争，结果输掉了本来有可能通过协议解决的斗争。
后者可能造成“二次”罢工（second strike），这是非常危险的。当通过谈判正式结束罢工之后，可能就会立即爆发二次罢工。二次罢工通常是由于误解了谈判、突然遭到老板的挑衅性攻击、或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罢工工人造成的。这类“二次”罢工很难得到工人群众的真心支持，它们几乎都以失败告终。1904年全国罐头工厂罢工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老板们非常了解这种罢工的弱点，有时他们会有意挑衅，激起二次罢工。
3、通过协议结束部分罢工
与解决罢工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是否应该跟部分老板达成解决罢工的协议，也就是说，同那些愿意“签字”的部分老板达成协议结束罢工，是不是一个好策略。多年来左翼对这个问题一直用绝对的“不”来回答。左翼提倡过这么一种策略：要么一次过跟所有老板达成协议结束罢工，要么就不签订协议。左翼认为同部分老板达成协议结束罢工，是有组织的工贼行为。
左翼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主要理由如下：（1）反动的工会领袖教唆一个行业的工人背叛其他行业工人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在高度托拉斯化的产业中，几乎不可能达成部分结束罢工的协议，而左翼的政策主要是建立在这些产业上的，这个事实使得左翼拒绝部分结束罢工。
但是，“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达成部分结束罢工的协议”这个总结论是错的，这是极左的观点。在具体情况下，工人会发现部分结束罢工的好处。问题就在于：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部分结束罢工才是合适的。
部分结束罢工的影响
当部分结束罢工这个方法，能服务于分裂老板队伍、使工人能挑动老板斗老板这个战略总目标时，我们认为这个方法在战术上是可取的。这时，用这种方法就能使部分资本家当资产阶级行列中的“工贼”。但当部分结束罢工会削弱或分裂工人队伍时，或要牺牲总罢工的政治目的时，就必须坚决抛弃这种做法。
在那些竞争很激烈的产业，比如服装、建筑、印刷业里，可以利用部分结束罢工这个方法。在这些产业中，通过同个别老板、独立协会、或从主要的老板组织中分裂出来的那部分老板签订协议结束罢工，会使得其他老板出于害怕搞砸买卖、丢掉永久市场的恐惧，而放弃抵抗。
在竞争激烈的产业里，在关键时刻部分结束罢工，有时也能吓住大部分老板，分裂他们的队伍。出于同样原因，继续罢工的工人在看见老板的阵营发生分裂、并得到已经结束罢工的工人的财政援助之后，往往会大受鼓舞，继续奋战。
但部分结束罢工的做法，也会带来许多危险，对此要小心提防。这些危险有：部分车间达成了协议，不顾任何警告上工，构成了工贼行为；大部分老板们还没被击败时，他们会进行闭厂，不让罢工工人进入；提供了市场上急需的产品，让老板们得以摆脱头上最沉重的压力；使纠察委员会很难搞清楚哪些老板已经屈服、哪些还没有，削弱了纠察委员会的工作；损伤了罢工的群众性，挫伤了罢工工人的团结精神；使复工工人的利益和仍在罢工的工人的利益形成了冲突。
但即使是在竞争激烈的产业里，由于老板们的力量从总体上来说变得越来越强，部分结束罢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因此，把老板们整个儿地打败的做法，将越来越必要，这也一直是左翼的主要目标。
在那些已经彻底托拉斯化、或被几个大资本联合体所主宰的产业，比如钢铁、食品加工、橡胶、纺织、汽车等产业里，部分结束罢工已经完全失效了。事实上，（在这些产业里，）要想让一部分老板去反对另外一部分老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已经在财政上和产业上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工人得整个地击败他们，可以在局部范围之内，也可以在全国范围之内，大多数情况下要在全国范围内整个地打败他们。
有一种部分结束罢工的做法，是绝不能容许的，这种做法通常发生在矿业里，部分反动的工会官僚同某几个公司下属的矿井签订协议，把其他矿工丢下不管，不吸收他们参加工会。这极大地助长了反工会情绪，并给了老板们一件可怕的、用来对付工人组织的武器。在淡季或其他向工人积极进攻的时期里，老板要想打败工会，只要把生产从那些已经有工会的矿转移到没有工会的矿上就可以了。老板们曾经多次这么干过，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绝不能容许的部分结束罢工
同样的，当基础性、关键性产业中的工人发动大罢工时，比如铁路工人罢工、矿工罢工时，部分结束罢工的做法通常是不明智的，而且常常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这种做法会摧毁此类罢工的政治影响。部分结束罢工，等于承认自己是软弱无力的，无法达成罢工的真正目的——击败政府或整个资本家组织。
我们在上面曾提到过法林顿，1922年罢工期间，如果他那个单独在伊利诺伊州范围内签订协议结束罢工的计划得逞了，那这次伟大的斗争就完蛋了。这不仅是因为，（如果他得逞了，）伊利诺伊州的矿石将像潮水般涌向市场，更是因为部分结束罢工将意味着工会无法控制整个关键性的中心地带。老板们非常看好法林顿的叛卖计划。通常在范围广阔的、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罢工中，只有当罢工遭到严重失败，为了拯救少数工人时，部分结束罢工的做法才能勉强被接受。
老板们特别中意一种基于行业工会原则的部分结束罢工的方式。这种部分结束罢工的方式，能使老板们在技术工人之间制造分裂，也能使老板们挑动技术工人斗非技术工人。右翼工会领袖惯于进行这种性质的部分结束罢工。左翼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对工人运动的成熟和发展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4、工会的协议
在美国当前条件下，罢工策略中必须包含有指导工会签订协议的明确政策。多年以来，以世界产业工会为代表的极左派一直在原则上坚决反对签署任何工会协议。他们坚持认为，这种协议等于让工人在协议有效期内放弃阶级斗争。他们主张只达成口头协议。
这种错误态度是极左思潮的多种形式之一，正是这种错误态度阻碍了世界产业工会的发展，它是对右翼工会领袖在制定工会协议时的错误政策的反弹。右翼工会领袖从阶级合作的思想出发，认为这种协议能在事实上一劳永逸地结束斗争。他们把工会协议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们签订协议，把多个行业中的合同延长到不同的日期，以此作为破坏其他工会罢工的借口。因此，世界产业工会在原则上，是倾向于怀疑工会协议的。
但是，不应该根据世界产业工会这种肤浅的怀疑来判断罢工策略。工会协议既没有、也不可能结束阶级斗争，哪怕连让它停上一小会儿都做不到。签订协议之后，工人和老板之间的斗争仍在进行，尽管用的不是罢工这种形式。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学会在协议签订之后有效地进行斗争。在目前条件下，要维持有组织工人同老板的关系，在技术上需要有工会协议。
在范围广阔、结构复杂的产业里，比如铁路、矿业和其他许多行业里，要是只想达成口头协议，那是很愚蠢的。左翼必须学会如何避免工会协议通常会带来的一些坏处，并学会在同老板签订契约的情况下如何成功地同老板斗争的方法。
劳联上层官僚把工会协议当成神来崇拜。他们老是喋喋不休地强调工人负有小心翼翼遵守合同的庄严义务。当工人遭到老板的挑衅，忍无可忍地在协议正式到期之前举行罢工时，劳联上层官僚从来不会停止公开的破坏罢工行为。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卑劣无耻的几次叛卖就是这么发生的。最近这种叛卖的例子有：当纽约印刷工人工会进行罢工时，贝瑞（Berry）提供劳动力代替罢工工人；当不列颠帝国钢铁公司（British Empire Steel Corporation）的钢铁工人举行罢工时，路易斯下达了背叛性的命令，命令新斯科舍（Nova Scotia）矿工复工，破坏钢铁工人的罢工。
老板们的现实视角
反动的工会领袖在合同谈判时的策略，是直接为老板服务的。老板一有机会，就会破坏工会协议，而此时工会协议却束缚了工人的手脚。老板们冷漠地把工会协议当作一个权宜之计。他们根本不会被那些所谓合同的神圣性的废话所动摇，而我们那些保守的工会领袖却总是强调合同的神圣性。
当老板们发现履行协议中的条款是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就会履行条款。如果无利可图，他们就会破坏协议，如果有可能，他们还要摧毁工会。老板们现在正在烟煤矿区广泛地违反所谓的杰克森维尔（Jacksonville）协议，正是一个典型例子。过去几年来，矿业危机一直在加深，矿主们发现是摆脱杰克森维尔协议、除掉矿工工会的时候了，便厚颜无耻地这么做了。路易斯发表了冗长而软弱的恳求，请求老板们遵守他们以前对工会许下的庄严承诺，而老板们则完全无动于衷。
在对待工会协议的态度上，工人也要变得同样“实际”起来，并要认识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工人组织来迫使老板履行这些协议，那么协议不过是写着几行条文的废纸而已。至于合同的“神圣性”，工人应该向老板学习，当合同有碍于发展自己的利益时，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抛开。永远不能允许以合同为借口，强迫工人留在岗位上工作，破坏其他工人的罢工；也绝不能允许利用合同为借口，逼迫罢工工人复工。
提供发挥的余地
左翼在签订工会协议时，必须始终坚持留下一些发挥余地，要坚持各种“不当工贼”的条款。无论有多少个工会参加罢工，我们都应该要求达成联合协议，至少也要把所有的协议期满时间定在同一天。英国总罢工中，各个群体的工人不顾协议奋起罢工，证明了战斗的工人阶级在时机有利时，是决不会让自己被老板同自己达成的虚弱条约束手束脚的。
至于“应该签订长期协议还是短期协议”这个问题，老板和工人有着不同的利益，（所以双方的看法都不相同）。一般来说，当老板同强大的工会进行谈判时，老板会建议签订长期协议（三五年或更长），除非由于产业衰退，工资暴跌近在眼前时。
老板之所以喜欢长期协议，有几个原因。长期协议能使产业“和谐”，并阻碍工人发动进攻、阻碍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此外，长期协议还能使老板进一步地核算成本，在下一轮工资运动之前，能让老板更好地做好准备来击败工人。对工人来说，短期协议（一两年左右）是最好的。短期协议有利于工人斗争，有利于发展工人的阶级意识，有利于加强工会。短期协议也有利于让老板作出更多的让步。
反动的工会领袖们总是想避免斗争，支持老板们提出的签订长期协议的要求。矿工联合会抛弃了以前的战斗性策略——签订为期一年的协议、在无烟煤和烟煤矿区接受长期协议，是对矿主的投降。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征兆，反映了美国矿工联合会的深层危机。
在同老板进行有关协议的谈判时，左翼必须时刻为可能获得的最佳条款而斗争，但永远不能依赖这些纸。必须永远依靠具有富有洞察力和战斗性的领导层的强大工会。只有这样的工会，才是工人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这样的工会，才能让迫使老板们履行协议。
5、仲裁
罢工策略必须处理好仲裁问题。在罢工中，仲裁几乎总是成为老板反对工人的武器。只有在种族案例中，工人才能有效利用仲裁。仲裁是阶级合作总体系的一块基石。仲裁是基于反工人阶级的原则之上的，这个原则就是阶级和平、调和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利益。仲裁会扼杀工人的斗争精神，它只有利于老板。在公开的罢工斗争中，当老板就要放弃时，仲裁会拯救老板，使老板免于作出让步。
老板们用一些几乎可以说是离奇的理由控制了仲裁委员会里的“附加”委员或关键委员。保守的工会领袖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工人之友”塞进仲裁委员会里，结果这些“工人之友”都转过身去帮老板了。道理很简单，这些“工人之友”要么就是中产阶级，要么就是资产阶级（因为老板是不会让工人进入仲裁委员会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都同资本家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远远超过同工人的利益结合的程度。因此，在仲裁中，他们当然会支持那些跟自己利益攸关的人，也就是老板们。
这个过程是不断进行的，仲裁委员会里的“工人之友”总是让反动的工会领袖们大失所望，然而反动工会领袖们的希望总是会涌出来。铁路业中的情况就很典型，工人领袖们接受埃德加·E·克拉克[1]作为两个“怪人”（odd man）之一（另一个“怪人”是个资本家）参加仲裁委员会，对东部铁路的乘务员和铁路工人的要求进行仲裁。克拉克以前曾当过铁路乘务员骑士团[2]的大乘务长（Grand Senior Conductor），但他现在给铁路公司当律师。铁路工会领袖认为克拉克是自己的“朋友”，但铁路公司官员却知道克拉克是为公司效劳的。
仲裁的结果总是对公司有利。对“怪人”的稳固控制（无论他们是根据保守工会领袖的同意而当选的，或是由政府指定的），使得老板热情地鼓吹自愿仲裁和强制仲裁。
老板们经常向关键产业和基础产业中的强力工会提出仲裁要求，而当他们认为能在罢工中击败工会时，他们就会拒绝仲裁。能让老板们提出仲裁要求，总是有关工会具有强大力量的证明。
一些产业，比如矿业、铁路业的老板会急于寻求仲裁，那些工人已经成立了良好的工会的产业里的老板更是如此。这些占据了战略要地的工会能够给予老板沉重打击，所以老板们会谨慎地用仲裁来躲避这些打击。这种情况下，仲裁委员会里的“怪人”就会积极可靠地保护老板们的利益，不过这些“怪人”都会说自己是在维护全社会的利益。
右翼与仲裁
右翼工会领袖一般都会支持老板把仲裁强加给工人的政策。他们把这种政策当成阶级合作总计划中的关键部分。但仲裁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的记录实在太糟糕了，仲裁遭到了工人的广泛反对，所以右翼领袖们对公开支持仲裁持谨慎态度。
在印刷、建筑等产业里，工会力量很强大，罢工通常没有太突出的政治性质，反动派们常常会做秀一番，表示自己反对仲裁，但暗地里却用曲折迂回的方式来接受仲裁。但在基础产业里，反动派就会积极地鼓吹仲裁，他们鼓吹仲裁的理由几乎跟老板的一模一样。路易斯同矿主合作，逼迫无烟煤矿工接受关于他们目前协议的仲裁结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官僚在这方面进行叛卖活动的最新例子，是沃森—帕克铁路法案（Watson-Parker railroad law），正是由于官僚公开同铁路大亨们合作，才使得这个法案得以通过。这个法案实际上逼迫铁路工人接受强制仲裁，是对整个美国工人运动的一大威胁。
左翼的仲裁对策
左翼在原则上和实践中都反对仲裁。左翼坚持同老板进行公开谈判的对策。这种对策能最好地澄清相关问题，因为左翼能确保从老板手中夺回来的最实质性让步、能最大程度地鼓动工人起来斗争，能最好地、整体地发展工会运动。
在某些案例中，就连左翼都觉得仲裁是个（不得不接受的）权宜之计，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已经贫弱不堪（这有时会打动“怪人”们），或工会太虚弱，被占据绝对优势的老板们的组织包围着，做着绝望的斗争，只能拼命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了。在罢工刚开始，工会还有强大力量时，左翼可能会拒绝老板提出的仲裁要求；但罢工快结束，工会在事实上已被击败时，接受仲裁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也许有时能通过仲裁挽回一些局面。
在进行仲裁时，要设法让双方事先同意一些基础要点（比如承认工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可以拿来仲裁。
6、有组织地撤退
在制定军事战略时，如果只考虑胜利的要素，那是没用的。必须也考虑到万一失败了该怎么办。在制定罢工策略时同样要考虑到这一点。列宁说过：
“你们必须明白如何撤退。必须理解这一点，革命阶级是通过自己苦涩的教训来学会这一点的，从这些教训中我们明白了：不懂得前进、不懂得小心地撤退，就不可能获胜。”[3]
过去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当一个产业中的工会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并被老板们打垮之后，保守的工会领袖们一般就会绝望地逃离战场。他们丢下了那些曾经忠诚地支持罢工的工人，使得这些工人彻底疏远了工会，对工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左翼必须避免这种草率无耻的撤退。在敌人实在太强大，自己不得不撤退时，必须尽量争取系统地、有组织地进行撤退。只有这样做才能尽快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中止失败的罢工
反动派的一个普遍的错误，就是当罢工失败时，却不正式中止罢工。他们总是让罢工无限地拖下去，拖到罢工已经不能对老板施加真正的压力之后很久（才结束）。结果许多在罢工期间曾为了最微弱的一丝希望而拼死奋战的忠实工人，在遭到了无耻的叛卖之后，被迫带着对叛卖的深深厌恶回去上工。然后，他们就大量离开了工会运动。
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趁罢工已经很明显地失败时，正式中止罢工，让被打散的部队带着荣誉感复工。在1919年钢铁罢工结束时，我们就曾朝这个方向努力做过。这会极大地促进工人重整旗鼓。在进行有组织的撤退时，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当罢工遭到失败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照顾好伤员，也就是那些遭到关押的、上了黑名单的、忍饥挨饿的工人。要给在斗争中被捕的战士提供法律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援助；要帮那些因忠于罢工而失业的工人找工作；要继续给最需要的工人提供救济。拥有三百五十万会员的工会运动，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
比如说，在1919年钢铁罢工正式中止之后，为了照顾几万名忍饥挨饿和没有工作的罢工工人，我们让供给体系继续运转了三个星期。这一简单的团结行动（它遭到了保守派的嘲笑和反对），几乎比罢工中发生的一切都更能加强了移民工人对工会的亲近感。
保住根基
1919年钢铁罢工失败之后，被击败了的、饱受痛苦的罢工工人对另一件事给予了高度赞赏，这件事就是向所有在这场艰苦斗争中从开始坚持到最后的罢工工人颁发“荣誉卡”。这些荣誉卡是在罢工之后的一系列乐观的大型群众集会上颁发的，群众不顾钢铁托拉斯的恐怖主义举行了这些集会。
在这种灾难关头，要拯救任何形式的工人组织，包括各工会的残余部分、各种政治组织、保卫组织和工会教育同盟的残余部分，要拯救任何在罢工之前或罢工之中成立的组织，最基本的是要在组织撤退的过程中，同被击败的罢工工人保持有组织的思想联系。
为了组织撤退，我们精心策划了大型宣传活动，为的是在钢铁罢工悲惨地失败之后，保持同前罢工工人的联系，继续对前罢工工人施加影响。活动的计划是每周出版一份公报，每期要印十五万份，还要把公布传播给工人，为此我们让十二个组织者继续留在重要的钢铁中心。拨给这个活动的资金足够维持至少三年，这笔资金是从罢工基金中拨出的。
这些计划被通过之后，宣传活动开始了。但反动派故意破坏了负责该活动的委员会，扼杀了这项活动。如果规模如此巨大的宣传活动能有效开展的话，钢铁工人就会认识到工会并没有抛弃斗争，工人中的星星之火仍在燃烧，经过一两年系统的努力之后，星星之火最终将发展成为有组织抵抗的燎原之势。
7、巩固胜利
罢工取得胜利之后，就要巩固胜利，巩固胜利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罢工失败后进行有组织撤退的重要性。只是在最终谈判中逼迫老板同意有利的条款，这是不够的。除非罢工工人能彻底组织起来，系统地利用胜利果实去鼓动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行动，否则光有这些条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左翼曾多次在赢得重大罢工后，却发现不久之后这些胜利都渐渐变成了得不偿失的胜利。过了几个月之后，除了胜利的记忆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胜利果实能保留下来。
世界产业工会领导的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罢工，就是没能最好地利用胜利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罢工中，工人英勇地进行了战斗，取得了伟大的成功。新英格兰[4]的几十万工人深受这次胜利的鼓舞，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但却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让他们参加反抗老板的罢工。确实，就连劳伦斯工人都没有牢固地组织进一个工会里。结果，尽管世界产业工会取得了大胜，但没过多久，它就失去了劳伦斯里的小组织，还失去了在新英格兰的影响。大好的机会就这么让它溜走了。
进攻的必要性
我们的罢工策略必须做好准备，避免发生这种灾难性的虎头蛇尾的事。可以通过正确地认识、系统地采用进攻来做到这一点。在大规模斗争（特别是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的斗争）中，有两个特殊时期能提供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大好时机。这两个特殊时期就是：大罢工刚开始时，此时各地工人都受到了斗争的鼓舞；另一个就是刚刚赢得大胜时。左翼必须明白如何彻底利用这两个有利时机。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发动积极的攻势、向老板进攻的时机了。
在具体罢工中，巩固胜利的第一项要素，就是要牢固地把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组织进工会里。这个任务通常是很艰难的，因为非技术工人、缺乏经验的工人对永久性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可是，仍然要不惜任何代价，成立工会，并把工会维持下去，否则就肯定会遭到灭顶之灾。罢工期间必须积极地建设工会。无论罢工多艰苦多困难，都不能忽视这项基本工作。
下一项要素就是要在工人中稳固地建立各种左翼组织，这些组织对于工人在思想、政治、产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是必需的。要想通过在同一产业或相邻产业中发动大规模组织活动，系统地利用胜利的话，这些组织都是必要的。
通过采用进攻的方式来巩固胜利的例子， 是1917年至1919年间的肉类罐头业和钢铁业中的大型组织活动。这个运动是从罐头业中开始的。在那里我们赢得了重大胜利，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并大幅增加了工资。富有的罐头托拉斯的失败，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有组织工人和未参加工会的工人。
乘胜追击
在整个罐头业里，我们是通过在全国（不局限于芝加哥）各大小罐头业中心稳固地组织工会的方法，来系统地扩大战果的。接下来，在罐头业的辅助产业，比如屠宰业、肥皂业、人造奶油业、肥料业中，组织工人的活动也取得了成功。
然后我们又向钢铁业发动进攻，把胜利从罐头业扩大到钢铁业。我们在钢铁业中发动了大规模的组织活动。我们在罐头业中获得的成功，极大地帮助了钢铁业中的组织活动。钢铁工人受到了胜利的鼓舞，投入了战斗；进步的工会活动家也觉得：既然能打败罐头业托拉斯，为什么就不能打败钢铁托拉斯呢？
那时曾有一个计划：假如钢铁罢工胜利了，就立刻利用这次胜利，成立大型的组织委员会，发动全国性的组织活动，把所有产业中的工人都组织进工会里。钢铁业中的胜利，将会极大地振奋工人阶级的每个部分，将给这次规模巨大的组织活动注入生命力，使它成功。
军事战略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当敌人已被打败、组织混乱时，一定要乘胜追击，彻底歼灭敌人。历史上的伟大将军们，都精通这种积极主动进攻的策略。工人阶级的罢工策略家们，必须也学会在阶级斗争中利用这一原则，在这方面，列宁就是一个好榜样。总有一天，美国工人将对极度虚弱、士气涣散的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采用这种策略，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迈出走向（自我）解放的、重要的第一步。
完
[1]：埃德加·埃拉斯特斯·克拉克（Edgar Erastus Clark，1856年2月18日——1930年12月1日），1872年起在铁路上当司闸员，1888年被选为铁路乘务员骑士团的大乘务长。1890年至1906年间任铁路乘务员骑士团的最高乘务长（Grand Chief Conductor）。1906年至1921年间在州际贸易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里任职，并曾两度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原文中把他的名字错写为Edgar C. Clark。
[2]：铁路乘务员骑士团（Order of Railway Conductors，原文中错写为Order of Railroad Conductors）于1868年成立于伊利诺伊州的安波伊（Amboy），最初名叫乘务员工会（Conductors Union），1878年改名为铁路乘务员骑士团。在1890年以前，铁路乘务员骑士团一直是一个兄弟会式的互助组织。1942年，卧车乘务员骑士团（Order of Sleeping Car Conductors）并入铁路乘务员骑士团。铁路乘务员骑士团于1954年改名为美国铁路乘务员骑士团（Order of Railway Conductors of America）。1969年，美国铁路乘务员骑士团同机车司炉和司机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 and Enginemen）、铁路工人兄弟会（Brotherhood of Railroad Trainmen）、北美扳道工工会（Switchmen’s Union of North America）合并，组成运输联合工会（United Transportation Union）。
[3]：未能查明出处。
[4]：新英格兰（New England），指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带，包括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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