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 苏联的产业工会
·工人的集体谈判在苏联
·苏联的生产与职工会
·社会保险、保护工人和文化工作
在工人和农民统治着的苏联，职工会是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的。它的范围非常庞大，在战前就拥有二千六百万会员，或者说是拥有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工人在内，它们是苏联生活的一支总发条。列宁在一九一九年第五次职工会会议中曾指出他们的作用如下：
“正是因为政权已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工会必需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站出来，作为新社会的缔造者。”
苏维埃政治制度是建基在人民的广泛的、民主的群众组织上，为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尽能想像到的所有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曾将这些重要而巨大的基层组织依次列举出来：职工会、地方苏维埃、集体农庄组织和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基本组织的职工会的重要任务是：它们必须参与直接有关工人福利的所有问题，包括工薪、工作条件、生产、对劳工的保护、社会保险、文化事业、房屋等等问题。工会是工业发展的基本因素。同时，在其他一些有关苏联国家的一般福利的问题上，它们也起着很重大的作用。自从苏联进入战争以后，它们的责任就更加重大而繁复了。苏联政府所决定的任何一项重大的政策问题，都是和工会商议过的。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其工会影响有如苏联那样强大的。
在独立自主的存在这一点上说，苏联职工会在苏联是不是自由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它是比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职工会都更独立自主的。但是，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自由”的工会作何解释吧！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职工会的自由其实是很有限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产业工会，面对着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敌对的资方组织机构，反动的报纸和使它们没有喘息余地的限制性的立法，它们毫无例外地经常是受着阶级敌人袭击的威胁的。尽管说它们在数十年的艰苦斗争之后，是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它们却经常有被定为非法，或被铲除的危险。德国职工会在威玛（录入者注：现通译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享受到较美、英国家的职工会范围为大的“合法”地位，但是它后来的命运是尽人皆知的。只要看一眼在美国国会和许多州一会中堆积着的大批的反动的、反劳工的法令，就可以很显然的知道，美国产业工会的生命是毫无安全可言的。在产业工会被限制的法令和敌人经常残酷而又强大的打击所束缚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去夸耀工会的自由权，未免太言过其实了。
在苏联，却是和上述事实完全相反的。职工会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全然自由的环境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去打击它们。工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农民是政府的真正统治者；工厂和机关工人，也可以说是工会会员们，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中占最大多数的。苏联的工会主席什维尔尼克（N. M. Shvernik）[1]是最高苏维埃的两个平行机关之一——民族院的主席。在所有产业中心区域，工人们都在苏维埃中占着多数，而在农村，占苏维埃中的最大多数是亲密友人——集体农民。同时，共产党党员也是以工人占最大多数，自然，他们虽然不完全是，也差不多近于完全是工会的会员，在党的最高委员会中也有许多工会会员。所有苏联的报刊和广播，自然也百分之百都是赞助工会的。
苏联的工人组织享有着高度的独立权，同时，它们和共产党、苏维埃政府、集体农庄、产业部门、报刊、广播等机构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工作着，而成为人民的伟大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它们在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世界中最先进的国家计划制度之下，团结在一起工作着，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和主要的目标是增加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福利。
苏联职工会在这种友爱合作的环境中，自由而努力的尽着自己职责的这种情况，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会作梦都难以想像得到的。再说到组织权利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经常要受到打击的，而在苏联这已是苏维埃生活的基本特点之一，没有人会想到加之以打击的。世界中最先进的苏维埃劳工法典（Soviet Labor Code）已将很多权利具体化成为法律了，而那是其他国家的工会仍在辛辛苦苦地企图获得，甚而尚未敢把它提出来的。组织的权利已经写入以斯大林命名的苏联宪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 为符合劳动者之利益并为发展民众之组织自动性及政治积极性起见，保证苏联公民有权结合于各种社会团体——职工会、合作社、青年组织、体育及国防组织、文化、技术及科学团体。”
苏联职工会对于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党，在组织关系上是独立的。吴尔之流的反苏分子强词说苏联的工会没有自由，这完全是故意的捏造。苏联职工会和其政府的关系问题，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大争论的主题，这个基本问题的争辩使苏维埃全体人民激动了好几个月。列宁坚持着工会要有独立职权，而托洛茨基正好相反，要使工会成为政府机构之一。托洛茨基被大多数人击败了，列宁的观点被承认了，至今仍是苏联的政策。
至于硬说苏联工会是被共产党所把持的一切言论，是完全靠不住的。我们可以在下面什维尔尼克所说的话中，看出这些说法是多么没根据，狂妄无稽，他说：“工厂和其他部门中的职工会会员，有百分之八十是非党的……”[2]
关于共产党如何影响苏联职工会的决议这一点，韦伯（Beatrice and Sidney Webb）夫妇曾说：
“党之所以能影响或指导个人或机关团体的政策，是因为它采用了说服的方式。而党使用权力的方法，则是使得党员各‘本诸良心’，并使他们在民主投票中当选。”[3]
苏联职工会基于其独立的地位，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纲领的一般体制之中，拟定它们的政策，它们按照自己的考虑去选举职员和采用组织形式。它们依据自己的愿望去处理工会基金。工会会员并不是强迫入会的，而是自动加入的。现在只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工人是属于工会的，这一事实证实了这一点。苏联的职工会和其他国家的职工会一样，是以一些特殊利益来吸收职员的，但是苏联职工会有一点不同，就是它们有着更多的福利，包括大量的卫生、文娱等设施。它们并不以强迫的方式使人入会。至于由工资中预扣会费，或不是会员不能入厂作工的那些强迫入会方式，在苏联是不存在的。
苏联的一百九十二个全国性的职工会，都是以在同一企业的工人属于同一个工会的职工会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具有高度的民主性。它们的入会费和会费是很适度的，一般都是收每月工资的百分之一。它们对于妇女和有色人种并没有不公平待遇，而这正是使许多美国劳联所属工会及铁路工会感到耻辱的。它们的广大的领导委员会，代表着那么众多的群众，同时它们讨论的又是那么广泛，涉及到所有的工会政策问题；如果以民主观点来看，它们是足以使那些如被暴君赫契逊和路易士专制把持着的木匠业工会和矿工工会为之汗颜的。像吴尔和杜宾斯基之流把伟大的苏联工会去和那资方把持的德国劳工阵线（German Labor Front）和意大利劳资协会（Italian Corporations）相比较，简直是对苏联工人的一种侮辱。美国劳联的最高领导方面，要好好地向苏联的工会去汲取经验教训，而弃去对它们的攻击。
工人的集体谈判在苏联
苏联职工会在每一产业部门中，实施全国性的集体谈判，去完成它们照顾工人们的直接经济利益的重要任务。韦伯夫妇曾说：“在苏联，工人的集体谈判较之英、美和希特勒独裁以前的德国不但不为少；而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得多。”[4]同时苏联职工会是在较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和工人的情况都有利得多的情况下，实行其集体谈判的。
在苏联，由于工人的建议不会遭到资本家、骄横的政府及敌对的新闻机构的反对，情形便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一切有关规定工资及工作条件等事项，都是工人们和苏联国家代表们在合作基础上制定的。联共中央第十八次会议的决议载明：“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之间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矛盾都已趋于消灭。”实在的，照着“谈判”的一般含义来说，它总是含有争辩、斗争的意思的，那么，苏联的处理工薪问题的协议，就不能称之为谈判。这是因为苏联政府的产业或其他部门中的代表们，也都是工人、农民或自由职业者，在作出保全工人们和国家的利益的决定这一点上说，他们的兴趣是丝毫不比职工会的领袖们为低的。在苏联职工会的第九次大会上，总书记什维尔尼克曾解释集体谈判问题如下：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集体协议只是两种敌对力量的休战条件而已。在谈判过程中，资方尽一切努力以恶劣条件加诸工人们身上。……在这里，我们是没有仇敌的。没有任何人是愿意自己取得最多，而给别人最少的。”[5]
在苏联，主要的工资谈判，是由职工会全苏中央委员会（All-Union Cent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s），重要的国家经济机构和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共同作为制定全国五年计划及其附属的每年计划的伟大任务的一部份来进行的。这种谈判是以全国的总收入的分配为基础的。在决定全体工人的工资总金额时，同时也须考虑到政府行政开支的需要、国防、扩展工业、教育、社会保险及其他一切必要的支出。这样制定出草案之后，即将它付诸群众来讨论，讨论后，再行考虑作必要修正。这样公平、民主、科学的来处理工资问题，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基本的工薪等级一般地和按照产业区分制定后，各个工会，通过全国的和地区的委员会，和各个产业部门和工厂的代表们进入磋商，以便制定详细的工资及适合于他们特殊情况的其他方面的条件。这些全国的和地区的磋商，除了调整计时工资、计件工资率、休假事项、规定时间外之加工等等问题之外，还须处理一大堆其他方面的问题，而其中有许多是远超出英、美职工会协议范围之外的。英国职工会问题专家韦伯夫妇曾说：
“外国的观察者是非常惊异于：他们工作地点的安全和舒适，医院和疗养院的设备，预防事故的安全设施，给在职工人增设的非常好的膳宿设备，为幼儿设立的托儿所和幼稚园，工人俱乐部，和为了能使工人们提高资格而设的技术学习班——以及其他许多对工人们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性的事项，这些事项都是在每年三月，管理方面和各种工人委员会的详细协议中加以规定的。”[6]
所有这些全国性的、各产业部门的、地区的工会协议，都是在尚未作最后决定，与未付诸实施之前为工人所热烈讨论的主题。全国总工会总书记什维尔尼克在一九三二年曾叙述了一种至今仍属典型的情况：
“许多企业部门中，在讨论新集体协议草案的会议上，工人和职员出席的人数曾高到百分之九十五，甚或全体参加。”
自然，在苏联比较起来是很少的工资问题的争论也是有的。这些争论发生之后，就由联合组织的争辩会议用和解及公断来处理，或在人民法院的劳工法庭来处理。所有上述这些机构，是如苏联的每一措施及机构一样，都是在环境许可之下，以一种尽最大可能来增进工人利益的社会主义精神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工厂的主管人员如破坏了那有法律力量的职工会协议，就将受到严重的处罚。在下述事实中，可以指出集体协议是如何保障工人利益的：对于协议的解释和实施，只有职工会全苏中央委员会才具有最后决定权。
罢工行动在苏联并不被禁止，但是它难得发生。所以罢工很少的基本原因是：工人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是合理制定的，同时能以公平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工人们的困难。但在革命期间，是曾有过多次罢工的，莫理斯·多布（Maurice Dobb）曾记载：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有五〇五次罢工，影响到十五万四千名工人[7]。这些罢工大多是因为官僚主义的粗枝大叶和工厂管理方面无经验所致。当然，一个工会为了管理某种行业而和另一工会斗争起来的这种不合理的争夺管辖权的罢工，在苏联是没有的。近年来，由于苏维埃产业组织普遍地加强了，并且工人的生活标准迅速的提高了，罢工自然已日趋稀少。战时，当法西斯掠夺者在国内大部领土猖獗着时，工人们自己、党和政府都不能容认有罢工行动。
苏维埃集体协议使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惊人的提高了，但是战争的爆发使之暂时停顿了下来。苏联的工时较任何国家都短，一般是七小时，在重工业和有冒险性的部门中是六小时，并且在加班时按照一倍半或两倍来计算工资。它们在改进社会保险的周密制度方面，也已有了巨大的进展。苏联工人的平均年薪是惊人的增高了，在一九二八年是七百零三个卢布，到一九四一年已增到四千三百六十卢布。虽然苏联工人们在希特勒的侵略之下，不可避免地忍受着艰难困苦，但是保护工人健康和保持工作效率是被视为赢得战争胜利所最必要的。集体谈判并未被放弃。苏联的工人们不为变本加厉的渔利者的剥削所苦，战争的经济重负也未挪到他们肩上，这和现在我们在美国的产业部门中，和美国国会中所看到的是很不相同的。苏维埃职工会的《劳动报》最近曾对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政策说明如下：
“在战争时期，为改进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而努力，是一件具有很大的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的重要性的事。苏联政府对此事付予极大之关注。”
苏联的生产与职工会
美国工人总是因为增加生产而吃了苦头，因为它使资方获得了更多的利润，而带给工人们的则是减薪和失业的威胁。
苏联工会的情况是和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工会完全不同。在苏联，没有压榨利润迫使工人们毁灭的资本家，工人们生产得越多，他们得益也越多，整个的国家也越富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苏联罢工是那样少——因为非常明显的，停止了生产，对工人们自己是有害的。
一九一七年，从苏联十月革命开始，苏维埃职工会就在生产方面，特别是在培育出一种有效能的、富有同志精神的劳工纪律方面起着非常紧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已在此次战争的非常时期大大发扬起来。在各个地区的和全国性的职工会及整个的产业工会运动中，都专门设有生产部门。各个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国家产业部门中，在二十年以前就有了和专门策划生产问题的工会和管理方面的委员会。职工会全苏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经济机构在生产的各方面都紧密的合作着。麦克阿维埃（O. T. McAvoy）告诉我们：
“由技术家、工业专家、经济学家和职工会全苏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苏联的工业起草了一个初步的五年计划，其中又有每年的计划。”[8]
韦伯夫妇又曾解释：这个预备计划怎样交付全国工人们修正的：
“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Gosplan）现在将此预备计划，通过各个人民委员会和其他中心组织，提供到所有在以后几年要按照此计划行动的企业部门和组织中去……。在和此计划有关的每一工厂和机构中，此计划不仅要经过各首长、管理方面及各部门负责人的周密无遗的审定，同时还要通过各工厂和机构的委员会、生产委员会、职工会会议等提供全体工人们考虑……。结果所得之种种建议及批评，经各监理和管理方面的负责人考虑后，最后传达到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去……。在最近几年中，工人们时常提出一个对案，就是他们认为本机构可以完成较临时计划中所提出的更大规模的生产任务。”[9]
这种工业上的民主所及的范围和程度，是英、美的工会，甚至那被资方投以恶意及嫉妒目光的战时劳资委员会所望尘莫及的。这是苏联工业惊人进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它的工业产量增加到五倍以上，而这种增长速率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中是听都没有听到过的。在短短几年之中，工业落后的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大工业国了。同时，自战争开始以来它们又有了更加惊人的生产成就，我们将在下文中谈到这一点。这些伟大成就，如果没有职工会的通力合作是不可能得到的。
正是由于在苏联没有资本家的剥削，职工会可以自由的行使种种鼓励增产的制度，而那是生活在迥然不同的、资本主义范畴中的美国工会者们所难于了解的。苏联宪法中为一般的工作和工资政策立定了如下的基础：
“第十二条：依照‘不劳动者不得食’之原则，劳动为苏联每一有劳动能力公民之义务与光荣事业。
苏联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之社会主义原则。”
这说明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们是按照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久已宣称的原则领取报酬，也就是按劳取酬。那些争辩说工资相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的人们，不是幼稚无知，便是欺骗淆惑。在苏联，工资是分成不同等级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制度有力地鼓励了工人们增产，同时使得工人们在最能发挥自己专长和报酬最好的岗位上工作。最高的共产主义纲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要在将来的苏联实现。这要等到生产问题已不复是最重要问题的时候，而那是要通过工业和农业的必要的广泛扩展，有更高度技能和工作效率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和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已成为不必要的时候。
苏联的增产鼓励工资的最重要方式，就是计件工作制度，这在产业部门中是广泛的盛行的。但是苏联的计件工作制度，很多年来被苏联的敌人如马太·吴尔之流有系统地曲解着，他硬说这是对工人们的剥削。苏联工会领导者什维尔尼克曾在谈到战时情况时作如下解说：
“此地，我们的政府对于保护劳工付以最大的注意力，我们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因而计件工作制度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增长了劳工们的生产量，并且保证了工人们的物质的及一般的生活条件之改进。”[10]
“由此可知（韦伯夫妇说），在苏联，没有像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部门中那样使工人们工作速度加快，而却渐减其每一件成品应得的报酬的那种聪敏的计件工作制。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计件工作制的工资比率从来不是渐减的，在许多情形下，它甚至是累进的，超出正常产量的生产品的工资是一级一级的提升的。”[11]
在苏联的产业部门中，尚有很多鼓励增产的方法，那都是只有依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理解的，它们是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剥削制度完全相反的。我们可以列举很多这鼓励增产的方法来：如有名的斯塔哈诺夫（录入者注：现通译斯达哈诺夫）运动，那是工人群众自己想出来的效率最高的生产方法；工人、工厂、产业部门、城市之间为了更好更多的生产而举行的社会主义竞赛；由最好的工人们为增进全厂或整个产业部门的产量而组成的突击队；设法减低成本的成本计算小组；工作好的部门和工厂用直接的帮助来“带动”那些比较弱的部门和工厂；在工厂中设立“同志法庭”，颂扬那些有能力的工人们，并谴责那些玩忽工作的工人们；对于劳动英雄和工作效率最高的产业部门授予苏维埃勋章等等。当苏联职工会勇敢地担负起战争加诸于它们的巨大的产业任务时，上述的那些方法正在扩张并发展成为许多新的方法。在进行及增进生产的所有工作中，对于工人们的健康和力量的保护必须经常付予最大的注意，而这正是苏联制定出来，并努力地应用着的，比任何国家的劳工生产法及工厂措施都好，都更精密的制度。
社会保险、保护工人和文化工作
苏联的职工会，除了上述的工资和生产的活动外，在正常的和平时期还须处理其他三件重要的群众工作：那就是社会保险、保护工人和文化工作。它们处理这些工作的范围和权限是其他任何国家中从来没有的。就拿工资和生产的活动来说吧，上至职工会全苏中央委员会，下至各工厂委员会，都设有专门委员会去组织这些活动。
符合着其社会主义本质的苏联，是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险工作中最先进的世界领袖。苏联的斯大林宪法中，关于工人们对于此项保险的权利说明如下：
“第一二〇条：凡苏联公民于年老、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均享受物质保证权。”
因而苏联政府为它的精密的社会保险制度，每年都要支付一笔数目很大的款项。不管是英国所提的贝渥芮计划（Beveridge Plan）或是美国的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全是连接近苏联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水准都谈不到的。韦伯夫妇在论及苏联的书中曾说：
“和公众教育事业一样，为所有上述的公共事业所支出的款项，一年一年飞跃的增加着，这似乎是存心要使得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部都陷于绝望。”[12]
苏联一九四一年的国家预算案，为社会保险、教育、文化事业等一整套计划，准备了不下四百九十亿卢布。
苏联工人们生活的各阶段中所可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故，例如疾病、年老、意外事故、永久残废、生产、死亡等等，都有经济上的保障。保险金的金额是工人们正薪的百分之五十到一百。这笔资金，是由国家的产业部门按照其工资支付额提供的，而不是由工人们的薪金中直接缴纳的。唯一没有在保险金之内的事项，就是失业，因为在使人们可以充分发挥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没有失业现象。苏联的工人们是完全不必为失业而恐惧的，因为工业危机以及其他可使工人们大批失业的原因，已因他们的科学的经济制度而完全消灭了。苏联宪法规定了：
“第一一八条：凡苏联公民均有劳动权，即有权取得有保障之工作以及按其劳动数量及质量所发给之报酬。
劳动权之保证，为国民经济之社会主义组织、苏维埃社会生产力之不断增长、经济危机可能性之铲除、失业现象之消灭。”
自一九三三年起，苏联的广大的社会保险制度，就在职工会的直接管理之下了。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即使是建议将它们那贫乏得很的社会保险组织置于工会的管理之下，那些剥削者都会因此而疯狂的，而在资本主义已经消灭了的苏联，让工会来管理这项事业是被视为完全理所当然的。这项保险资金一般地是由职工会全苏中央委员会管理的，各全国性的职工会要照顾它们自己产业部门中的保险事项，而真正的分配保险金额给工人们的工作，是由各地方工厂委员会来掌握的。因此每个工厂委员会中，都有一个由工人们直接选举出来的广泛的社会保险委员会。这些工厂社会保险会议要决定什么情况支付多少保险金，同时它们还须检查政府的企业部门是否把应付的保险金确实支付。
在保护劳工的事业中，苏联的职工会也有着非常大的权力，而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所难以梦想得到。它们有在苏联行使全部劳工法的权利和任务。劳工法保证着七小时和六小时工作制，加工时按一倍半或两倍付给工资，集体谈判和组织工会的充分权利，对妇女、青工的完全保护，彻底的卫生和安全设施，支付工人们假期的工薪等等；这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劳工法所不能匹敌的。
一九三四年，政府废除了劳工部，将它的全部职务交予职工会全苏中央委员会担任，因为在社会主义政权之下，在整个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比直接关系着本身利益的工人们自己来行使国家的劳工法更能胜任和更可信赖，这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如果假想在美国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来，那将会使反动派们发出何等疯狂的叫喊呀！苏联职工会在保护产业部门中的工人们的权利和福利时，有权颁布具有法律的约束力量的规定，并且可以惩罚那些违反这些规定的粗心大意和官僚主义的工厂管理人。为了监督整个国家的伟大的保护劳工事业，工会运动有它们自己设立的工厂检查员的制度。每个工厂委员会都有一个专为照顾在工厂、矿山、机关、铁路等行施劳工法问题的机构。
在教育和一般的身心双方的文化教育的广泛事业方面，苏联职工会也在进行着巨大的活动，并担负着最大的责任。对于教育苏维埃人民的这个巨大工作，政府现在正按照一个最重大的纲领工作着，正如什维尔尼克所说：“要实现将苏联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师水平的这个历史性的任务。”[13]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中，所完全想不到的一种概念。这种空前未有的教育工作是刚好在战争开始前进行的，虽然那时政府须把全国的生产品大批的用到建立工业机构和加强武装力量方面去，但是从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第三次五年计划刚开始的讲话中，可以推测出当时教育工作的范围来。他说：“我们的高级学府中的学生数目是较德、英、法、意、日各国的总和还要多的。”他又说：“我们图书馆的存书数量，是平均每一百个苏联人有七十五本书，这和一九三四年的德国比较起来多三倍以上。”[14]一九三二年苏联一年出版的书达到五亿册（在以后的年代中有远超过了这个数量），因此韦伯夫妇曾估计说：“书籍的每年出版量，甚或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出版量。”[15]
任何公正诚恳的观察者在苏联，都会为它的巨大的群众教育工作而热情鼓舞的。在苏联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在将科学原理孜孜不倦地用于提高国家经济和人民的水平。关于这点，韦伯夫妇说：
“我们认为，很明显的，受着联共中央委员会的鼓舞和领导的苏联政府，在过去十年中，表现出它是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更热心专注于科学事业。它不仅是在科学的教导及奖励科学的研究上花的钱最多，并且它的政策和实际行动，还习以为常地遵循着科学的原则。”[16]
职工会是深处于整个伟大的苏维埃文化的发展之中的。它们的代表们在政府的和资源的教育运动以及其他种种机构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是英美劳工组织所难以梦想得到的。他们的工作是和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工作紧密地配合着的。它们也独力进行非常广泛的教育工作，那有时是用政府的社会保险金来作的，但是也经常是使用工会的资金的。什维尔尼克说：自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职工会曾为五百万文盲和半文盲开设了学习班。他又说：职工会的会员而同时又是各种文化团体——政治、普通教育、拳术、戏剧、音乐、歌唱、体育等团体的会员的，在一九三五年是四百七十三万人，而到一九三八年已增到六百五十七万人了。一九三八年间，在那些备有一千本书以上的职工会图书馆中，阅读者共有六百三十四万三千人，每人每年平均看书十八本。
除上述这些活动外，还有八百所左右的疗养院和休息所；无数照管婴儿的机构；工人俱乐部；电影院；跳舞、美术，和文艺团体；体育组织；观光团等等；人们对于苏联职工会所作的广大的文娱工作至少可以由此得着一个轮廓了。
职工会全苏中央委员会在它的许多其他活动之外，也给上述事项以全国性的领导，那是通过它最高专设疗养院管理部、观光游览管理部、体育局、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局、无产阶级学生局、职工会专门学校、科学研究学会、职工会运动部等等来进行的。举凡能增进工人们利益和福利的事项，如在工资标准、社会安全、工作条件、房屋、教育、健康各方面，苏联职工会都是积极不倦地发挥着它们强大的力量。
一九四三年
[1] 什维尔尼克是苏联现在的主席。
[2] 见《社会主义祖国，今日与明日》，第四〇五也，一九三九年。
[3] 见彼垂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所著之：《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一书，第三四〇页，一九三六年。
[4] 指彼垂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所著前书，第一八三页。
[5] 见《苏联职工会第九次大会的报告》，六四—六五也，一九三三年。
[6] 见韦伯夫妇所著前书，第一八八页。
[7] 见《四大洲已组织的工人情况》（Organized Labour in Four Continents）一书，第二九六页，一九三九年版。
[8] 见美国对苏关系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Soviet Relations）所出《我们苏联盟友的职工会》一书，第一二页，一九四二年。
[9] 见韦伯夫妇所著前书，第六四五页。
[10] 见韦伯夫妇所著前书，第七〇四页。
[11] 同书第七〇六页。
[12] 见韦伯夫妇所著前书第六三九页。
[13] 见《社会主义祖国，今日与明天》，第四四二页。
[14] 见《社会主义祖国，今日与明天》，第一〇八页。
[15] 见韦伯夫妇所著前书，第九二〇页。
[16] 见同书第九八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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