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第四章 毛主席作“五七指示”

第四章 毛主席作“五七指示”vSM品论天涯网

1．紧急飞往上海
2．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3．“五七指示”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1．紧急飞往上海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徐业夫在电话里对我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我。让我去通知他们，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接到徐业夫电话，我立刻告诉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了飞机。他让我和陈伯达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然后一起乘专机去上海。那时我们都习惯在夜间工作，所以那天晚上我干脆就不睡了。到了5月13日凌晨3时左右，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我们出发了。我和陈伯达坐车去了机场，与杨成武会合。我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那是一架叫做子爵号的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飞机上还有可以办公和休息的小房间。飞行途中，我心里就一直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行了三小时，我们就抵达了上海的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起坐上了一辆有三排座位的轿车，在我们的车子前后还各有一辆开道车和护卫车。在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文件分发给我们。打开一看，是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和毛主席在上面作的批示，主席的批示是写给林彪的。我们在车上就看了起来。
　　毛主席是比我们早几天从杭州抵达上海的，他给给林彪的批示应该是在上海写的。照例这样的文件都得由经过审查的专门工厂印制。我不记得杭州有这样的工厂，上海倒是有的。所以这个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飞机送到北京去印的。

2．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

　　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我们到的时候，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边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这张三人沙发旁边有一把靠椅。杨成武硬要让我坐在三人沙发上，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了椅子。我们坐下后，都继续埋头看文件。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天，我被调去《红旗》杂志工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住的地方离丰泽园很近，平日我常骑自行车经过丰泽园的后门出海办事。有时遇上主席在那里散步，我远远看见了都会立即下车，想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以免打扰到主席。可是主席只要看到我，总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参加，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过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但当时《红旗》杂志陈伯达是叫吴江、邵铁真去的，没叫我去。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就在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随后就拍了拍他旁边的另一张单人沙发，让我坐到他的边上去。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就不好推让了，于是我就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是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的。主席出来后，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从沙发上起身要让座给她，可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我原来坐的椅子上了。
　　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著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唉，一杯麦片马奶和一碟烤馒头，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主席喝了几口麦片马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在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所处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了。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训练，还可以做工，务农，还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在分配上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官僚特权阶级，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接着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刚拿到文件，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曾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个又是一次新的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前不久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个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持有这个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上了，可能还没有传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年轻时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主席在《张鲁传》上的批语我都抄写过，并且读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我就从主席对《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在他所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皆以祭酒为治”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务。接着，我说起我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那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上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我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我刚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去体验生活过，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战士也能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上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他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这时，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还会起来反抗的，还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都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一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都是毕恭毕敬地在听，那天也一样。我曾对主席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一些情况，但也就是这些了。其中对陈伯达、杨成武的谈话可能有失记之处，因为我有个缺点，就是记自己的多，记别人的少。关于他们的谈话，可以参考他们自己的回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然后提交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主席那儿出来，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锦江饭店，吃过午饭，我们三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主席讲话和文件。对主席的批示我们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中的个别字句、标点做了一点小的修改，接着，我们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在这种时候，陈伯达往往都是最起劲的，他亲自动笔起草。田家英曾跟我说过，凡写给主席的东西，陈伯达是一定要自己亲笔来写的，好让主席看到是他的笔迹，知道是他写的，那天、我和杨成武也只是在一旁参议，让陈伯达写。我记得，杨成武和我只提了一个意见，即在原来文稿的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采纳了，后来的中央文件上也是这么写的。
　　那天总理也到了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当晚，曹荻秋、魏文伯请总理和我们一起吃饭。总理说他晚饭后要去主席那里，陈伯达就让总理把我们写好的东西带去交给主席。这个时候，总理跟我说、约我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7点多，我就去了。没想到，总理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说，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总理朝我笑了笑，他先和我聊了几句闲话，接着就问起我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总理就认真地对我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主席所作的十六字的批示之后，端正了自己的认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其实我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我听了很受感动，深深觉得总理的胸襟宽大，光明磊落。
　　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莱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
　　很快，1966年5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向全党下发了这个文件。因为毛主席是在1966年5月7日作出这个批示的，后来就被称为“五七指示”

3．“五七指示”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主席那么紧急地召我们去上海，就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是要把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通过，然后马上下发给全党。
　　 “五七指示”在当时也确实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可是随着中央紧接着又发出“五一六通知”，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就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在1967年5月，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我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至于文章发表前是否请其他中央领导人看过，我记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传的关锋、王力是看过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他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是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他身体力行的则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读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主席自己对“五七指示”是很重视的。他一直都在考虑怎样才能既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不使差别扩大。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主席问我，现在工人的工资是多少？我告诉他，大概平均是三、四十块钱。他说，哦，我是四百多块了，相差十倍了，离巴黎公社的原则还很远。他对我们说，工资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要研究怎么解决？他特别叫我去找人研究一下，看如何解决。我赶紧找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孟祥才等人，组织了一个小组去作调查研究。后来也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降低上面的工资，增加工人的工资。孟祥才后来在山东大学工作，前些年我碰到他，他告诉我，当年我们作调查研究的材料现在都还在他那里。我记得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大约是把主席这一级的工资降到三百多块，这样就和工人只相差七、八倍。巴黎公社提出的差距是八倍。其实十倍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方案一提出来，陈伯达看了就反对，他说按你这样的方案搞，我们都不能生活了。陈伯达是四级还是五级，记不清了，只比主席少一点。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和陈伯达的生活开支，他的确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方案有待进一步推敲。后来文革运动发生大变动，这个方案就拖下来了。
　　文革期间搞的“五七干校”，就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临时的，有些人甚至把它看做是“牛棚”，是“劳改”，是一种政治迫害。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的有效方法。
　　在文革期间，农村搞工业，发展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前身）也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现在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苏的华西村，也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有农业，有工业，又有学校。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