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1．序言
2．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3．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4．在6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5．工作组进入阶段
6．毛主席调查并亲自解决间题
7．尾声
附录①：戚本禹《容全堂的“历史真相”在哪里？》
附录②：容全堂《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
序言
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始发于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期间，延续到嗣后的反右派运动中，直到1958年5月才告结束。这个发生在毛主席身边，而毛泽东直到最后阶段才知情并加以解决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义。它决不只是“八司马”遭受何载他们的打击报复这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了当年党内整风运动的艰难曲折和反右派运动被一些人人为扭曲的复杂历史过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枢机构搞小动作，在毛主席身边搞小动作，企图渗透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秘书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边。
秘书室在田家英主要负责群众来信来访的时候，设有三个科处理主席的信件并接待群众来访：一科管东北、西北、华北（三北地区）外加北京；二科负责中南、西南；三科分管华东各省加上海。何载当权后，成立了接见科，增设了内勤与总务科【原材料没有这一点，只提到五个科的设立，而又说是六个科，且列出了六个科。故增加这一句以便衔接】，并把京、津、沪三个直辖市拿出来单独成立一个五科。这样总共就有六个科，各科具体负责分别是：
一科：分管东北、西北、华北；科长戚本禹。
二科：分管中南、西南；科长朱固，副科长沈栋年。
三科：分管华东（这个科的信最多）；科长马芷荪。
四科：负责总务、内勤、收发信件；科长王象乾。
五科：分管京、津、沪；科长李公绰。
接见科：专管群众来访；科长吕澄。
所谓“八司马”是指八个科级干部，即以上七人另加毛主席的英文秘林克，以林克为首，林克是牵头人。
林克，江苏常州人，1946年在北京燕京大学参加地下党，1949年北京解放后进入新华社工作，1954年秋开始担任毛主席英文秘书。李公绰，辽宁沈阳人，比我早八九个月进秘书室，原是东北大学的学生，精通日、英两种外语，建国初为主席翻译过大量的日文信件。这个人很聪明，字写得很清秀。当时毛岸青每星期来两次教我们俄文，要求很严格，我是学不进，但他学得很认真，不久就能借助字典翻译俄文了。那个懂六国语言的韩瑞定调到中联部去之后，他接替韩瑞定的工作。原是三科科长，后调五科科长，监管国外来信。
朱固，江苏沛县人，也是地下党。他原在俄文专修学校帮师哲管干部组织工作，因对俄文没有兴趣，而古文功底很好，处理主席信件摘要精确、复信得当，就调来出任二科科长（我1966年代田家英职务后，曾调他到我的办公室帮助工作）。
马芷荪，上海人，到秘书室也比我早，她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46 年在上海即参加了地下党，后来转到北京，领导是后来的北京市共青团书记汪家镠【注1】。
吕澄，山东泰安人，长得高大，北师大学教育的，文字水平好，口才也好。所以，接见科成立时，调他任科长。在“八司马事件”中立场坚定，不与何载、王刚妥协，被王刚称为顽固的反党分子。
王象乾，山东青岛人，解放后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原材料此处不清，写的是：解放后参加华北革命大学习】，1950年初调入秘书室。工作认真、细致，收发信件工作做得很好，曾当选中直机关模范工作者。
沈栋年，上海人，上海育才中学的地下党，和我一起从中央团校分配进秘书室。这个人党性强，工作积极，字也写得好，特别是小楷写得工整。所以田家英喜欢他，把主席的故旧、亲友等的私人来往信件都交给他管。这些信统称旧谊，与各界名人来信一样的重要【注2】。
在“八司马事件”中，杨尚昆、刘华峰主要是想把林克拿掉。主席信任林克，而林克除了工作以外又不和主席以外的领导人交往，连总理他都不交往，也不给杨尚昆汇报工作。江青对他很满意，说他在中南海不结交大人物，很懂规矩。毛主席也称赞他“不结交诸侯”。他的组织关系在秘书室里，常来参加支部生活会，对人坦诚。引发“八司马事件”的关键人物是何载。何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高中文化。高中毕业生在他当时工作的西北局已经很难得很了不起了。所以，他一直是给领导当秘书，提升很快。他跟刘少奇常有来往，很受刘少奇欣赏，1949年就曾作为西北局的代表，陪同刘少奇率领的中央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过苏联。他是1950年下半年调来秘书室工作的。一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专门去看望过他。他初来时也是一般秘书，归彭达彰领导，协助彭达彰工作。由于他是老干部，在他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彭达彰就分了一部分领导工作给他。后来，就也当了副主任，还取代彭达彰当了秘书室的支部书记。
何载掌权后不久，就调来了很多老干部。为首的叫闫草，是个地委级的干部，到秘书室管党支部。其余是：张殿科、程芝到一科；刘运到二科；袁林、马之江到三科；丛滋荣到四科；武允胜、方世郁、张一平到五科；王明宽、张道静到接见科。何载实际是要用这批人来取代原来的科长、副科长。这些人后来确实都是何载的依靠力量，在整风、反右派中，也都是批判斗争我们“八司马”的骨干分子。
何载从西北局调来秘书室之前，就是大官了，他在西北局怎么对待下属和群众，我不了解。但他来秘书室，尤其当了秘书室的副主任之后，怎么对待下属和群众，我很了解。这个人很骄傲，很自以为是，待人态度非常傲慢，动辄训下级、骂群众，会上会下，不分场合，谁要有一点小错，他开口就骂。他不是骂脏话，而是专门挑字眼骂，侮辱人家人格。秘书室有位女同志被他骂得差点自杀。我也领教过一次。我把一个报告送给田家英（那类报告以前一直是给田家英的），何载觉得该先给他，就对我骂开了：“你长着脑袋干什么吃的？不会干就别干。你的报告不经过我，就给田家英，你是不是看人家大腿粗想抱粗腿啊？”老实说，我自参加地下党干革命，还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还从没被人这么骂过。我也没有遇到过他这样揽权，还蛮横无理的领导。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他的确有意见，这决不仅仅是他侮辱了我，而是因为他整个的工作作风、他对待下属和群众的根本态度。实际上，秘书室对他有意见的是一批人，不是我一个。所以，1957年3月在毛主席发表了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号召群众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之后，我们就酝酿给他提意见，由此爆发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
第一阶段：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内部讲话后不久，一些地方就有群众响应主席内部讲话精神，贴出大字报，给所在单位的党的领导提意见。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党校接受轮训，由于我是中办秘书室的，秘书室我经手的事情，别人搞不清楚，无法代我处理，我就要随时请假回秘书室处理事情。因此，秘书室同志们对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什么态度，我就很清楚。我们一些人受到主席的讲话鼓舞，也受到社会上大字报的启发，就在一起议论给领导提意见的事，主要针对的是何载。议论的结果，就是给何载写小字报，后来写出的小字报（不是大字报）就贴在秘书室的会议室。
第二阶段：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1957年4 月27日，也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之后刚好两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大字报不再只是像三月份那样是局部现象了，而是一些工厂、机关、学校，都纷纷贴出了大字报，对各自单位或者机关的部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中南海内也响应中央的号召，开展整风运动。我们秘书室进行一人一票的群众选举，选出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我得票最高，但因为不是领导，只担任了副组长。得票比我低的何载担任了组长。
秘书室当时有田家英、彭达彰、何载三个领导，大家对何载的意见最多。3月份，我们是在小会议室给何载贴小字报，这时我就带头给他贴出了大字报。由于秘书室很多人被何载骂过和粗暴对待过，都对他很不满，我的大字报一贴，跟着贴的人就多得很。越贴越多，就把秘书室的小会议室贴满了；继续贴，就贴到走廊上和大门外的墙上去了，还吸引了包括一些中央领导人在内的很多人来看。那时，秘书室在中南海丙楼的一楼办公，同一院区的甲楼住着刘少奇，乙楼住着朱德。
我主要反映了何载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平等对人；另一个就是对群众没有一点热情，对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和提出的问题不认真处理，能推就推，甚至干脆理都不理。有其他人的大字报说，何载到处吹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说赫鲁晓夫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等等。诸如此类。我反映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他动不动就训人、骂人都是事实，尽人皆知；我批评他那是欺负群众，是不平等对人，也没给他扣帽子，是让他自己去思考（“八司马事件”之后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他也承认我说的是事实，只坚持认为其他几个人的大字报是造谣）。
大字报开始都只批评何载，后来就不点名提到“办公厅领导”。主要原因是，有些办公厅领导，如杨尚昆，的确是和何载一样脱离群众，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例如，刚解放不久，有个陕北的劳动模范老杨来访，办公厅就没有领导出来接待。这个老杨，在党中央还在陕北的时候，住得离毛主席、杨尚昆都不远的，毛主席和他很熟，杨尚昆还常去他家里吃饭。可是这个老杨来了，杨尚昆都不出面接待一下。我把老杨来的事反映给主席，主席很快就出来见了他，还和他一起合了影。可是，主席都见了，杨尚昆或者其他办公厅领导还是不见；再如，有不少高级干部的家属来中南海，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进城后的变质行为，说一些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更有人看不惯原来的老婆了，要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有新欢了等等。那些老大姐都是从艰苦的革命年代过来的，资格都很老，级别也很高，还都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反映的问题又是很严重的，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但办公厅没有一个领导出来接待她们。后来我写了报告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到这么多问题，很生气，叫罗荣桓去调查、召开会议拿出处理意见。主席有了指示，杨尚昆他们就起劲了，说：“下次再来，你报告上来。”可这也是说说而已的，下次来了，他们还是一个都不出来。所以，在给何载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情况也有分寸地带出来了，而且没有点杨尚昆的名。
第三阶段：在6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那些我们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人，实际就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贴大字报的事情，矛头对准的就是八个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我，认为我们写大字报给何载和中央办公厅个别领导提意见，是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是反党，要把我们打成右派。秘书室主任田家英（主任还是代主任？戚老说过田家英一直是副主任主持工作的）和副主任彭达彰，在观点上是支持我们的，因而遭受牵连，而且彭达彰已被决定调离秘书室。具体布置追查的是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何载则让他亲自调入秘书室的那批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反办公厅的领导，是想把中南海搞乱。杨尚昆、何载他们这个搞法和当时社会上搞扩大化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社会各界许多单位、机关和学校，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侯，把一大批在春季的整风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向本单位的党组织和个别领导提出意见的人（有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当作是资产阶级右派来进行打击。
我们当然不服，因为我们大字报提的都是一些具体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就反抗，坚持认为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指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向领导提意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怎么是反党呢？这样，就开始了双方的大字报辩论。我们抓住他们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来进行反击，坚持说真正的右派不是我们，而是何载他们。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做反党演讲，何载还专门派人参加。何载自己支持林希翎的一些观点，倒可能是反党的。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满口新名词，还懂法国文学，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之后，就听她的了。王文把谈的情况报告给何载，何载就说她“大胆、勇敢、有才华” 【之前说过，王文1955年的时候是戚老手下的，为什么他敢越级直接给何载汇报？是不是1955年-195年期间他的工作和职务变动了？】。王文后来就根据这个精神，去北京大学参加林希翎演讲会，林希翎还在会上指着王文说：“今天，中央办公厅特派了王文同志来参加我的演讲会”，让人感到中央是支持她的。
到底谁是右派？我们下面大字报这么争论也不能解决，直到 1957年秋季，全国反右派高潮已接近尾声了，我们中南海这个事情却还是悬而未决。这就要提交给上级党委，即中直机关党委来解决了。
第四阶段：工作组进入阶段
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来秘书室接替何载的工作。同时，经由杨尚昆同意，以中直机关党委的名义，向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晓岚 （中直机关人事处长） 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孟繁华材料说王刚是组长？】正是这个工作组，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据何载后来讲，上面的领导在派晓岚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意见，是何载自己提出的：何载是老干部，只是有些错误，但不是反党。我们八个是反党。这个工作组在中直机关党委的支持下，从1958年3月到4月的两个月的时间，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在大会、小会上斗争我们（是言论的，不是肉体的。我们后来批判他们，也是言论的，没有肉体的。双方都是文明的）。我这个名义上的秘书室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没有了发言权。
他们说我们不要党支部、不要党总支领导、不要中直党委、不要办公厅的领导，名义上是促进派，实质上是取消派，是马尔托夫。他们还从个人历史上做文章，说李公绰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1948年国民党平津大搜捕，许多党员被捕，林克却安然无恙（言下之意，林克是叛徒），把我们八个人打成以林、李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其实，我当时贴的大字报是最多的，但因为我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大家认为我这个人说话实在，不说假话，历史又过硬（何载也承认我的大字报说的是事实，只是不承认别的几个人写的，说那是造谣） 。所以，他们把我排在第三位。
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我们批判何载支持林希翎的大字报贴出期间，刘少奇还来看过大字报，我已经听说了刘少奇表态说这样搞不好。刘少奇妻子兼秘书王光美退送相关文件，以前一直是退送给我的，现在都不退送给我了。我的预感在何载自己后来的说法里得到证实，他说中南海的高级领导提出，在中南海写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这里面有问题，为什么要在中南海这么搞？这高级领导人何载没说是谁。但是从他的前言后语来看，是比办公厅的领导杨尚昆还要高的，那不是刘少奇，就是邓小平了。
关于李公绰参加国民党，那是他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在抗战胜利的时候集体加入的，后来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就加入了共产党。他这个历史是清白的，在当时也算不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1953年审干的时候，我是审干委员会的委员，了解他的情况（在文革中，又有人要查他这个问题，害得他想自杀，是我出来为他讲了话，他才没有出事）。林克则是地下党的老党员，燕京大学毕业，英语水平很高，是主席的英文秘书和正正规规的英文老师。他是专门搞“参考消息”的，经常和主席一起讨论国外的事情，知道许多核心东西。主席是非常信任他的。工作组把林克找回来斗不说，还把他隔离起来。
工作组甚至布置人跟踪、盯梢我们。有一天，我去彭达彰的家，出来时一个人从暗处跳出来，把我一把揪住，带到工作组。这个人叫方世郁，原来是青岛公安局的。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监视我们，甚至从外地的公安部门调来了人手【前文说过，方世郁是何载来后不久调入的，似乎并非是专门从青岛调来搞监控八司马的人手，而只是现在充当了监视的人手。这里的说法是保留戚老给孙言诚的回忆。是否需要作出适当的用语调整？】我当时就提出了抗议，说这是搞非法监视，但晓岚不敢承认是她安排的。到了四月下旬，他们宣布我们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都已经写好了，还跟新疆的王震都已经说好了，叫王震准备接受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我们心里也都很清楚这些，都做好了离开中南海去新疆劳改的准备。
第五阶段：毛主席知情并亲自解决问题
就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去新疆劳改的时候，整个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折。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要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找来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反党小集团”分子，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主席大吃一惊。他信任的英文秘书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子，在受审查，还隔离了，连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主席一直和林克谈得很多很好，对林克很了解，说林克反党，主席当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广州去。这样林克就在隔离中被放出来，赶到广州。林克见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发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分子，要下放新疆劳改的事情都给主席说了。毛主席熟通历史。我们受到工作组打击的人正好是八个科级干部，田家英和彭达彰两个人级别比我们高得多，在观点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毛主席在听了林克的申诉后就联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还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又出现了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我不允许这种历史上的反动事件在我身边重演”。这是林克后来跟我说的。 “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因此得名。
主席在通过林克的汇报了解到秘书室存在两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人遭到斗争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让秘书徐业夫、高智，去把两派的大字报抄写来看看，凡是说林克他们是反党的和林克他们申辩的都抄来。徐业夫、高智连夜就来抄了，抄的很认真。主席身边的秘书来抄大字报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工作组本来已经准备要宣布我们为反党集团了，还给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让他准备接收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一看主席过问这件事起来了，就马上停下来看风向，连开会斗争也暂时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毛主席5月3日回到北京。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来后也不马上表态，而是亲自作调查，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机关人事处处长晓岚；秘书室领导田家英、彭达彰；林克、李公绰等涉事的八个科长；还有邓力群（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王刚、阎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主席亲自召开的会议，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组定为是“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紧张。正式开会之前，毛主席对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李公绰说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的。然后就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听了主席的话，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了，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主席不会跟一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么说话的。
主席让工作组的人先讲，王刚不吭声，晓岚就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的领导等等。她讲完了，主席接下来就叫我们讲。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历史上的把柄，李公绰讲话可能底气不硬，田家英、彭达璋又不便讲，林克已经都跟主席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剩下只有我讲了。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席的二月讲话（指毛主席1957年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怎么讲的。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我是这么讲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有勇气申辩了。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搞好工作。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璋，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群众（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也是有官僚主义的）。我们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说成是右派，是反党，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们倒不反对，还说她是“大胆、勇敢、有才华”，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他们还派了王文去参加。林希翎当场就讲，中央办公厅今天派了人来听我的报告。这不是长右派志气，灭左派威风么（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所以说，右派他们不反对，反右派的人他们倒说是右派，是反党小集团。
主席听了我讲的这些，就问他们：“那么，他们（指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反党的事吗？”杨尚昆、王刚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这时，晓岚又讲话了：“他们攻击中直党委，他们的大字报就是对着杨尚昆同志的，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一听，就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杨尚昆连忙说：“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才叫反党”。
主席接着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主席又问：“谁是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他说“久仰大名”，紧接着就毫不客气批评说： “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八司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就是根据主席这一番讲话来的。主席这里所说的何载建议书，是指前面交代过的何载曾向王刚、晓岚工作组建议，说他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反党。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他的认识上的错误来企图打倒老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建议王刚、晓岚对我们开展斗争。
主席还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彭达璋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听了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完他拿眼睛看着杨尚昆，杨尚昆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就出来打圆场。他先说了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接着又说青年人容易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缺点，两方面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和反右派。主席听了后说：“哦，各打五十大板。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要挨板子，那么这样，他们都还年轻，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听主席这么讲，邓力群就马上起来作检讨（后来我调到《红旗》杂志社时，已在《红旗》杂志社担任副总编的他还热情地对我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以上主席现场调查从开始一直到这个邓力群发言，我对照了孙言诚文章，国治多次来的材料。孟繁华的材料没有相关内容。我这里是反复校对孙言诚和国治的材料，综合取舍后确定的内容和顺序。请戚老把关。】
当晚八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这次还是很实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向全体人员作了传达。许多人听了以后热泪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尾声
因为毛主席的及时介入，我们“八司马”获得平反，最终没有被打成“右派”和“反党小集团”。“八司马事件”就此告终。在5月3号晚上的会议之后，中南海又召开了有中央办公厅各部门的干部参加旁听的揭批大会，会议一连开了七、八天。这些会议是在春藕斋开的，虽是由“八司马事件”引出，但从性质上讲是肃清“八司马事件”的不良影响，已经不属于“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了。当然，我们八个人都参加了这些会议，而且我们得到平反后，是处在批判者的位置了，原来整我们的人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批判、斗争，都不是肉体的，而是辩论观点，跟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是一样性质的。他们当时批判我们很文明，我们这时候批判他们也很文明。
在“八司马事件”中犯错误的人是包括杨尚昆在内的一批人。在这一系列会议结束后，大部分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何载、王文等四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四人中有一个是支持“八司马”的，叫×××，他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是在那里因为其他事情被定为右派的——这是最早材料，我一直保留着。这个人是谁？），开除党籍，降级下放。王刚、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等八人也受到了党纪处分。
在“八司马事件”之后，他们大部分人都一度下放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他们都对毛主席都有些不满，都同情彭德怀。北京市委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上来，又把他们调回来整风，传达庐山会议的精神。1960年北京市把关于他们的情况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就说：“你们看，让犯错误的人自己下去劳动，也没有照顾和关心他们，他们当然会有情绪。他们以前做的事是错误的，你们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应该带着他们下去劳动，一起劳动锻炼，一起改造思想，并以身作则，做他们的榜样，让他们慢慢认识自己的错误，把思想转变过来，转变为党的好干部。”田家英传达了主席这个指示之后，我就主动报名去长辛店二七机车厂，从徒工做起，一边劳动，一边了解工业，并带上他们十来个犯了错误的人一起去（闫草请病假没去）（详见第12章）。我们在一起劳动了一年多，回来后我就向毛主席打报告撤销对他们的处分，都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有的就在北京，留在北京的还有继续留在秘书室的。何载是老革命，他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确实的。但把他打成右派也是不对的，因为打成右派就是敌我矛盾了，那时候也还没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杨尚昆将何载的问题定性为“内部矛盾”后，何载也下放到十三陵水库劳动。
王文原来是北京地下党搞学生运动的一个支部领导，抛开政治见解，路线问题不谈，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是从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任上，调来中南海的，起初是在我的科里当我的副手。这个人工作很勤恳，就是在整风运动时有点迷里迷糊，大概是受了林希翎的影响，被她说服了，又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认为斯大林搞法西斯专政，杀了那么多人。在当时来讲，王文这个错误就很大了。
王刚只是秉承了上面的意见，执行的是杨尚昆路线。毛主席说了那是“拔红旗插黑旗”，那总要找几个责任人，既然王刚是接替何载的，那就要找王刚了，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同样，抛开政治见解，路线问题不谈，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不错的。跟我一起到二七机车厂的人就包括王刚。从二七机车厂回来后，我给主席打报告，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晓岚其实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她是纺织厂出身的党员，对党有深厚感情，后来当了纺织厂厂长，再后来调到中直机关当人事处处长。在“八司马事件”中，她是中直党委派来的工作组的副组长，可以说是奉命来整我们的。她坚决站在杨尚昆那边，她的概念很朴素，就是谁反对中央办公厅的领导，谁就是反党。所以，她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5月3号她“顶撞”了毛主席，中直机关党委就准备拿她当替罪羊，说她犯了大错误，准备把她划成犯了右倾路线错误的人。我不同意这样处理她，站出来为她说话。我说：“晓岚处长只是执行了中直党委的意见，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她就跟主席讲了那么一句话，不能算反毛主席。她的这种认识，一般人都能理解。她只是工作方法上有错误，不是一个拔红旗插黑旗的人”。晓岚和王刚一样是执行杨尚昆路线的，杨尚昆这个中直党委书记没事，倒要搞底下的人，这个理不顺啊。还有其他同志和我一样，也认为晓岚只是在毛主席调查的时候讲了自己的观点，算不得顶撞主席。主席不同意她的观点，也没有批评她。所以，我们不建议给晓岚处分。但中直党委最后还是把她处分了。1960年我带他们犯错误的人去二七机车厂，考虑到晓岚对党有感情，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而且对待错误的态度也好，又是一个女同志，与我们十几个男的一起劳动不方便，我就去跟她的领导邓典桃讲了我的意见，希望她就不要再去劳动了。晓岚原来是邓典桃的秘书，邓典桃当时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长征干部，他听了我的意见很高兴，就把她继续留在人事处工作。文革中，晓岚变成造反派了，因为她对在“八司马事件”中的经历有深刻的教训和体会，就告诉其他人，说毛主席对待给领导提意见是有区别的，给党的领导提意见是可以的，只要提得对，还是好同志，就是提错了，也不能划成右派。这样群众就很拥护她，她在单位就成了造反派的领袖了。后来我听说，1968年我被打成反党进了秦城之后，在江青、总理批判我的时候，晓岚站出来说：“据我了解，戚本禹是个好同志，不是反党，可能这里有误会。”这事我是很佩服她的。又听说因为这个事有人要整她，但没有整倒。晓岚年纪比我大好多，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活着。
李东冶是老干部，在“八司马事件”之前就是部级，后下放当了个县委书记那样的官，那是困难时期，他虽然没有怎么劳动，但也没有饿饭。1961年我给主席打报告，请求给和我一起下放二七厂的人取消处分、分配工作，毛主席批示同意。杨尚昆顺着主席的指示，把中央机关整过我们“八司马”的人，包括刘国峰、李东冶的处分，也都取消了处分，还给李东冶恢复了部级，让他当了辽宁省委书记，再后来当了冶金部长。毛主席记忆好，一次在一个报告上看到他的名字，说这不是那个搞黑旗事件的人吗？怎么升这么大官了？我说不给处分不是要升官啊，犯了错误怎么还升官呢？主席这么一说，杨尚昆又把李东冶撸下去了。其实说他升官也谈不上，他原来就是省部级的。他的那些人也跟着下去了，他们就埋怨我，说你这个戚本禹报复起来也太厉害了。跟你劳动的人，都取消处分，分配工作了。我们也下放好几年了，我们也不归你管，你怎么跟主席报告，又把我们的职务撤销了呢？我跟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挺好，我跟他说，我真冤枉，那哪是我报告给主席的呀！【之前来的材料说法是：王刚他们见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就有意见了。他说是他们派我去秘书室的，我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的，结果犯了错误，下来劳动，可他们倒反而升官了。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不能这样不平等吧！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我把王刚的意见报给了田家英，田家英就送给了主席。主席就批了，犯了错误反而升官，是怎么回事？要邓小平去查。后来就把他们降了级。所以他们对田家英和我的意见都很大】刘华峰原是中直党委书记，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调到陕西省当了书记【此一说法也是国治材料提供的，是否确切？是之后立即调去的，还是跟李东冶一样是1961年杨尚昆借机恢复他们的级别后调过去的？】那个跟踪监视过我的方世郁，是被划了右派的。他当时态度很不好，乱讲话，群众意见很大，划他右派时，全室的群众百分之百的赞成。但现在看，他也只是乱讲话，并不是右派。
我们“八司马”在这个事件之后的人生际遇和沉浮也是不一样的。1966年田家英出事后，我们“八司马”因为与田家英关系较好，有人就借机整肃我们，说我们是田家英的余党，但没有成功。再后来【具体或大致时间？】汪东兴插手秘书室（当时秘书室已改组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秘书处了），也把“八司马”中的六个人（其中有朱固）打成田家英的“余党”，送进了学习班。林克担任毛主席的英文秘书一直到1966年夏，1970年后在新华社和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做研究工作，1996年去世【汪东兴送进学习班里的人有林克吗？戚老自己该是没有进学习班，应该还有一个没有进，是不是林克。若不是他为什么1966 年就不在担任主席英文秘书了？】毛主席生前曾多次拿这个“八司马事件”来教育党内干部，不要压制群众意见，要让群众说话。事件刚一结束，毛主席就把它作为一个冤案批给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各部委的领导人，但未得到响应。在1958年5月中的八大二次会议前夕，毛主席还让林克和我准备个发言稿，就这个“八司马事件”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做个发言。可后来邓小平以会议议程安排太紧为由，取消了这个发言。如果我们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或可能对当时阻止反右派进一步扩大化起到一定作用，至少是有好处，或者对错划右派的甄别摘帽会有很多帮助。可是邓小平耍了手腕，把这事给压下去了。此后，毛主席又在其他多种场合提到了“八司马事件”，在一次给华东局的批示中，提到“八司马事件”时，还用了“看了催人泪下”的词句。1976年，毛主席逝世。又过了三年，即1979年，“八司马事件”就被翻了过来，说“八司马”是在毛主席支持下制造了何载、王文、晓岚等人的冤案，中央对于当年“强加”在这些人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撤销，恢复他们的名誉。
附文①
容全堂的“历史真相”在哪里？
何载的儿子容全堂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一文。该文是根据1979年“平反”“八司马事件”的调子写出的，人场很好，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全文转载或者部分内容的引用。
容全堂为自己的父亲树碑立传，可以理解，但是用最近30多年来一贯流行的“稀释事实，扭曲事实，改装事实，倾泻个人主观观点以迎合否定毛主席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挪动骨干事情的实际发生时间以建立某些事实之间本不存在的逻辑关联或者颠倒它们的逻辑关联”等手法，将猜测、臆想、以讹传讹、直接的捏造、欲加之罪和完全的现实政治观念杂糅起来，就把一个真相本来清清楚楚的事件，写得毫无真相可言。
例如，容全堂在文章里说：“何载以负责人的身份对好的给予表扬，对不合时宜的提出批评，难免有时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有时显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对几位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了点，个别同志由此结下了思想疙瘩”，“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向组织的思想汇报……采取无中生有、断章取义，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实之词张贴大字报”，“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最高领导人一边倒的态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18位同志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带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预演所取得的经验，8年后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容全堂写出的“历史真相”里，何载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尊重下属、不平等待人，变成了既表扬人，也批评人，只是批评人“显得急躁一些，“多了一些”；我们给何载提出的“三条意见”，都变成了“子虚乌有”的诬陷；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借故对我们搞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上罪名，变成了我们对他们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他们帽子1957年我们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变成了何载被我们打成右派，而我们在继1957年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之后，又在1958年，被何载的支持者杨尚昆操纵的工作组打成“反党小集团”，变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事；“最高领导人”派人把争论双方的大字报都抄去看、抄去分析，并和争论双方和相关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做现场调查，自由听取双方的陈述，最后根据双方实际所为做判定、做结论，变成了最高领导人“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也是我们这些小科长们就可以“加以利用”的么？实际上，毛主席总是把水端平的，他在现场调查中得知有人对我们搞跟踪、盯梢，就批评“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革命群众”。
在八年后发生的文革中，毛主席同样坚持这个原则，知道早先遭到王光美迫害打击的清华学生“智擒”王光美之后，也严厉批评学生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地下工作的手段对待党内同志，而且在周恩来、林彪签字的王光美专案文件上，毛主席批示了“保留活证据”，使得王光美免遭了更大的打击。这都说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样一个革命领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受（几个小科长）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对党内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容全堂还完全不负责任地说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对何载“推搡、打人”，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事实是，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上午，下午，有时晚上，都是文明的，没有推搡、打人的事。后来事件翻过来，大家发言，指出他们的错误，也是很和平的，根本没有什么“推搡、打人”，更没有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就是说，在整个事件前后，无论哪一方占了主动权，都没有向对方搞肉体批判。在春藕斋开会辩论，他们都是坐着的，从来没叫他们站起来过。当时是曾三作的记录，记到后来，他就写条子给我，那条子现在都还在。上面写：“主席（当时我是会议主席），现在我头痛的厉害，支持不住了，是不是可以让我出去休息一下”。我同意了，他就出去了。不管是容全堂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人也好，凡是说有“推搡、打人”，或者说“抓脸、揪头发”之类，都是瞎说。那个时候，就是社会上的辩论也没有推搡、打人的，遑论中南海里面？说“推搡、打人、查抄”的人，是在利用很多后来人对当时历史不了解，移花接木，捏造证据，搞有罪推定。容全堂还暗示“戚本禹进入中央文革，就是因为在这起事件中获得了污蔑陷害别人的经验，被毛泽东看中了，8年后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戚本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即使是“带着这个事件的经验”，也和这个事件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是有的话，那其他也有这个“经验”的人怎么就没有“荣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呢？我进中央文革是因为我此后八年的综合政治表现和学术成就，而不是什么在“黑旗事件”中所取得的经验，具体说是我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毫不动摇的坚持和我继1963年写出《评李秀成》一文之后，又写出了多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符合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设想和建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现实要求。
引用到这里的这些一目了然的不尊重历史事实，还只是容全堂“历史真相”里的部分内容。他的整篇文字表达的东西，简直就是在讲天方夜谭的故事，而不是在写历史。
例如，容全堂不但说“毛泽东主席余怒未消，1958年5月8日—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3次以秘书室整风为话题，引申出要‘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而且还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把60年代的文化界、史学界的争鸣与这次的“黑旗事件”直接挂起钩来，以便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黑旗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完成他的“黑旗事件”就是“文革预演和试验”的立论。“八司马事件”，表现形式上的确就像是一场“小文革”，但它不是“文革预演和试验”。因为当时毛主席和党内其他同志，都没有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八司马事件”之前也是根本没有的，因此不可能在那时搞“文革预演和试验”。若硬要把它看做“文革预演和试验”，那么，不同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的人，就会像看待和理解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从不同的政治角度和阶级立场去看待和理解这场“预演和试验”，得到的政治和阶级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再例如，在容全堂那里，林希翎来秘书室不是在整风运动之中，而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之后，而且是来请求平反的；王文似乎也没有在整风运动中接待过她，更没有到北大去听去支持她那些导致她被打成右派的演讲——林希翎是因为她在整风运动时期在北大发表讲话，散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公开的直接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而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被刘少奇亲自确定为右派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容全堂不是不知道事实，而是故意错置时间顺序，罔顾事实。
再再例如，容全堂的父亲何载在“八司马事件”中，就没有被打成“右派”，容全堂说他被打成了右派，还说他是第一个被加上“党内”二字的“右派”。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何载、王文等四人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被打成右派，有的是因为在“八司马事件”中的表现和做法违背了党内民主原则，混淆了敌我矛盾等错误，有的是其他原因，都不是“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我们“八司马”是何载的下级，都是没有权力给他们带上“右派”的帽子的，甚至“二王” （田家英、彭达彰），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可是，容全堂为了掩盖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击迫害我们的历史真相，同时制造一个何载他们被我们打击迫害的“历史真相”，就说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比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慢了半拍”——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结束了，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才开始。可是，无论容全堂怎么制造“真相”，中南海的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都是和当时全社会的运动完全合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否定的。正是在这个基本事实下，是何载作为秘书室的领导，要把我们这些给他提意见的下级打成右派，而不是我们这些下级要把他这个上级打成右派。请问容全堂，党内生活中，下级可以给上级做组织处理的结论吗？容全堂连这样的常识都不能面对，就只好制造一个毛主席被我们小科长“利用”了的“真相”出来。够了，不必再“例如”了！……
容全堂不但对“八司马”的对立面尽情颂扬，对毛主席和我本人公开地用“春秋笔法”进行“笔则笔，削则削”，而且还对另一位当事人林克坚守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很不尊重，他写道：林克在香港回归前的 1997年 3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人间相》一书的说明中提到，当此书成稿时，经再三考虑还是加上了“中办秘书室整风——‘黑旗事件’始末”一个章节，依然坚持用1958年盛行的极“左”观点写“黑旗事件”。
为什么林克就不能坚守自己的看法？不能坚持1958年的政治定性？就必须按照后来的政治观点来写“黑旗事件”？后来给出的所谓“极左”，具有特定的含义，与当时的“黑旗事件”根本挂不上钩。在黑旗事件中，如果存在“极左”，那显然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极左”，是他们把给他们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进而打成“反党小集团”，这不是“极左”，是什么呢？毛主席是及时制止了他们“极左”行为，把一起何载等“极左”分子对“八司马”制造的冤案平反昭雪了。现在的历史写作，滥用“极左”一词，不但恨不得把毛主席在文革中做的任何事情都说成是“极左”，还恨不得把毛主席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说成是“极左”。所以，“八司马”就成了“极左”分子，毛主席给“八司马”平反也成了“极左”行为。照这个逻辑，1949年前毛主席多次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小日本，打国民党，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也是“极左”了。这真是荒谬之极！
我是“八司马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而且，就给何载写大字报而言，我的确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由于何载等人对我们搞打击报复，后来的事情都脱离了我个人和我们八个人的控制。这正是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主席介入才峰回路转，我们才获得解放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后，这个事件再次翻转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写在这里了，对历史做了一个完整的交代，算是向历史作一次证。这个作证等于是为那些曾经遭受何载和工作组打击，后被毛泽东主席解救出来，现在又重新遭受污蔑却不能再做申辩的逝者说几句公道话，也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贯的党内民主作风提供一点证明。容全堂可以继续抹黑我本人，继续不尊重林克，甚至也可以继续抹黑毛主席。但是，处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敬请还是下笔谨慎一些，留给后人一些真正的历史真相，不要为现实政治主导下的主观观念所支配，留给后人一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历史垃圾。毕竟，历史和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终归是自有判断的。
附文②
“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
作者：容全堂 来源: 《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
《杨尚昆生平纪事》一书记载：“1958年，春，毛泽东认为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中‘扶右反左’，杨尚昆因此受到批评。”据当年在中南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同志回顾，该书所说的：“扶右反左”是指中南海“黑旗事件”；“受到批评”是指撤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简称：中直机关党委)及杨尚昆担任的党委书记。笔者通过翻阅资料及走访一些当事者，以“回归”当年的事实真相。
中办秘书室的整风是“文革”的预演
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何载同志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简称：中秘室）负责人、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下属：居仁堂后楼支部、机要室支部、秘书室支部），主持秘书室的全面工作。中秘室有工作人员70多人，从阅历来讲，主要有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从各地、各部门选拔的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同志，一部分是建国初期从高等院校选调的青年学生，戚本禹和林克（毛主席的英语导读)就属于这类干部。同任何社会单位一样，中秘室毫无例外的要加强管理工作，何载以负责人的身份对好的给予表扬，对不合时宜的提出批评，难免有时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有时显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对几位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了点，个别同志由此结下了思想疙瘩。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全国迅速掀起了整风运动的热潮，普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5月4日中秘室开始整风运动，曾受到何载批评过的几位年轻干部，在中秘室整风运动动员会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言词尖刻，语气强硬的提出要大鸣大放，由远及近地联系中秘室的情况，对何载同志开始了揭发批判。
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向中办领导做了假汇报，说秘书室人员对本单位整风不感兴趣，对社会上整风有兴趣；有人攻击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何载利用他们为骨干，把整风中的积极分子打成右派；在整风运动中，何载、王文（时任中秘室科长兼党支部书记）接见了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对她的翻案表示同情和支持。
除此之外，还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向组织的思想汇报……采取无中生有、断章取义，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实之词张贴大字报。
王文因接待过林希翎的上访，首当其冲地成为批斗的重点。戚本禹等人以“拖观点”的方式对王文进行批斗，王文如实谈了对林希翎的看法。然后又在批判中无限拔高、上纲上线。他的发言被篡改为反动言论，变成被大字报批判的材料，也成为后来定王文右派分子的依据。
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多数同志认为大字报鸣放的问题与事实不符,多次反映无人理睬，也不许当事人申辩。大鸣大放一浪高过一浪，罗列的问题混淆视听地占据了上风，好像真有其事。大字报铺天盖地诬陷何载是“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政治扒手”、“骗子李万铭”……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中直党委、中办及中南海党总支对这些行为持反对态度，戚本禹、林克等人就喊出：“踢开支部、总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闹革命”口号。发生在中南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打人、查抄等一系列非常规的做法,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是践踏党纪国法、破坏党内民主,时隔8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与此有着惊人的相似,人们评论中秘室的整风运动是“文革”预演和试验是恰如其分。
中央文件规定整风提意见建议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何载感到一些人的做法与中央精神不符，请示杨尚昆同志怎么办，他答复：认真听取意见，虚心接受。从6月下旬开始，何载专事写检查、反省材料，接受批斗，不许参加任何工作会议，导致他难以开展正常工作。也就在全国反右斗争告一段落的9月份，领导决定调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王刚（己故）、李东冶两同志分别接替何载担任的秘书室负责人和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的职务，9月底，派何载同志到十三陵水库参加水利建设。
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实践证明，处理敌我矛盾不能用“四大”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能用“四大”的方式。1980年1月中旬，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中南海“黑旗事件”子虚乌有
中秘室的运动比全国慢“半拍”，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在1957年夏末己经结束，而中秘室的整风才刚刚结束，从9月份开始了一场持续达一年的争论，焦点是围绕着何载的问题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右派”性质的问题。
戚本禹等人认为何载被调离中秘室，是整风和反右斗争的成绩，积极性愈来愈高，更加活跃，四处联络，多方活动，在中南海又掀起了新一轮大字报浪潮。针对戚本禹等人的做法，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也开始写大字报，质问：“戚本禹究竟要干什么？”
据说，刘少奇同志看到中南海四处贴着大字报，便找中秘室的整风小组的同志谈话，明确指出：在中南海张贴大字报影响不好（当时国际友人常来中南海），不利于领导机关办公，不要晚上在瀛台秘密串联，毛主席常去那里散步，会干扰和影响他的工作。对领导同志有看法、有意见，属正常现象，可以写小字报，也可利用晚间或节假日时间，在西门政治局会议室开会提意见反映问题，不要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种方式不妥当。
中直机关党委看到少奇同志出面过问此事，从领导整风运动的角度考虑，经党委书记杨尚昆同志同意，以机关党委的名义向中办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中直党委副书记)、晓岚(中直机关人事处长)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党委对何载问题作了认真研究，提出“问题严重，内部性质，批深批透，治病救人”的“十六字”方针。尽管这个提法不够科学严谨且打着“左”的印痕，但党委还是明确指出何载问题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属于右派性质的错误。工作组遵循党委的指示，协助中秘室继任领导组织、引导整风运动。秘书室多数同志认为这一指示和做法，符合中央精神，符合中办秘书室的实际，符合对何载同志的客观评定。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中秘室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时，大家自觉不自觉地联系秘书室整风运动的实际。绝大多数同志拥护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和做法，认为何载在工作上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但不是敌我矛盾。戚本禹等8人则始终坚持罗列的三个问题，不仅无限上纲上线，而且坚持要把何载定为右派分子。
争论意见此起彼伏，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看法。戚本禹等8人把两种不同意见比喻成两种不同的旗帜，主张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红旗”，不同意定右派的，他们认为举的是“黑旗”，何载成了“黑旗”代表人物。
自称是举“红旗”的，置中直机关党委的指示而不顾，私下向江青（利用其特殊身份）反映秘书室的整风动态，说他们8个人被人跟踪、信件被检查、个人历史受到审查，认为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领导是在袒护和包庇何载。他们越部门串科室，以串联的方式鼓动群众不要听机关党委的，散布要撤换领导的言论。其言其行激起主持公道群众的愤懑，也引起了组织和领导高度重视。4月14日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和秘书室负责人王刚两同志遵照杨尚昆同志的指示，专门召集秘书室工作人员会议，组织大家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继任的党总支书记李东冶同志，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党支部、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欢迎他们对领导提出批评或建议，但不要夸大事实，不要无限上纲，要分清延安和西安，等等。但自称是举“红旗”的人不承认错误，认为领导上压制批评，反对“左派”，扶助右派。
戚本禹后来回忆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会议期间，有人把中秘室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听后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个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在5月3日，召见了杨尚昆、刘华峰、王刚（已故）、晓岚、李鉴、戚本禹、林克等人，听取两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汇报会上，毛泽东批评了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干部，说他们压制批评，一些年轻人提点批评意见，不是反党嘛！一位曾参加汇报会的同志回忆说：在毛主席批评后，如果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党总支的同志当场承认错误并做出自我批评，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但在毛主席批评后，中直机关党委干部晓岚不服气，正面顶撞了毛主席，她说：他们攻击中直机关党委，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算反党吗？毛主席听后勃然大怒，说：哟！反对杨尚昆就算反对党吗！我看需要成立一个调查组，查清后再处理。
在毛主席一言九鼎的时代，虽说是查清后作处理，但他对此事倾向性的态度已决定了调查了解只是走个形式。
1958年7月中南海党总支在春藕斋召集居仁堂后楼党支部、机要室、秘书室党支部党员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中办秘书室运动“拔红旗、插黑旗”的指示。据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党总支负责人在会上讲：“原来党总支批评教育的同志中有一位秘书室的干部林克，他同时又是毛主席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毛主席学习英文。当时毛主席南下视察，几次问到为何林克没有随行，主席秘书叶子龙找各种理由来解释，最后主席要林克立即赶到南方（长沙）。”总支负责人还说：“林克‘挨整’过程中也没有剪发剃胡须，一副狼狈样子，一向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毛主席见了十分痛心，问他出了什么事，林克忍不住流泪向毛主席哭诉了他们‘受迫害’的经过，说领导派人对他们进行盯梢，检查他们的信件，审查他们的历史，扶右反‘左’，等等。毛主席听了林克的汇报，认为林克、戚本禹等人打的是红旗，不是黑旗。”
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最高领导人一边倒的态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已故）等18位同志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还给张希曾、程之、张殿克、景文焕等50多位同志做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装入本人档案。受“黑旗事件”错误处理的人，占中办秘书室80％左右人员。中直机关党委、警卫局、中办直属单位受牵连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受处分、受牵连的同志调走的调走，下放的下放。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历经磨难，饱尝了阶下囚的苦楚，有的妻离子散，有的致病致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冤离开了人世。有一位云南大学毕业在中办秘书室工作的同志，被下放到云南偏僻山村任小学教师，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都未平反，原因是档案中装着中秘室“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鉴定。戚本禹、林克擅自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材料装入同志的档案，犹如给这些同志政治生命压上一座大山，将他们置于长期超“负荷”的重压之下。
中秘室人员构成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程序，不应该有右派、“反党错误”、“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人，实际上确实也没有右派、“反党错误”、“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人。经过历史的见证和考验，被打成右派的4位同志、定为“反党错误”的18位同志、鉴定为“立场不稳、思想右倾”的50多位同志，是经得住风雨洗礼和艰苦磨练的好党员、好干部。尽管他们明明知道“黑旗事件”是一宗冤案而深感委屈，但由于对毛主席的敬爱和从大局考虑而无怨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劳动之中，这充分体现了因“黑旗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具有坚定的党性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带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预演所取得的经验，8年后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由于“王关戚事件”，1968年戚本禹被判18年徒刑进入秦城监狱，成为极“左”思潮的牺牲品。林克在香港回归前的1997年3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人间相》一书的说明中提到，当此书成稿时，经再三考虑还是加上了“中办秘书室整风——‘黑旗事件’始末”一个章节，依然坚持用1958年盛行的极“左”观点写“黑旗事件”，书籍出版发行不久，他在香港不幸病逝，不难看出40年前的中南海“黑旗事件”是他心头的“郁结”。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宣布：“黑旗事件”是一起大错案，予以彻底平反；为王文、何载等4位被错划右派的同志彻底平反；推倒强加在王刚（已故）以及18位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对张希曾等50多位受到不公正处理的同志恢复名誉。1980年经中央批准，恢复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建制，后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一个局级干部怎么能制造出一个“路线”
在两种不同看法争执中，戚本禹等人把中直党委、中办及秘书室认为何载问题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意见，无限上纲到是“执行了一条没有何载的何载路线”。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路线”是党在一定时期确定的目标和它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总的方针政策，它与党的重大会议及党内代表人物密切相关，一名区区的局级干部是谈不上有一条“路线”的。这种提法的用意就是给何载扣上“路线”之名，可以起到一箭双雕之目的，既能加重何载问题的性质，又可以打击同情和支持何载的领导和干部。
在这种上纲上线的思想驱使下，戚本禹等人控制的中秘室领导小组，1958年8月形成了长达5000多字的“关于何载错误结论”。结论给何载定了4个罪名：1、“诋毁毛主席”。有一来信反映一木匠制做神龛供奉着主席像，每日烧香跪拜三次，要求给予表扬。何载同志对此事提出了不同看法，呈送杨尚昆、邓小平同志，小平批示：“请河北省制止。”这原本是一件维护领袖形象的事竟被结论为“诋毁毛主席”。2、“污蔑1942年整风，说‘抢救运动’中制造‘红旗党’事件。”早在1952年夏天一个晚上，戚本禹几位年轻人问何载当年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是怎么回事，何载以亲历者的身份讲了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情况，明确说明这是两回事，特意强调“红旗党”是康生一手在抢救运动中酿成的事件。6年后的他们把两件事混为一谈，却硬生生结论何载是“污蔑1942年整风”。3、“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何载、王文两人奉命在中南海西门接待过林希翎；何载按规定将石油学院教授罗伟之（1957年反右斗争时定为右派）建议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来信批转给高教部。这是工作人员正常履行公职的行为，竟被结论为“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4、“陷害积极分子，抗拒整风和反右斗争”。从整风运动一开始（1957年5月）何载就是被鸣放的对象，受到了批判，9月离开中秘室，被定为“黑旗”代表人物，整风和反右斗争中已无权、无力，既没有发言权，也无申辩权，有何权力“陷害”别人，有何力量“抗拒”运动。恰恰是中秘室领导小组的这一结论，通篇体现着对何载的“污蔑”和“陷害”。
透过“中秘室领导小组关于何载错误结论”，丝毫也看不出与“路线”关联的人和事，其手法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强行将何载同志定为全国唯一的党内右派分子（当时右派分子之前没有“党内”两字），开除党籍，降六级，搬出中南海，下放劳动。
上纲上线的做法，也运用到对党组织的评定。1958年8月26日，中秘室整风小组在戚本禹的控制下，对秘书室的运动作了总结： “秘书室支部的‘资产阶级黑旗路线’是得到中南海总支、中直党委负责人的直接指示和支持”，这三级党组织犯了“方针路线上反党错误”，这是“扶右反左黑旗反党事件”。中央根据这一总结，撤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和杨尚昆担任的书记职务。中办秘书室负责人继任者王刚（已故）和一些坚持何载问题是内部问题的同志，受到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扶右反左”，“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是“黑旗反党”。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源自中南海“黑旗事件”
毛泽东主席余怒未消，1958年5月8日—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3次以秘书室整风为话题，引申出要“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
5月8日下午，毛主席讲：“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此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在农业、工业、科技、教育、文化、军队等领域，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被作为“白旗”拔掉，反之就是“红旗”，要予以支持。
在工业领域，以完成产品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产品销量大就是“红旗”，产品销量少就是“白旗”，促使工矿企业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风盛行。在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把著名教授、学者及“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作为“白旗”拔掉；“插红旗”就是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资源”和“教材神秘论”，教学改成开会，搞红专辩论。在军队系统，普遍开展“反教条主义”，军事院校，整肃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在史学领域，刮起了“史学革命”之风，只讲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研究丧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讨。在农业领域，把反对“密植”及按传统耕作方式进行生产的干部，视为“白旗”拔掉；对学习“密植”一亩耕地播几百斤种子的干部看作“红旗”予以树立。“插红旗、拔白旗”在许多地方造成人为紧张，有的地方和单位刻意在未被打成“右派”的人员中搜索“白旗”对象，使一大批人因此遭殃。据1978年落实政策的同志提供，仅以山西、湖南、河北、甘肃、陕西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在农村竟然有20多万乡镇党委成员及农村党支部书记被拔了“白旗”，不是打倒就是开除党籍。这场离奇的运动由于违背经济社会基本规律，来势虽然迅猛，但暴露出严重的问题，随着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中央纠“左”开始，“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便寿终正寝。
注释：
注 1：马芷荪是田家英的相好，后来跟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结婚。田家英出事后逄先知遭到隔离，他写了一大摞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还说：“我和田家英是有夺妻之恨的。”可文革后，他又肉麻地说田家英是最有才华的人，是他的良师益友。
注2：有一次，我和沈栋年一起去主席家乡韶山，幸有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同路。她是个画家，是去韶山画画的。张伯驹是个大收藏家，知道主席喜欢李白，就把他收藏的李白的一件手书真迹送给了主席。后来主席把这帧李白真迹送给故宫博物馆收藏了。大家都只知道李白是个大诗人，可李白还是个大书法家。我们都很尊敬张伯驹先生，对潘素也很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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