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第十八章 调《红旗》杂志社和参加通县的“四清”运动

第十八章 调《红旗》杂志社和参加通县的“四清”运动H78品论天涯网

1．调入《红旗》杂志社
2．参加“四清”运动
3．因一封批评信而引起的风波
4．批评“繁琐哲学”惹出的麻烦

1．调入《红旗》杂志社

　　1964年夏，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写出之后，康生告诉我，他本想调我到他们的反修写作班子去的。可他正打算向中央办公厅管人事的龚子荣要人的时候，陈伯达却抢在他之前，向毛主席提出调我到《红旗》杂志社去。陈伯达是以当前史学领域斗争尖鋭复杂、为增强该领域中的力量为理由，打报告给毛主席，要调我去《红旗》杂志担任历史组的组长，结果获得毛主席的批准。田家英跟我说过，要去就去康生那里，不要去陈伯达那里。所以，在邓力群代表《红旗》跟我谈话，要正式调我的时候，我对邓力群说，我不想去《红旗》。邓力群一听就板起脸来说：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邓力群也是老资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没有选择了，不得不到《红旗》杂志社去。
　　我知道田家英和陈伯达矛盾很深，田家英曾当面给我说过，他担心我万一不小心，在陈伯达面前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现在我要调《红旗》杂志社，到陈伯达手下去工作，当然需要考虚田家英这位老领导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专门去给他辞行，请教他我到了《红旗》该注意些什么，实际上是跟他保证一下，让他不必有多余的担心，我不会在陈伯达面前说他的坏话。
　　陈伯达在争取我到《红旗》去的时候很积极，但其实他只是做个姿态给主席看的，说明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真的去了之后，他也没有怎么重视我。我去报到，他也不见我，只是让邓力群安排我在副总编范若愚的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面办公。等报到后我去他办公室见他，他也就一句“你来了”，并不和我谈具体的工作。后来《红旗》成立历史组，他才任命我当组长（正局级）。
　　康生没有要到我，但他跟我说，我们这里的事情你还得干，你要和《红旗》副总编范若愚一样，经常来参加钓鱼台的工作。于是，我调出中央办公厅之后，编制虽然是在《红旗》杂志社，人却是经常要到钓鱼台给他们写文章。可是这年的十月，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了。这样一来，反修写作班子的任务就没有了，随后它们就作为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写作班子了，“二月提纲”开始也是由这个班子起草的。康生和彭真的关系很好。平日里康生在中间一坐，秀才分坐两边，一句一句地讨论文章。但是“二月提纲”最后的定稿是彭真定的，是彭真拿到家里让许立群他们几个人又作了修改的，没有经过康生他们。在康生那里，主要动笔的是吴冷西和姚溱。王力主要是担任记录。后来王力说“二月提纲”主要是由他起草的，那是瞎说。王力的特点是擅长记录和在记录后很快地把观点整理出来。在这点上，别人是比不上他的。但要说写文章，他的笔头不行。
　　然而陈伯达却一直没有给我什么工作。只有一次，贺龙要人给他写《贺龙传》。陈伯达很起劲，他要我参加，因为我是《红旗》历史组组长，所以他要我来主持编写。我当时就推说我对军队的情况不熟，坚决推辞了。其实我当时多少还是知道点军队的事的，知道是很复杂的。而且江青也跟我说过，连她自己对军队都很谨慎，从来不多说话的。我怎么能去写这个《贺龙传》呢。
　　因为没什么事可干，而我又是个闲不住的人，所以那年（1964年）入冬，我就主勋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

2．参加“四清”运动

　　我去了北京郊区的通县，参加那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四清”运动）。邓力群是带队的队长，陈茂仪（《红旗》杂志秘书长）任副队长，苏星、关锋、海波、钟林和我分别担任小组长，其他还有十几个文化战士，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我带的小组来到了宋庄公社的翟里大队。
　　翟里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邓庆福，他私分私藏了不少粮食，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我们通过调查掌握了证据后，经过请示就抄了他的家。那时普通的社员家里连吃东西都很少，可是在邓庆福家里的几个屋子里却都是东西。他家院子很大，搬出来很多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粮食。为了教育干部社员，我们搞了一个展览，社员们看了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还有补品、贵重物品，连当时还相当先进的收音机也有，他家的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是超出普通农民太多了，光是抄出来的粮食堆起来就像座小山！当时的粮食是先由队里上交公粮，然后是社员按所得的工分来分粮食的，等社员都分完后还会剩下一些，那这些粮食就不在统计数字之内里面的，所以等社员都走了，他就带领几个干部私分、私卖。参与的有保管、会计、队长，这个副大队长分得最多。一个普通的大队干部，居然就私分得那么多的财产。
　　上有所行则下必有效！有一个小队长，是个皮匠，也私分粮食，群众揭发他，他还不承认，硬说是节省下来的。我们从小队会计那里突破，这个会计先也不讲实话。我们说，不讲我们就带人抄家。一听要抄家，他就主动交代了。我们去小队长家，发现粮食都藏在柜子里。一个小队的干部，就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敢在社员的眼皮底下私分集体的东西。所以，社员就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说，我们干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干部干的，我们工分那么低，就分一点点钱，一点点粮，他们说是为集体，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了。实际上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新的地主、新的富农。解放前是公开的剥削，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剥削。我亲眼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得毛主席讲重点是斗争走资派讲得真对。
　　关锋管的那个队，副大队长也食污，情况和我这个队的副大队长类似。也办了一个展览，绸子缎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电器都是新的，饼干都是铁盒子装的，数不过来究竟有多少盒。那时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不久，这些都是很高级的东西了。他贪污的粮食多，把粮食高价卖到自由市场上去，钱也就多，所以家里东西自然就多。光是这些东西，他也够得上是个贪污犯了。当然，就贪污的数值来讲那是和现在没法相比的。而且这个人是曾经做出过一点成绩的，他在公社里有点名气，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所以，虽然他贪污的证据确凿，却因为上面有人给他撑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谁要拿他，他就搬来上面的人，把拿他说成是整群众，而上面的人居然都是听他的。关锋对这事感到非常愤怒，就是要拔掉这个钉子。这个人不光是贪污钱和粮，平时欺压老百姓的事儿还很多。关锋很仔细，他让滕文生搞了一个小册子，把他的种种恶行、斑斑劣迹都写出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下了，开除了党籍。文革之后，北京市却给这个人平了反，平反的时候，也不讲点具体材料，不谈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一句话：一批极左分子，在关锋的领导下，诬陷造谣，加给×××的罪名都是诬陷不实之辞。关锋到去世的时候对这个事情都不服气。他指着他当年搞的那个小册子说：我就写本书定在那儿，他怎么翻案也翻不了的。但还是没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那本小册子人家不给他发行。“真理”都是相对的，谁掌握权力了就是“真理”。当然这个“真理”是打引号的。真正的真理是动摇不了的。
　　我那个大队的副大队长邓庆福也是这样。文革之后，北京市就给他平反了，说他没有私分粮食，也没有贪污。还有一个人，解放前当过地主的狗腿子，他在队里打谷场管称杆子，他就利用这个权力和当时粮食紧张，采用“高抬低压”秤杆的办法，来霸占和欺压妇女。他看中谁家妇女，就让秤杆高高翘起多给人家一点粮食，用这个办法去诱骗人家；诱骗不成的，他就把秤杆压得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粮食。有个外号叫“小半仙”的妇女，比较放荡，她也不结婚，喜欢谁，谁只要给她一点东西，她就跟人睡；但要不喜欢谁，你再给她钱，给她粮食，她也不干。她就是不喜欢这个把秤的，他再怎么高抬秤杆她也不干，这个人实在没有办法，最后竟把她给强奸了。就这样一个坏分子，邓小平重新掌权后，北京市居然也给他平反了。只要当年是我们搞的，北京市一律都给予平反，连证据确凿的坏人也给平反。理由居然是他们都是当年被我们“迫害”的群众。这应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的，邓小平、胡耀邦他们平反“冤假错案”另一面的真相。看看今天中国的农村，许多地方村霸、恶霸猖獗，欺压老百姓。这些是不是与他们当年的“平反冤假错案”时不分是非一风吹有关？你再怎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你能阻止这些血腥事实的持致发酵吗？
　　相比之下，还有个叫老刘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刘后来死了，对于他的死，我一直是觉得很遗憾和内疚的，因为是我没有处理好。在查办了邓庆福之后，有群众说，有个人你们没有查。他姓刘，虽然现在是贫农，可解放前他当过土匪，还经常搞绑票。一般来说，“盗亦有道”，那个时候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不能绑票自己村里的人。可这个人不讲这个规矩，曾经绑过村里的人，所以村里的人都不喜欢他。可是我们在“社教”运动中是没有搞土匪的任务的。再说他都已经是贫农了，解放后也没有什么劣迹。而且他的一儿一女，参加“四清”也挺积极的。但是，社员们向我反映了，我也得应着。我说，那好吧，让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说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们工作队的小周去找他谈话。结果一谈话，他就觉得很紧张，以为我们搞了邓庆福之后要搞他了，在小周找他谈话后没两天，他就跳井自杀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说，我也没有逼他，就是照你说的让他交代交代。邓力群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他是带队的，我赶紧报告邓力群。邓力群说，没多大关系，过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报案，给北京市公安局报案。我们报案后，公安局马上来人，法医一套人马也来了。人已经从井里拉上来了，法医翻来覆去地看，照相、记录，都好了就叫我们埋人。我说究竟检查出什么了？法医说，我们的任务是来看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就要立案调查，是自杀，那就是村里的事了。我问，那怎么知道他是自杀的呢？法医就跟我讲，被推下井的人要挣扎，到井里还要挣扎，指甲盖底下一定有泥灰，这个人指甲盖很干净，没有挣扎的痕迹，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没有挣扎。
　　这个老刘，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没有强劳力了，他家人的生活就困难了。人不死，怎么把他当作土匪都没有问题。等人一死了，大家却又同情起他来了，几十年前的事也原谅他了，反而都觉得是我过分了。其实我又没有整他，或者是抓他，只是让人跟他谈话。可是人死了，就都是我的责任了。我为这事检讨过。后来为了把他家生活稳定下来，我给他女儿找了一份工作，让他一家在生活上有个保障，但是他自己毕竟是死了。
　　通过“四清”，我们把所存的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队除了那个副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没有查出很大的问题，那个小队长的问题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员出工，打了钟还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后，没打钟就在钟底下等出工了。我亲眼看见，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高了。社员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都没有好好收，南瓜都烂在地里了，收起来的也没有人去分，最后还是都烂掉了。1958年确实风调雨顺，确实丰产了，但人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东西收不上来。全国都有这种情况。丰产不丰收，丰收不丰分。老百姓实际没有分到多少东西。后来农民积极性不高，并不是公社搞得不对，主要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自己贪污，又欺压社员。社员怎么会有积极性呢？经过“四清”，把干部队伍整顿了一下，社员积极性又起来了。
　　我们工作队自己都是很清廉的，工作队所到的地方，干部也不敢贪污，社员分的粮食就多。他们说，你们每年来一次就好了，特别是收粮的时候，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这就是说，生产问题解决了，大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了，你解决了干部的私分问题，社员的心就顺了。我们走了以后，他们连年丰产丰收，这恐怕也是“四清”运动的成果吧。
　　就在我下去搞“四清”运动的时候，我看到了毛主席新近的一个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看了之后，我脑子里轰的一下，就像感到地震一样的。这是我思想上最受到震动的一次。当时我刚写了评李秀成那些文章，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但在我的认识上，我们党至多达到了肖朝贵的那个状态，总的还是革命的。远没有达到洪秀全那个地步，洪秀全是已经完全变质了的，成了重新骑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地主阶级了。没想到主席已经把问题提到了形成新的与工农阶级相对立的剥削阶级的高度了。毛主席的这段批示，其实就是与刘少奇辩论的结论。我问了关锋，关锋说理论上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讲是已经到了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了。我也问了邓力群，邓力群表示他对主席批示不理解。但据说邓力群这些年也已经慢慢理解了。

3．因一封批评信而引起的风波

　　 “四清”运动是一场群众运动，首先就需要发动群众起来。如何发动群众？当时王光美发明的“桃园经验”，是通过搞秘密的所谓“扎根串联”，瞒着大部分的群众。等到他们排查摸底搞清楚之后，由工作队召开群众大会对那些排查出来的“坏人”进行斗争。斗争的方式很残酷，搞喷气式，搞残酷的肉体斗争。最早搞“喷气式”的就是“桃园经验”。刘少奇则到处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可是，群众和那些犯错误的“坏人”，平时也是乡里乡亲的，你要搞“喷气式”，搞“肉体折磨”，群众也抹不开面子，反而引起群众的反感和抵制。所以我们，包括邓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园经验”那个搞法。我们就是先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听取群众的反映，然后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去调查核实。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才对这些人进行清查和斗争。在斗争的时候，也最多是让他们站着，不去搞什么“喷气式”的“肉体折磨”。这样有理有节的，群众觉得信服，所以也容易发动。
　　可是也有热衷于学习效法“桃园经验”的。像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就是这样的。可是当他看到他们的做法受到了群众的抵制，群众发动不起来的时候，就认为是下面群众觉悟太低。他就作了个讲话，说如果你们不想搞，那我们也没有办法，那就算了，我们都撤回去。
　　刘仁的这个讲话精神传达下来后，我听了是有些看法的。当时我只知道是北京市的一个领导讲的，并不知道这是刘仁讲的。我觉得，群众不觉悟，那你就应该去做工作，发动他们起来；而不是去训斥他们，还动不动要撤走工作队。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对待群众的老爷作风。
　　虽然那时我已经离开“后楼”研究室了，可是陈麒章知道我在下面搞四清，就叫我把在下面了解到的事经常跟他们沟通一下。所以我一直和“后楼”的一些同志保持着通信联系，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大多是些零零碎碎的事。在给一个同志的私人信件上，我就把我对刘仁讲话的看法都写了出来，因为是私人通信，所以我也就写得比较直接。那位同志看了以后，觉得这封信的内容不错。他也没有跟我说，就把信转到陈麒章那里去了。陈麒章看了以后，认为我的批评意见很有道理，就把信在《情况反映》上登了出来了，而且还从办公厅保存的北京市简报里找到了刘仁的讲话，把它作为附件一起登出了。
　　毛主席向来都很反感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搞神秘化、搞地下斗争那套东西的。他从《情况反映》上看到了我的信，就作了批示，是批给彭武的。主席批评了刘仁，说刘仁，你不该这样讲话。这一来，刘仁就很紧张了，他作了检讨，还生了场病，住院治疗。不过很快就治好了。
　　这件事，彭真的意见很大。他找了陈伯达，说刘仁这个人是老革命了。你们批评我们的书记，也先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评他的。你这么一登出来，给主席看了，这事情就弄大了。
　　陈伯达这个人是没有独立自主性的，他的确是像主席说的那样，经常在党内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搞投机。我们批评刘仁就等于是给彭真难堪了。而彭真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厉害程度丝毫不在邓小平之下。所以，陈伯达一看彭真不满意了，就很紧张。当然说实话，那时候陈伯达怕跟彭真起矛盾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陈伯达来电话批评我：你们是怎么搞的？不经过我同意，怎么就随便给人下战书？我也没有叫你们下战书啊。你们写这东西应该先通知我啊。你是《红旗》的人，这牵涉到《红旗》和北京市委的关系，《红旗》和党中央书记处的关系，影响我和彭真的关系，彭高是可以随便得罪的吗？你们这么一弄，彭真还以为是我要整他，对我有意见了。
　　我跟陈伯达解释：我知道了，以后反映什么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给你看，那只是封私人通信，讲得随便了些，有点上纲上线，并不是正式意见。没有想到他们会登出来。我往信里说他是老爷作风。现在我收回这话。要不要我给彭真写信说明一下，这是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陈伯达说，你别写了。你和关锋赶紧到彭真那里去作检讨，认个错。由于我的信里还引用了关锋的几句话，也是比较激烈的，所以他让我叫上关锋一起去。
　　这一下，我和关锋也觉得犯难了。那封信，主席都已经作出批示了，我们怎么去认错呢。说来也巧，陈伯达要我们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也正在找我们。彭真指名叫我和关锋去参加北京市委召开的“四清”工作动员大会。我记得那天是天寒地冻，虽然专门给我们弄了个火炉子烤火，我们还是冷得不得了。开了四个小时的会，就冻了四个小时。其他干部没有火炉子，就更遭罪了。开完会，主持人说，你们两位请留一下，一会儿有车送你们到彭书记家去，彭书记要见你们。彭真是很大的领导，要见我们，我们不能说不去的。一会儿车子来了，把我们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头一次到彭真家里，屋里热气开放，温暖如春。以前我给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没到他家里去过。这次到他家一看，真是富丽堂皇，比豪华饭店的高级房间还要高级。桌子都是很高级的木头。吃饭是个专门的房间，很大，存很多精致的摆设。我当时也没有见过大世面，我在上海见过我爸爸的老板，家里也很气派的，可那是资产阶级，共产党里面这么阔气的我还没有见到过。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没有吃饭的房间，吃饭都在办公桌上。当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长。可是，主席家里与彭真的家相比，也简直也是两重天的，暖气不暖，在屋里呆着也要穿棉袄的。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参观一下，木床、旧沙发……。总理家里我也去过，西花厅，总理和邓颖超就住在一间小屋，都挺朴素的。
　　彭真确实是大手笔，领导能力很强。他不但不批评我们，还好像很重视我们。关锋是老干部，我原以为他会以关锋为主的。不料，他把关锋冷在一边，老跟我说话。
　　他先跟我们唠家常，问寒问暖，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还叫我常到他家里来。我说，我还不知道您爱人叫什么名字，他就说叫张洁清。然后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他先说了关锋的文章好，赞扬关锋一番。然后就提起了我评李秀成的文章。他对我说，我看到你的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当时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写得好，那么长的文章，我一口气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赏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对的，周扬他们不对。“忠王不终”啊，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忠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我跟你一样是拥护陈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们党培养的新兴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举负党的培养。彭真这么一说，就把我们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我对他的感觉也一下子好起来了。乘此机会，我就说，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对刘仁同志的那个意见应该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给办公厅写了封信，他们就登出来了。这个事情跟陈伯达同志没有关系。我们去之前，邓力群还在通县，我们跟他通报了彭真要见我们的事。邓力群也叮嘱说，见了彭真要说一下，你们写的那个情况汇报，是你们自己弄的，不是陈伯达叫写的。他还说，陈伯达对这个事情很恼火，你们要替陈伯达撇清楚。
　　彭真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意见，有权利写。还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对待群众怎么能用这种老爷式的腔调呢？他说，刘仁这个人呢，就喜欢讲反话。他那个意思本来是想反激一下的。他说不管了，那意思是，还是要管的。你们把它当成是他的真话了。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是真不管就不对了。他是个书记，怎么能真不管呢？
　　我们听了，也觉得彭真讲的很有道理。我说，我水平低，当时是我跟关锋讲的。关锋也没有仔细看。我们俩水平都不高，可能领会错了。主席看了我们的报告认为刘仁不对，就批评了。这是我们做得不好。彭真说，没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主席批评他，批得好啊。弄得他很紧张，心脏病都发了。他以后就知道该怎么讲话了。你要激发人家，就正面讲嘛。
　　彭真这么一说，我和关锋倒觉得过意不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对刘仁也并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他的话讲得不对。听过彭真的这些话，我觉得彭真好像不在乎这个事。于是，我再次强调说这个批评不是陈伯达的意见。他说，就是陈伯达的意见也没有关系。彭真又说，你们《红旗》杂志办得很好，工农兵学哲学，主席都说了，我也是这个意见。彭真的这个态度和陈伯达的指斥大不一样，这使我对彭真更加好感。说完他还要请我和关锋两人以后担任整个北京地区四清工作的顾问，只要我们有时间，所有北京召开的“四清”工作会议都欢迎我们去参加。
　　聊完了，就吃饭。我第一次吃这么精细的饭，那豆腐做得比肉都好吃。我老吃豆腐，关锋是老吃肉，那个肉也好吃。我们在通县都是“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都是在社员家吃饭的，到工作队队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平时在中央开会，我以为吃得也还不错的。中南海我们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请我到四川饭店吃过，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这个饭菜，那是天差地别了。
　　临走的时候彭真还叮嘱我，以后看到北京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写信，写我亲收，信封上写上你的名字，他们就不会压了。我领会他那意思是说，以后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别人说了，要跟他本人说。对这一点我当时也并不反感，因为那时彭高在党内很有威望，中央开会也常是他在讲话，比邓小平还厉害。那时还没有什么“二月提纲”的事，我确实是把他看作是中央的领导的。我那时才30多岁，比较简单，还不知道会有那么多矛盾。
　　我回来以后就对关锋说，彭真请我们吃饭这么隆重啊！关锋说，还不是因为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权力大，陈伯达都不敢得罪他。你写了那封信说刘仁的坏话，陈伯达要你去说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请吃饭还不是因为那封信，因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说了吗，以后北京有什么事给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这样的话，我们还能说他不好吗？关锋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锐，他究竟是经验多。我问他，我跟彭真讲清楚没有？他说，你应该向他说明，你是跟中办同志个人写的信。不经意说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状。应该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我说，那你怎么不当时就补充？他说，你的事我怎么补充？我仔细一想，觉得关锋讲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一来是按照关锋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经过说得再清楚一点，这也算是对向陈伯达有个交代；二来吃了人家的那么一顿饭，也该说声谢谢。给彭真的信，不是关锋叫我写的，我在信里说了对彭真招待很感谢，希望他转告刘仁同志，消除误会。此后我和彭真再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再给他写过信。
　　文革一开始，彭真就被隔离审查了，抄了他的家。所有彭真那里的信都交到了康生那里，里面就有我写的那封信。那时候彭真被认为是个反党集团，所有跟他关系好的，都会受到怀疑和审查。戚本禹响当当的的左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生、陈伯达、江青都看了那封信，就说我是拍彭真的马屁，向资产阶级投降。江青还有点怀疑，问我：你怎么跟彭真写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说，是陈伯达叫我去认错的。如此这般讲了一下过程。江青就问陈伯达，可陈伯达说没有啊，我不记得啊。还好那正是一起在开会的时候，关锋也在。我说：“江青同志，这个事关锋同志可以证明”。关锋也证明了。江青知道了实情就说陈伯达：“你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的，你现在又来说人家。”那次，康生也在，王力也在。康生说他仔细看了我的信，彭真请吃饭，一般的感谢，没有讲别的内容，没有什么事儿。康生这么一解释，这封信的事就算过去了。可后来陈伯达说，康生在包庇戚本禹。
　　等到我被捕后，开始是陈伯达骂我，后来是总理、康生、江青讲话，讲我早就投靠彭真。还引用我信里的一句话“在您的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说可见戚本禹早与彭真成为一家人了。其实那不过是句客气话而己。还有人造谣说我在信里写了“最敬爱的彭真同志”。我给主席都不这么写的，怎么可能给彭真写“最敬爱的”这种话呢？那造谣的人自己没有头脑，不等于其他人也没有头脑啊。

4．批评“繁琐哲学”惹出的麻烦

　　翟里大队的“四清”运动归宋庄公社管，而宋庄的“四清”又由上面统一管着，所以经常要我们去汇报工作，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有些都是重复的，我们得专门派一个人来应付。正好那时《哲学研究》约我写文章，我就想现在是繁琐哲学盛行啊。大大小小的会议，没完没了的统计、填表、查问，上面老来人听汇报，要这材料要那材料，比我们的队长邓力群来得还勤，邓力群有什么事叫我们说说就行了，也并不经常开会的。而他们却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你。一天晚上，我越来越气，就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繁琐哲学，关锋拿去看了说好。于是我就把它交给了《哲学研究》杂志。清样都出来了，邓力群看到了，就问我，你这个批判“繁琐哲学”是不是中央有人跟你说了什么啊？我说，没有啊。他就说，毛主席正在批评刘少奇的“繁琐哲学”呢。
　　我当时写的只是出于自己的感受，并把它提到了哲学高度来讲这个问题。没想到的是，制定“二十三条”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毛主席说“四清”运动主要是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说，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主要是解决“四清、四不清”的问题，还说要解决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毛主席就批评他是搞“繁琐哲学”。
　　我所讲的“繁琐哲学”是指具体的工作方法问题，跟主席批评的刘少奇搞的“繁琐哲学”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因为我是从哲学角度讲的，所以用了“繁琐哲学”这个词。邓力群是做过刘少奇的秘书，所以他很敏感。一看我讲“繁琐哲学”就警惕了，以为我是在批判刘少奇，以为我消息灵通，一定是听到了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繁琐哲学”了。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主席在批“繁琐哲学”呢。他说是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说毛主席跟刘少奇发生分歧了。邓力群跟康生关系不错，常跟康生打电话。邓力群说，这个事现在中央还没有公开，你不要去赶这个热闹。我跟邓力群说，我批评“繁琐哲学”，批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我一点不知道，我在农村没有回家，自从上次那个私人通信搞出那么多的事情后，我也没有和办公厅通信。邓力群表示相信，说那你就赶紧把文章撤回来吧，以免引起误会。你看我都误解你了，别人误解就更大了。党内文件一传达，你的文章一出去，好像你在反对刘少奇了。这样的话引起党内矛盾就不好了。这是中央领导之间的事，现在没有正式传达，我们不要作这样题目的文章为好。我认为邓力群的意见对，马上打电话告诉《哲学研究》杂志的林聿时，请他赶紧把文章撤下。他们说目录都上了，印刷费都付了。我说哪怕印了也要抽下来，损失我赔偿，我说这是邓力群交代的，不能发了。我也不好说怕引起什么误会，就说请他帮个忙吧，下次我一定写一篇大文章。他说那要损失多少钱，我说我来补。他说那倒不用，别的杂志赔钱，他们杂志赚钱，不在乎这点钱。他最后还是把文章撤了。
　　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情节，所以我就特别留意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关他们分歧的文件（即“前十条”和“后十条”）发下来后我仔细看，觉得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不对。而邓力群看了后，却搞调和论，说他们只是一个说法问题。同样的事情，不同的说法而已。刘少奇也没有否定搞党内矛盾啊。我和关锋都不同意邓力群的说法，认为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内部矛盾，干群矛盾，贪污腐败，私分粮食，各种人的历史问题，农村什么问题没有，你要找矛盾什么矛盾都有。这是客观情况，但是我们的体会是，你不能一天搞那么多的事情，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往解决党内干部的贪污腐化的问题，要让农民多分些粮食，这才是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邓力群认为，你得把各种矛盾摆出来，然后才能抓主要矛盾。我们怎么能一进去就知道什么是主要矛盾呢？主席说，什么都抓是繁琐哲学，但你摆出各种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琐哲学。我们就这么随便议论，也没有谁要抓谁的辫子。
　　我原来也不满意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但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会跟刘少奇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还专门把陈伯达从农村叫回来写二十三条呢？后来才理解了，毛主席和刘少奇这个“繁琐哲学”的问题的根本分歧，毛主席主要是要解决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最具有危险性的。而刘少奇则根本否认党内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把运动的方向是指向了在群众和基层干部中所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去了。
　　江青在文革的时候跟我说，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主席觉得挺纳闷的。主席对江青说，以前，刘少奇对他不是这样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总是很委婉的说的。而现在是我说一句，他就顶我一句。
　　主席所讲的，可能就是在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刘少奇当场就提出来，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说出来听听。毛主席当场就点了两个人的名，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和地质部的何长工就是。在此前后又发生了刘少奇不让主席在会上讲话，邓小平叫主席不要去开会，毛主席手持宪法和党章去参加会议的事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此形成了。
　　1965年我从通县参加“四清”运动回到北京后，就生了场病，当时口吐鲜血。家里的人很紧张，马上把我送去医院。没想到江青和康生都来医院看我了。我对江青表示感谢的时候，江青说，别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她就不说了。我就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命令，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的副部长亲自来。其实后来检查下来，也没什么大病，是支气管破裂导致的吐血，过度劳累所致。
　　从医院出来，我又回到了《红旗》，一边休养，一边就写了“为革命研究历史”这篇文章。


（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