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 工会教育同盟的工作
·煤矿工业方面
·纺织工业方面
·缝纫工业方面
工会教育同盟并没有能完全避免柯立芝繁荣时期工人阶级消沉与悲观的潮流。技术工人的布尔乔亚化，关于阶级合作的有毒宣传，进步份子的右倾及我们与他们的分裂，野蛮的开除政策，流氓份子对于工会的控制等等的总的影响，确定地削弱了教育同盟为支持三大运动（工会联合、建立劳工党、承认苏联）所作的斗争，并使它不能从煽动工人起而斗争的阶段走向实际行动，并获得成果。教育同盟的工作被迫带上比它在一九二二至二三年的巨大的、急速发展的运动中更重的地方的、局部的性质。
在这段期间，教育同盟发现自己在群众中相当的孤立。但是，在柯立芝时期，教育同盟曾经设法进行了一些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斗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罗生（M. Rosen）与茄尔（N. Kjar）所领导的木匠业工会（Carpenters’ Union）的斗争。这个工会的腐败专制的领导集团奉行着通常的加强阶级合作政策，而且大批开除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地该工会组织中的积极分子（有时甚至借助于警察），来支持这一政策。教育同盟的斗争在一九二五年该工会的选举中到达了高峰，甚至根据假造的官方所揭晓的票数，罗生（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获得九千零一百四十票，赫契逊则得了七万七千九百八十五票。
但是，在阿弗格特（A. Overgaard）的领导下，教育同盟在机器工会中的斗争显得更有成效。那个工会的主席威廉•约翰斯敦是最先提倡巴俄方案的人，工会充满了新形式的阶级合作。工人群众对工会的恶劣情况很为不满。约翰斯敦则想开除阿弗格特及托利多和芝加哥等地的许多积极份子，以镇压这种不满情绪。教育同盟反对巴俄方案及开除运动等等的结果，使左翼份子在一九二四年在底特律举行的国际机器工人联合会年会上获得四十四票，工会行政方面则得了一百零七票。接着在一九二五年的工会选举中，教育同盟与进步的安徒生（Anderson）派组成统一战线来反对工会领袖们的开除会员及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很显然的，甚至根据官方所宣布的选举结果，统一战线是胜利了；但所谓“进步”的约翰斯敦，像一般工会领袖的习惯一样，并不为此耽心。他进行了偷窃选票，报告捏造的选举结果说：约翰斯敦得了一万八千零二十一票，安徒生得一万七千零七十六票。
在柯立芝时期，教育同盟在许多国际的、地方的工会及中心区工会里进行了反对阶级合作政策的斗争；但它的主要战场是在煤矿、纺织和缝纫三个产业部门中。在这三个部门中有着特殊的条件。首先，作为美国工业的最后到来总危机的预示一样，它们深受生产过剩的压迫，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低薪、恶劣的工会情况；其次，它们的工人有特别丰富的斗争传统，因此，他们对教育同盟的领导比较容易接受。
煤矿工业方面
煤矿工业几乎在整个柯立芝时期中闹着不景气。这是为全世界煤矿业危机的一部分，是由下面的几个原因造成的：战时生产过度发展、剧烈的竞争、矿业的机械化，以火油、水力或其他东西作为煤的代用品等等。结果，在一九二九年总危机爆发以前的好几年，煤矿工人就遇到严重的大批失业及工资逐渐减低，工作条件逐渐恶化等情况。因为美国矿工联合会中路易士的领导集团在那几年一贯采取典型的保守路线，表现无力改善这些恶劣的情况，使工人的处境变得更坏。因此，矿工们深为不满，极倾向于接受教育同盟的纲领。
一开始，教育同盟在矿工间就拥有很多群众。我们已经说过，教育同盟在一九二二年曾经在伊利诺斯击败法灵吞破坏全国罢工的企图。它在反对开除堪萨斯矿工工会的战斗的主席郝华特的斗争中也起了显著的作用；在那场斗争中路易士在一次年会上曾以八百六十六与九百七十七之比而被击败。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至三日，教育同盟的矿工们在匹兹堡集会，组成矿工联合会进步国际委员会（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由汤姆•米耶斯考夫（Tom Myerscough）担任书记。出席的有二十五位代表，包括郝华脱在内。大会通过了下面的纲领：煤矿国有化、建立劳工党、工会联合、组织尚无组织的工人、承认苏联、建立矿工与铁路工人的联盟、实行六小时工作制、规定工人与资方协议以全国性者为限、反对双重工会主义、主张工会民主等等。教育同盟在会上做了它曾经怎样阻止了四万无烟煤矿工人分裂的报告。路易士对于这个大会的回答是：将共产党人、教育同盟盟员作为开除工会会籍的对象；在后来的时期中他更有计划地开除成千的积极份子。
一九二四年工会大选时，矿工与路易士集团发生了第一次大冲突。根据在匹兹堡通过的纲领，矿工联合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推选伊里诺斯州的乔治•伏亥滋（George Voyzey）（一个共产党员矿工）为联合会主席的候选人。虽然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广大的矿工群众投票选他。据工会官方公布的票数：路易士得十万三千六百票，伏亥滋得六万六千票。我们宣称其中有舞弊情形，并坚持伏亥滋确已当选。
矿工联合会的情形每况愈下。煤矿业危机日深，老板们在各方面加倍打击工人，联合会的行政方面残暴地将积极分子开除出工会。那时，路易士本人是共和党的重要人物，他手下的组织工作者，及各地区的工会主席都与老板的组织及各种保守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那个工会充满着弥漫于当时的劳资合作精神。因此这个工会在许多地区的组织动摇和瓦解了，如宾夕法尼亚中部、西维基尼阿、马里兰、衣阿华、密苏里、堪萨斯、俄克拉荷马、阿拉巴马、加拿大等地的工会。一九二五年强大的匹兹堡煤矿公司（Pitsburgh Coal Company）撕毁了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协定，实行“开门制度”，并向矿工联合会挑战。
在这严重的危机中，教育同盟提出了“保卫工会”的口号。它要求在南方及其他无组织的地区发动一个有力的组织运动，要求无烟煤工人与烟煤工人团结起来为即将到来的生死斗争而联合行动。教育同盟与非共产党员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并成立了全国性的“保卫工会委员会”，在各地设立分会。在这个运动中，我曾有五个月时间往来各地，从事组织的工作。在接着而来的工会选举中，上述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以前二区工会主席柏拉菲（John Brophy）为首的统一战线的保卫工会的候选人名单。路易士以开除更多的工会会员和压制工会民主来猛烈反对这个运动。选举揭晓时，路易士使自己得了十七万三千三百二十三票，使柏拉菲只得了六万零六百六十一票。我们否认这些数字，认为许多地区有严重的作弊行为，并宣言：由于假造路易士的选票和减少柏拉菲的票数，柏拉菲被窃取了十万票之多，因而落选。
一九二六年底举行的矿工联合会年会呈现了很糟的现象。由于杰克逊维尔的协议即将到期，工会正面对一个严重的斗争，而并未作任何真正的准备。工会中存在着对路易士领导的广泛的不满，但教育同盟统一战线的力量在年会上不能有所作为。路易士主要依赖来自有工会组织地区的许多身为工会职员的代表，因而坚强地控制着年会。左翼进步分子也控诉说，有几百名代表是从尚无工会组织地区的并不存在的地方工会产生的，而那些地区的工会行政人员是由矿工联合会执行部指派的。路易士以高压手段控制了年会，击败了反对派的一切建议。很显然地，矿工联合会的情形已十分恶劣，而我们受着惨败的威胁。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杰克逊维尔协议已经满期，北部建有工会组织的全部烟煤矿场罢工，或实际上是由老板停工。矿工英勇地奋斗着，共产党和教育同盟也以全付力量投入了决死的斗争。我们组织了群众纠察队，并在华根克尼西特（A. Wagenknecht）的领导下建立了救济制度。至于联合会的官方，它好像已经瘫痪了、解体了。在华盛顿的劳联的最高级的领袖们，沉醉于以生产高速化和阶级合作来求得繁荣的梦想之中，也忽视了这个重要罢工的严重的意义，只为矿工们捐集了相当于一周罢工救济金的款子。
有组织的左翼进步集团做了许多工作，使矿工的队伍坚强起来。由于罢工者的优秀的战绩，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罢工开始整整一年以后，尽管遭受着极度的饥饿、漠视和警察的恐怖统治，他们仍在主要的工会区域坚持着斗争。正是这一天，“保卫工会”运动全国大会在匹兹堡举行，到会的有各地十万矿工派来的一千一百二十五名代表。大会决议：严密纠察队的组织，首先将斗争扩大至重要的宾夕法尼亚西部及西维基尼亚的矿场中去，最后扩大到无烟煤矿区去——这样来加强罢工。因此，纠察制度得以复活，匹兹堡附近的法苏特及威斯特摩兰两郡的无组织的一万九千矿工也迅速在教育同盟的领导下开始了罢工。
但是此时大罢工业已失败，我们已无力使之复生。工会在伊里诺斯签订的局部协议正式结束了这次罢工，别处能获得工作的矿工都复了工。斗争是失败了。矿工联合会失去了它在宾夕法尼亚西部、西维基尼亚北部和俄亥俄的所有的据点。广大的烟煤矿场现在实行开放制度了。矿工的工资标准、工作条件和花了三十年建立起来的工会，一下子都完了。矿工联合会不再是烟煤矿区中的真正有力的组织；这件事实说明全体有组织的工人遇到了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败之一。
纺织工业方面
纺织工业一如煤矿工业，在一九二九经济危机以前的几年中就因生产过剩而闹不景气。也像煤矿业的情形一样，纺织工业的恶劣情况是全世界纺织业危机的一部分。穷苦而被压迫的纺织工人的遭遇是失业、低额工资和过度的生产高速化。在一百万工人中只有百分之五的工人是有组织的；他们全在北方，而南方工人完全是无组织的。主要的工会是纺织工人联合会（United Textile Workers）、美国纺织业联合工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xtile Operatives）、丝织工人联合会（Associated Silk Workers），后面这两个是独立的工会。这些工会的领袖人物的头脑中充满了当时的生产高速化和阶级合作的打算，而且努力帮助资方加强对于工人的剥削。上述三个工会都是疲塌瘫痪的，它们只对老板有用，因为它们帮助资方驱策工人加速生产。
有战斗传统的纺织工人们处在很大的不稳定状况中。教育同盟自一九二二年以来就在他们之间展开了工作。教育同盟的总纲领是反对巴俄方案，反对公司工会主义，要求采取战斗的政策，建立正直的领导，主张工会联合和组织尚无组织的工人。教育同盟建议在尚未归并的、意见冲突的工会之间建立统一战线。教育同盟在工会中组织了地方支部，在工厂里建立了以各工会代表及无组织工人代表组成的统一战线的厂工委员会。教育同盟的纺织工业组曾召开了两次全国会议，好几次地方会议。它做了许多地方性的组织工作，而且无时不在揭露阶级合作论的谬误。
教育同盟在纺织工人间所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一九二六年新泽西州帕舍易克（Passaic）的罢工。工人的工资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减少百分之十以后，教育同盟就通过纺织工人统一战线委员会（United Front Committee of Textile Workers）在帕舍易克展开工作。帕舍易克根本没有纺织工人联合会或其它工会组织，因此纺织工人统一战线委员会就着手吸收新会员，组织一个工会，准备将来参加美国劳联。不久，一千工人参加了这个工会；一月廿五日，统一战线委员会的代表就向波塔内纺织厂（Botany Mill）提出收回削减工资的决定，规定加工时间的工资为通常的一倍半，禁止歧视参加工会的工人等要求。公司以开除全部组成统一战线委员会的四十五个工人来回答这个要求。波塔内的五千工人随即举行罢工，并且将斗争扩展到别的工厂，很快就有一万五千二百八十工人参加罢工，使帕舍易克的纺织工业全部停工。
在罢工期间，劳资双方都顽强地斗争着，罢工延续了十一个月。老板们利用警察、法庭、市民和平委员会等机构，采取了各种破坏罢工和恐吓的手段，而工人们则以英勇的团结无比的坚忍来回答。贫困的纺织工人的英勇动人的罢工赢得全国广大工人阶级的同情，而充满阶级合作的有毒思想的美国劳联的统治集团则以难以掩饰的敌视的眼光来看待它。一大批国会议员、州长、市长、律师、慈善家等都参与过“解决”这场激烈斗争的尝试。
老板们因为不能用恐怖及欺骗的手段来粉碎罢工，因此在七月间（即罢工六个月之后），他们决定了击败工人的新策略：他们宣称只要罢工工人不再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参加纺织工人联合会，他们就愿意与工人谈判。要我们同意撤回对群众的领导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条件，但是当时罢工的局面很艰苦；为了不使共产主义的问题妨碍协议的产生，因此我们一面声称老板们存心欺骗，一方面将罢工的正式领导人撤回，并使工人参加纺织工人联合会。
老板们眼看自己的阴谋已经失败，于是声明不愿与劳联谈判。罢工因而拖下去，工人在我们的领导下艰苦斗争（纺织工人联合会一点事也没有做），一直到十二月十三日，规模巨大的波塔内工厂向工会投降了；厂方收回了减薪的办法，同意不再歧视工会会员，并承认诉苦委员会。其它工厂也很快地投降了。一年的斗争至此结束。这次罢工的胜利虽然只是局部的，但是得来不易；不过，它在工人组织方面并未产生多少具体的效果。被长期斗争所削弱，并被纺织工人联合会的保守的麦克美杭（Mcmahon）的领导所忽视的工会，不能在胜利之后展开一个有力的组织工人和反对将工人列入黑名单的运动。
帕舍易克罢工有很大的重要性。它像灯塔一般矗立在流行在劳联中的阶级合作论的迷雾之中。它也是共产党人在美国所单独领导的第一次群众罢工运动。它加强了全国纺织工人对资方的反抗斗争，并刺激了整个革命运动。但它最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在于它对美国的革命的工会主义改变政策上所起的影响；这点我们以后会谈到的。
缝纫工业方面
在柯立芝的“繁荣”时期，缝纫工业像煤矿业和纺织工业一样，也因生产过剩、极度剧烈的竞争而遭遇到困难萧条的情况。大量失业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工忙”的季节愈来愈短。缝纫工业的老板们像所有其他工业的老板们一样，力图实行所谓“合理化纲领”，以一切想得到的办法驱策工人加速生产。
缝纫工会的社会党的主要的领导人物使他们的政策能与老板们的加速生产的计划相适应。当时阶级合作论及“工会和管理当局合作论”，在缝纫业中比在其他任何工业中都有更高度的发展。社会党的工会领袖与资方的技术人员联合起来实行一连串的“生产量最低标准”、论件计算工资及减低工资等制度和办法。在有些工厂中，他们带着自己的“效率专家”，真的接管了使生产高速化的技术行政工作；在另外一些工厂中他们甚至以工人聚集在劳工银行中的存款供给老板使用。没有一个工会像缝纫工会对生产高速化这样起劲的，也没有一个像它那样采取极端的方式来压制反抗，如废除工会民主、开除会员、开黑名单，以及雇用流氓打手的办法等等。
在美国工人中最有革命性的缝纫工人，对于因恶劣的领导集团的错误所造成的每况愈下的工会和工作情况纷纷起来反抗。他们接受了教育同盟的领导并使它的缝纫工业组发展为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战线运动的组织；至少有十万工人一度曾受缝纫工业组的直接领导，在它影响下的人数更多。这种群众性的反抗运动在各个地区发展了，特别是在缝纫业中心的纽约。教育同盟的策略的要点是：反对阶级合作、主张阶级斗争的政策；反对流氓主义和腐化，主张工会民主；主张根据车厂代表制将全部缝纫工会联合为一个产业工会；主张建立劳工党，承认苏联的参加红色工会国际（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释放政治犯等等。除了这些一般性的要求之外，教育同盟还规定了这个产业部门中各个工会的具体纲领。
这种艰苦的斗争强烈地带有共产党与社会党的政治斗争的色彩。一边是怀着不满情绪的广大工人群众所支持的共产党和教育同盟，另外一边是社会党与工会的官僚集团；支持后者的主要是技术工人，积极帮助它们的是老板们，美国劳联、资产阶级的报纸，塔玛尼大厅的政客，甚至常常还有警察。在美国工会中从来没有过像这样广泛的毫不退让的内部斗争。
在国际皮货业工会和国际妇女服装工会中，这个斗争达到了最尖锐的顶点。成衣业联合工会的情况和其它工会一样的恶劣。教育同盟竭力使成衣业联合工会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它在这方面曾获得不少胜利；但是，我们的运动，主要是因为领导得不好，没有取得像在国际皮货业工会和国际妇女服装工会中那样持久的群众的支持。在国际男女布帽业工会（Cloth Hat, Cap and Millinery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左翼份子也展开了强大的运动，在那个工会的生活中起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能够从主张阶级合作的领导者手中把控制工会、组织它的大规模罢工的权力夺取过来。
要详细叙述教育同盟在缝纫业中所进行的持久而复杂的斗争将大大超过这儿篇幅的限制。读者可以在杰克•哈代（Jack Hardy）的《成衣工人》（The Clothing Workers）[1]一书中找到主要事实。这儿我只能谈一下斗争最尖锐的国际皮货业工会和国际妇女服装工会中一些重要的情形。
国际皮货业工会的考夫曼（Kauffman）领导集团是反动的、独裁的；他们很早就模仿国际妇女服装工会，以开除积极分子出工会、开列车厂黑名单、用流氓手段统治工会的办法来击破工人对于生产高速化的反抗。在工会的会议上，持有异见的人就会受到痛击，教育同盟皮货业中的领袖戈尔德（Ben Gold）就有一次被刺重伤。那个工会斥教育同盟为重复的组织，工人如果参加了同盟，就有充足的理由开除他。但是因为工会的错误领导使工人情况更为恶化，群众的反抗运动仍然发展起来了。在一九二五年五月的工会选举中，斗争到达了高峰；教育同盟的力量与中间派建立了统一战线，获得控制皮毛业工会纽约联合委员会（Furriers New York Joint Board）——这是代表该国际工会大多数工人的组织——的权力。戈尔德就成为当地新的工会行政工作的首脑。
一九二六年二月，纽约一万二千余皮毛业工人在戈尔德的领导下举行罢工，他们的中心要求是每周作工四十小时，接踵而来的十七个星期的斗争是纽约工运历史上最艰苦的一次。不但工人们要与大量的职业工贼和流氓作战，而且要与无耻地破坏着罢工的国际工会的右翼领袖斗争。当这场斗争克服了一切阻挠而看来终于要获得胜利之际，那些家伙请来了威廉•格林；他们与格林勾结瞒住当地工会的领袖，与老板订立了每周工作四十二小时的协议；接着他们企图使罢工工人一哄而散，纷纷回厂。但是工人们毫不动摇，拒绝了格林的解决办法，将罢工延长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获得了胜利：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这是一个极大的胜利，是有力的罢工领导的一个辉煌的范例，它尖锐地否定了劳联的放弃罢工的政策。
右翼社会党的劳工领袖们，特别是格林自己，由于这些发展而声名扫地。这些人特别害怕这次辉煌的罢工对于全部缝纫工人的刺激作用，因此他们加强对于工会左翼领袖们的攻击。他们大嚷其赤色革命的危机，攻击戈尔德支配工会公款的不当，并使用暴力破坏罢工，贿赂警察，破坏工会会章。这样，劳联指派极端反动的吴尔、麦克格未第（E. MlcGrady）、拉恩（J. Ryan）、塞立梵（J. Sullivan）、佛兰（Hagh Frayne）等人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他们与社会党、雇主、新闻界合作，着手改组纽约联合委员会；他们开除会员，解散该会的四个地方工会，并建立新的工会。这件事迫使大批皮毛业工人离开了美国劳联，继续在左翼领导下进行激烈的斗争，一直到七年之后工会再度统一时，才回到劳联。
国际妇女服装工会中的斗争也同样地剧烈而持久。这里我依然只能说个大概情形。那里的左翼统一战线的著名领袖是约瑟夫•波罗柯维基（Joseph Boruchovich）。当时流行的工会与管理当局合作的计划，流氓手段，压制民主等等现象严重地损害了这个工会。开除工会会员的政策尤其恶毒。教育同盟的势力在所有服装工业的中心与上述种种现象斗争，而斗争在纽约发展到了顶点，因为纽约的工人群众都很愿意听从左翼积极分子的意见。
最初的一次重大的冲突发生在一九二五年。在斗争了三年之后，教育同盟在第二、九、二十二区已建立左翼统一战线的领导，包括这个国际工会的骨干即纽约工人联合委员会所属的百分之七十的工人。六月十一日，妇女服装工会主席西格曼荒谬地借口共产党刊物《自由》（Freiheit）的编者阿尔根（M. Olgin）曾在地方工会的劳动节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武断地开除了完全合法选出的三个地方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说他们是共产党员，而这等于开除了三万五千左右的会员。这引起全部妇女服装工人的愤怒。被开除的地方工会建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十六个星期之后，西格曼不得不屈服，恢复上述那些曾被开除了的地方工会和执行委员会在服装工会中的会籍。
这是左翼的一个巨大的胜利，它使得国际妇女服装工会中至少百分之七十五的会员在教育同盟积极分子的策动下动员起来。左翼统一战线获得了对纽约联合委员会的控制权，并在芝加哥的联合委员会及许多服装业中心的地方工会里，获得了类似的胜利。但是在一九二五年十月的菲列得尔菲亚大会上，社会党的“老顽固”西格曼的领导集团仍旧保持了控制权，这是因为当时流行着“纸上的地方工会”和代表人数比例不当之故，西格曼手下一万五千八百五十二个会员的代表是一百四十六人，而反对派三万四千七百六十二个会员的代表却只是一百十四人。大会代表名额既然是这样安排好了，西格曼就无情地压制了一切左翼的提案。这种情形造成了危机，起了公愤的反对派代表们集体退出大会，决定组织一个新的工会。
那次大会在工会中留下严重的后果。工会的保守的行政当局与教育同盟的统一战线，从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开始，又展开了巨大的斗争，那时左翼的纽约联合委员会正领导着当地三万五千个大衣制造工人的罢工。像在皮毛业工人罢工中一样，右翼的领袖人物对罢工进行破坏。西格曼领导集团又一次抓住了工人因长期斗争而疲敝的时机，突然于十二月十三日宣布罢工为非法的，虽然在罢工开始时他们曾一再表示支持罢工；他们与雇主进行谈判，将罢工事件交付仲裁，并命令大衣制造工人复工。但这次与皮毛业罢工不同，左翼份子未能动员在罢工中疲敝了的工人来击败西格曼的计谋；结果罢工失败，仲裁委员会将工人条件降低。这是工人和教育同盟的严重的失败。
西格曼凭借着劳联和社会党的支持，加强了他对教育同盟的进攻，他开除了纽约联合委员会以及纽约其他几个大的地方工会。他在芝加哥及其他左翼堡垒的所在地也这样做。这时，国际妇女服装工会的领导者利用由老板们开列黑名单作威胁，展开被开除工人重新登记加入新的地方工会的运动。一如其他反动份子在类似情况下的行为一样，国际妇女服装工会的领导者情愿使工会毁灭，而不愿使它接受左翼的领导。
西格曼分裂工会的政策的结果使三万五千个工人被国际妇女服装工会开除。这样皮毛业工会和妇女服装工会合计有五万会员离开了他们的工会与劳联。这些工人于是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继续进行为工会的团结而斗争——他们要求恢复工会会籍，进行产联缝纫业工会的民主改革，并反对日益加速恶化的缝纫工人的经济情况[2]。
一九三六
[1] 国际出版社（International Publishers），一九三五年版。
[2] 这些工人后来组织了一个独立的工会。产联成立时，妇女服装工人回到了国际妇女服装工会。皮毛业工人参加了产联，把他们的工会扩大发展为目前拥有十万会员的隶属于产联的国际皮革业工会（International Fur and Leather Workers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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