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 工会的腐化和专制统治
·工会和贪污
·资产阶级的工人领袖
·压制工会民主
很多传统的出卖工人阶级的形式，是伴随着所谓“新的方针”而来的。在各个产业部门中，反动的工会领袖用尽方法零售批发地牺牲着工人的利益，或在有关工人利益的问题上妥协。他们把工会会员的范围主要地限制于技术工人方面，甚至常常拒绝承认非技术工人为会员，并为了技术工人的好处而出卖非技术工人的利益。他们常常把工会变成一个垄断职业的托拉斯，征收极高的入会费，但用各种方法拒绝本行业的工人入会。他们为了钱而出卖罢工，这是极寻常的事。他们在工厂和工会里歧视黑人，歧视女工和童工。常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先忽视了工人的利益，使他们进行“非法罢工”和组织双重工会，然后再借资本家和政府的帮助，残酷地打击这一类的运动。他们在工会里清除了一切民主的表现。由于怕丢掉自己的职位，他们拒绝把微弱的行业工会联合成产业工会。为要牺牲别的工人的利益以增进自己的行业工会的利益，他们竟彼此拼命地进行着愚蠢的抢夺地盘的斗争。在一旦失去了工会的官职之后，他们常常跑到老板的机构里去，利用自己从工人群众中得来的知识、能力和威望来反对工会。他们这一切政策、破坏和出卖工会的行为，一句话，就是罪恶滔天地和彻头彻尾地出卖工人。
出卖工人阶级的特别毒辣的方式，就是工贼行为，也就是当同一产业部门中某些工会在罢工的时候，工会领袖们总使一个或数个工会的工人继续上工。这种比任何国家都更为普遍的美国工会的堕落的工贼行为，造成了美国工人千百次的罢工失败，严重地打击了群众的斗志。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机器工人罢工了，锅炉制造工会的工人却在继续上工；木匠停工了，有工会组织的砖瓦工人却照常上工；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时，入了工会的水手们却照常在依靠工贼装卸的船上工作；印刷工人罢工了，排字工人却照常排字；铁路上的火夫宣布罢工了，火车司机却坚持工作并且协助老板破坏这个罢工运动。诸如此类的现象几乎在各个产业部门中存在着。自然，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也发生过很多工贼行为，例如铁路工人所运输的煤是由煤矿工人中的工贼生产的，或者煤矿工人给铁路工人中的工贼、钢铁厂工人中的工贼生产煤等等。工会的领袖一点也不阻止这种工会之间互相出卖的可耻习惯。相反地，他们的领导正建立在这种习惯上面，他们死死地抓着这一点，拼命地反抗工人群众要求巩固工人组织和促成工人的真正团结的任何努力。
最后，还有为资本家所派来的劳工侦探或奸细所代表的那种彻底的无耻的叛徒行为。马尔荷尔（Mulhall）曾揭穿了不少这类的下流的家伙，证明他们大半是些堕落的工会负责人。悉得尼·荷华德（Sidney Howard）和罗伯特·顿（Robert W. Dunn）在《劳工奸细》一书中，说明了这种可鄙的制度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并给那些可怜的“英雄”绘了不少鲜明的画像。在工会里盛行无阻的那种腐化的作风大大助长工人奸细的产生；而那些有权有势的工人奸细却已经钻进到各个工会组织里来了。他们的人数是惊人的。当一个工会负责人答应一个资产阶级政客，在选举中欺骗工人而从他的手里拿到金钱的时候，或者当他因接受了资本家的贿赂而答应停止罢工的时候，（曾经干过并还在干着这两种事的人是极不少的）他就已经是在腐化的道路上作直线的下降，并且很容易走向彻底背叛工人阶级的道路，甚至真的作了奸细。
工会和贪污
对于这一切腐化贪污和中饱现象，工会领袖们的总政策是不去管它。他们假造出一个理由，说揭破这些事件是会损害工人运动的。反动的工会“官僚”集团曾耐心地宣传这种思想，而极大数量的群众都相信了这种欺骗。至于那些贪污分子本人，对这种装聋作哑政策的解释是：这样他们就能放手地去进行破坏活动。
劳工官僚份子集团本身是极少主动地揭穿任何一个腐化贪污的领袖的。通常只有右派才这样作。有时甚至是由老板们出来揭发他们。当他们被揭发以后，工会有时候就把他们开除。如果不是怎样，人们就容忍或原谅了这一切贪污工人的款子或资本家的款子的行为。如果查一查《美国劳联的历史、百科知识及参考材料总编》（History, Encyclopedia and Reference Book of A. F. of L.），我们只能在一六一页上找到劳联对受贿赂问题所采取的仅有的一次行动：
“受贿——（一九〇三年，二〇二页）一个孤立的受贿事件决不能得出工会职员普遍有舞弊行为的结论。相反的，我们相信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们较之无论哪一界的人都要可靠、忠实和可信赖得多。”
那些贪污的人之所以没有受到惩治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劳联的右翼统治机构几十年来就是完全以工人运动中的最反动最腐化的份子为其基础的。劳联全部会员的三分之一属于营造业工会，而营造业工会是贪污腐化最盛的地方。它们派到劳联年会来的代表团都是十足反动的。它们的领导人，和印刷业工会与矿工工会的极端顽固的领导人在一起，构成了劳联的反动官僚集团的主题。
冈伯斯是永远维护着那些贪污份子的。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拿过资本家的钱，也没有接受资本家请他担任的政界职务。他因出卖工人的功劳而得到的报酬，就是巩固的劳联主席的地位；有了这个地位他就可以安享别人对他的吹捧，过着阔绰的生活。所有最坏的工人骗子都积极地支持他。多少年来，这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道理：一个人愈是工人骗子，也就愈是冈伯斯的党徒。“瘦鬼”麦登、山姆·柏克司、西蒙·欧唐纳、弗兰克·芬利（Frank Feeney）、罗伯特·布认德尔（Robert Brindell）、马太·吴尔、乔治·柏利（George L. Berry）等辈都是冈伯斯的密友和帮凶。冈伯斯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建立在他们这类的人物上面的。
不论营造业工会的工人骗子在什么时候或地方被揭穿，冈伯斯永远不遗余力地替他们辩护到底。在其他的产业部门中也是一样。在劳联一九二〇年的年会上，底特律劳动联盟正确地控诉电车工会的领袖马洪，指出他在底特律开设了一个实行“开门制度”的金属片制造厂。但控诉被压下去了，马洪的过错也完全被掩饰过去了。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冈伯斯在他所著的《七十年来的生活与劳工事业》一书里，曾经这样为加利特（Jarrett）、毕夏卜（Bishop）、华衣（Weihe）、拿特（Nutt）等钢铁工人领袖的叛徒行为辩护说：
“事实并不是他们腐化了，而是我们对他们照顾得太不够；工会给他们的薪金，微薄到比一个一级产业工人的工资还要少些。”（第一卷，第三四〇页）
营造业工会里的贪污案件是否在减少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些因素似乎已不容许老式的贪污行为了。老板的托拉斯化一天比一天厉害，他们也就一天一天地不再需要工会领袖们的合作去维持外人已无法与之竞争的对于当地劳动力及原料的强固的独占了。而典型的营造业里的贪污制度基本上是以这种不正当的合作为其基础的。同时，老板的力量的增强，因专业化而发生的特种技术行业的消灭，都慢慢削弱了营造业工会的地位，并使得那些只看见钱的工会负责人在执行传统的大量掠夺政策上多少感到些困难。
但不管这个趋势增强也好，减弱也好，营造业工会里的贪污现象现在仍是普遍存在，并毒害着和腐化着整个的工人运动。
资产阶级的工人领袖
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倾向，那就是工会的领导阶层往往会形成一种和工人利益对立的自己集团的利益。无论在生活方式方面或者在一般看法方面，那些领袖们都是显然倾向于变成十足的下层中产阶级的一个集团。
今天的工会职员，有自己的私产，有漂亮的新式汽车，有贵族化的住宅，有广泛的商业投资，他们和过去给我们的工会运动打下基础的那些人比起来，是属于极不同的类型的人。戴伯斯对于那些工会的倡导者们曾这样描写过：
“早年的那些工人运动的鼓动者，没有职位，没有头衔，没有一文薪金，也没上过灯烛辉煌的讲台，从没听到过别人对自己的喝采，也没看见过报纸上有过自己的名字，最后更是填进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坟墓。然而工人运动正是他们的庄严的纪念碑！虽然那上面没有刻着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不朽的精神却始终存在于那个运动中，并永远地同它一起前进。”[1]
工人运动的斗士马德·琼斯（Mother Jones*）曾作过这样的比较：
*录入者注：此为误译，Mother Jones的本名为玛丽·哈里斯·琼斯（Mary Harris Jones），Mother是她的外号，故正确的译法应是“琼斯妈妈”。
“今天我们很多的工人领袖早已远远地离开了早年工人运动者所经历的艰苦的道路。在劳工斗争的初期，你永远不会看见一个工人领袖和贵族在一起吃喝，你不会看见他们的妻子一个个像珠装宝琢的孔雀当街招摇，你也不会看见恭顺奉承的奴仆在服侍他们。他们的妻子为人洗衣以维持家用，他们的孩子得要拾卖野菜。女人表现着同男人一样的英勇，分担着丈夫的贫困。那时候的工人代表们从没有坐在天鹅绒的椅子上同工人的压迫者会谈；从没有同最大资本家的代表们，例如全国国民福利协会的人物，在时髦的旅馆里吃饭。他们也从没坐过舒适的卧车或作过一次欧洲旅行。
“群众让自己的勤务员作了自己的主人和独裁者。工人们现在不但要和他们的剥削者斗争而同样地要和那些时常背叛他们，出卖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工人群众的利益前面的自己的领袖们作斗争。”[2]
一八八七年，巴森司、施派斯、恩吉尔和菲锡尔等人，抱着美国工人运动先进者的精神，英勇地走上了绞头台。他们正是上面戴伯斯所生动地描写的一类人物。他们的斗争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决心到今天还生存在左翼中。但是工会官方的领袖们现在是毫没有这种精神了；他们只会仇恨它、粉碎它。现代工会的最高负责人们是养尊处优的资本主义的走狗，是拿着高薪的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的目的和目标已经完全和群众脱离；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不顾工人阶级，而去满足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是托洛特曼（William E. Trautmann）所说的：“他们已经把美国变成了罢工老是失败的国家。”
工会领导方面比较保守的部分的首要目的，是保存他们现在的支薪不办事的肥缺，他们有着同工人利益相冲突的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即使不能算是他们的阶级利益的话）。群众们要求把所有的工会联合起来，因为这样作可以加强他们对资本家的斗争；工会负责人却反对联合，因为那末一来就可能由于现在的均势的打破，由于职位数目可能减少，而使他们中的某些人丢掉了现有的肥缺。同样，这些工人骗子也反对组织工人的政党，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将被迫割断他们现在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不正当的联盟，而负担起建设工人群众政党的艰巨的工作。他们反对与资本家作坚强斗争的政策，因为他们的小集团的一切利益促使他们发展自己同工人的剥削者们之间的友谊关系和合作关系。总之，在美国广大的有组织的工人的利益同他们的领袖们的利益之间隔着一条鸿沟。
自然，那些收入颇丰的工会领袖们不管群众如何反抗，也是拼命地在保持自己的地位，打击别的饥渴的钻营者的。在他的《政党》一书中，买克尔斯（Michels）曾极尽详细地叙述了在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们用以维持自己的地位的奸计：用尽方法使他们自己显得像是从技术观点看来工会不能缺少的人物；把临时的职位变成永久的职位；在工会的报刊上拼命替自己鼓吹并抹杀自己的反对者，利用群众对服务很久的职员的信心；对同他们争夺领导地位的人让步，并扩大官僚集团的范围以容纳他们，用各种下流的手段去操纵财务，发展严格的集权制，把自己的职权扩大到群众所许可的一定范围之外，普遍地利用每一个民主的工人群众组织固有的一切缺点。
但今天美国工会领袖们却不仅运用了买克尔斯所提到的这些诡计的大部分，他们还用了许多他所梦想不到的诡计。为保全自己的位置，他们不惜依靠刀枪，他们可以公开地和资本家和政府联合起来反对工人，他们残酷地压制工会里面的民主。他们这种种方法与其说近于正当的工会主义，不如说近于法西斯主义。而这种方法在别的国家也被运用得愈来愈多了。
由于新的美国改良主义的发展，亦即由于工会官僚们在加强阶级合作的新方针下的发展，他们就要愈来愈凶猛和死命地抓住工会领导权了。当领袖们愈趋右倾，当他们和资本家的合作愈来愈密切的时候，他们必然愈是彻底地牺牲和出卖群众的利益。因此普遍的不满情绪在各个工会发展了，而特别是在那些包括半技术或无技术工人群众的工会里。会员群众方面这时开始听从左翼的意见。那些官僚们为避免自己因群众的反叛而遭到惨败，就必须用武力来粉碎领导群众反叛的左翼，因为他们决不可能依靠在群众面前的自由论争去打败左翼。为要将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压服下去，在他们看来，无所谓过于残暴的方法，也没有不可以做的事，甚至整个的把工会毁灭掉也在所不惜。这些官僚们将贵族统治的传统方法变得更锋利了，并且以更大的精力使用这些方法，此外，他们还发明了一些新方法。
压制工会民主
反动份子们为了控制工会，曾经依据不同的原则建立了许多有力的官僚主义机构。劳联本身就是被一个组织严密的集团所统制的，而这个集团的基础又是由冈伯斯建立的。冈伯斯能有这样广泛而有力的控制权，多半是由于他所遵循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严格地保障美国劳联所属国际工会的反动制度，以及这些工会中行业的自主权。至于将权力集中到劳联手中的一切倾向，他是一向死命反对的。除去有时帮助势力较大的工会压迫较小的工会外，他一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各个工会中官僚的权利。因此右派工会官僚把他看成一个可靠的人，认为他会阻止工会运动的中心力量侵犯他们，因而在他的周围组织起来。他的政策是集中各个国际工会的组织和分散劳联本身。他借此使劳联减弱、落后而使自己强大起来。他恰如一个国王，深深得了贵族的爱戴，因为他准许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为所欲为。
在各个国际工会机构中已经建立了许多集团，其目的是取消民主制度的牵制作用和把持工会中的位置。一般说来，这些集团并没有正式的名称和组织，官僚们仅仅有彼此聚集在一起的默契。他们自由的动用工会经费，以便增加自己集团的利益。有时这些集团也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印刷业工会中的“华纳达斯”（Wahnetas）或许是最好的例子。这个反动的集团在全国各地有几十个核心组织，其组织的目的是在控制排字工会（Printers' Union）。直到反对派建立了比它组织得更好的“进步党”前，这个集团是一帆风顺的。
小集团常常是依据兄弟帮会的原则建立的，如同马森社、爱尔克斯社等等。天主教会也在许多工会中，尤其是工会上层份子中组织了一帮人。美国从来没有天主教工会的原因之一，就是劳联接受天主教会的纲领。过去社会党在各工会中有许多组织，但是它现在所控制的范围只限于缝纫业，它的组织基础就是《前进日报》（Daily Forward）这一机构。最近社会党所组织的“工会保存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Trade Unions）就代表着它准备在整个工人运动中重建许多组织的企图。既然反动派所领导的组织和集团一般都是靠工会的钱来维持的，而现在反动派们又大声反对左派建立群众组织，对于他们，这真是不体面的一件事。
腐败的官僚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职位，并且推翻群众的控制，设法有计划地破坏工会中作为民主工具的工会大会。许多阴谋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当官僚们愈来愈趋向右倾的时候，工人队伍的反抗愈来愈猛烈的时候，官僚们的阴谋也愈来愈凶恶，愈来愈法西斯化。
劳联大会是工会集会中工人没有发言权的典型例子。大会的代表几乎全部都是上层官僚组成的。例如代表三十万工人的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只有八个代表，通常由主席、副主席、书记以及五个区分会主席担任，会员群众则完全被摒除于大会之外。这种制度几乎在其他一切国际工会中都盛行着。如果一个工人想看看劳联大会像什么样子，只有当他偶然作了某一联合工会或是小的中心工会代表的时候，才有这种机会。这样一个完全被腐败官僚所把持的大会是反动的堡垒。
在各个国际工会中，他们实行各种不合比例的代表制度，以便褫夺多数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例如，在最近国际妇女服装工会的大会中，西格曼（Morris Sigman）集团的代表占了大多数，而反对派却代表着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这次大会中，右派所提出的向每个会员征收一角五分钱经费的议案，为实际上只代表一五、八三二个会员中的一百四十六票所通过；而投反对票的一百十四名代表，却代表着三四、七六二个会员。在大会其他议案的投票，一直大致维持着这样的比例。这个大会显然是为少数人所控制的。西格曼从前控制这个工会的中心组织纽约联合委员会的时候，也曾采用了类似的欺骗手段。左派控制着四个大的地方工会，会员三万六千人，有代表二十人。右派控制着较小的地方工会，总计只有两万会员，却有代表三十八人。一九二五年在这个工会的联合行动委员会进行了艰苦斗争以后，西格曼被打败了，联合委员会才开始按照部分的比例代表制改组。这样左派就占了大多数。社会党的其他缝纫业工会中，也盛行着西格曼式的“民主”。
领导“铁业、钢业和马口铁业联合工会”的反动派，利用全国各地小工会的不明来历的代表控制着这个组织，这些工会中有许多只是空有其名的。大会中的进步分子是从较大的地方工会选派出来的，他们代表大多数的会员，但是他们常常在大会代表中只占少数。乔治·柏利，和许多其他的工会领袖一样，应用同样的办法控制小城市的地方工会。大会开会的时候，柏利应用了赫契逊和其他人的正统办法，委派了大会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借以充分保障他的控制权。事实上许多代表也是由他委派的。
工会中的官僚们对于这样的控制手段，仍不满足。他们要更有计划地设法避免大会的召开。砖瓦搬运夫工会（Hod Carriers）自从一九〇三年成立工会以来只召开过两次大会。以往木匠工会每年召开大会一次，现在每四年召开一次。现在几乎每一个国际工会召开大会的相隔期都比从前长了。为要少开大会，官僚们喜欢使用的办法，就是使得大会的支出浩大；他们以庞大的每日费用支给各大代表团，致使工会不能靠经常费来负担。因此，如果会员群众们要表决召开大会，他们就要表决由他们自己出钱来召开大会。因此会员们表决的结果往往是“不召开大会”。铁路工人兄弟会（Railroad Brothers）的大会费用曾经达到一百万元之数。工会负责人们更竭力使出席大会的事堕落为参加不断有各种娱乐的、游玩性质的旅行，借使代表们不再想到做建设性的工作。许多次的反抗性运动，就都是用这种办法击败的。
矿工联合会历次所召集的大会是压制工会民主最残酷的例子。路易斯就是专门从包含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反对派的工会会员中，设法在大会中造成拥护他的大多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无耻地叫自己的人去参加大会。他从全国各处搜集来至少三百名靠他吃饭的代表来投他的票。然后他又连忙从数百个空头地方工会中找出许多人来填满代表的名额。一九二七年召开大会的时候，他就从西维基尼亚找来了一百六十六名代表，而实际上那里的工会只有三百三十七个会员。其他区域的代表也差不多是以同样的方式拉来的。反对派的代表们，尤其是长于说话的代表们，都被无情地排斥在大会之外。发言人受着职业打手们的恐吓。在这样防备之下，万一大多数人还是投票反对路易士的话，他就会恬然无耻地漠视他们的决定。在一九二四年举行大会时，他就这样作了四次。
在选举时偷窃选票，工会官僚们的无耻不下于塔马尼大厅的政客们[3]。任何一种可以想到的欺骗方式都被他们采用了。许多反动领袖这样才逃脱了愤激的工人群众的打击。
在最近的木匠工会的全国选举中，赫契逊取消了许多选票，使自己占多数，使勃朗和罗森的选票占少数。最近机器工人联合会的全国选举也玩了很大的花头。真森（Jensen）之所以能使自己当选芝加哥木匠工会芝加哥区联合会的主席，完全是因为他专横地取消了一个地方工会的选票。反对派只有向反动的赫契逊或是向资产阶级的法庭提出控诉，但两者都不会有效的。混名叫做“雨伞”的麦克·波义尔（Mike Boyle）更别出心裁，改装了工会从市政府借来的投票机。在订书工会一九二四年的选举中，工会正式公布的选票是五千五百七十五对五千五百一十七，结果瑞狄克（Reddick）当选，哈格替（Haggerty）落选。然而后来在法庭上证明，瑞狄克在纽约第五区已经偷得了足够的选票，使他在选举中大获胜利，其他地区的选票更不用说了。瑞狄克是柏利的好朋友。反动分子们避免对于他们不利的选举唯一办法是使他们自己为终身的负责人。“瘦鬼”麦登开始应用这种办法。芝加哥牛奶车工会的威廉尼耳和其他反动分子，使自己当选为永远的首领而继续使用这个办法。
在技术很专门的工人的工会中，反动分子们进行选举比较顺利，一般说来，他们不需要玩很大的花头。但在半技术或非技术工人的工会中，这种花头使用得最厉害。矿工工会是最惊人的例子。一九二六年在堪萨斯选举时，百分之九十的矿工们支持何华德（Alex Howat），但他仍然被路易士从候选人名单上取消了，他的选票也没有计算。法灵吞（Farrington）在依里诺斯的行为更是无耻。他偷去了左派和右派双方的选票。在一个地方工会的集会上，他在一帮打手的支持下大胆地宣布说：“你们选不选我，老子真不在乎，只要我是矿工工会的会员，我就能当第十二区区工会的主席。”
一九二六年，矿联匹兹堡第五区区工会举行选举时，反对派的候选人赛德斯（Siders）明明当选了，但是路易士手下的发根（Fagan）却公然填写了假选票，投空头地方工会的票，借以偷窃选票。这种腐败的行为如果遭人控告，工会的国际总部是自然会出来支持它的。
但是选举的弊端，在矿工联合会的几次全国选举中达到了最高峰。约翰·瓦克（John H. Walker）早年是一个社会党党员，那时他几次被人夺去了当选的机会。阿列克斯·何华德也因为在一半工人有组织的区域中有人投了五千多假票而遭失败。一九二四年开过大会以后，路易士公开宣称以十三万四千票对六万六千票击败了伏亦兹（Voyzey）——一个普通矿工，共产党员。这个花头是路易士玩出来的，因为伏亦兹无疑地是当选了。路易士从来未敢按照工会会章的规定发表关于选票数目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矿工工会选举的时候表现了类似的弊端。路易士公然宣称自己有十七万三千票，而说柏拉菲（Brophy）只有六万票。这就是说在二十七万三千会员中实际有二十二万三千人投票。这是一个大骗局。根据左派所调查的数百地方工会选票，实际投票的矿工不到三分之一。路易士偷窃了柏拉菲和其他人的大量选票。在恳塔启（录入者注：现通译肯塔基）第三十区中，实际并没有缴会费的会员，但那里却有路易士的二千六百八十六又二分之一票，柏拉菲却一票也没有；这显然是一大舞弊。在西维基尼亚第三十一区，通常只有三百三十七个缴会费的会员，路易士却偷得了一万四千票。田纳西第十九区有四百八十二名正式会员，路易士得了三千九百六十二票，柏拉菲得了十五票。匹兹堡区参加选举的地方工会有三分之一是空有其名的。在其他所有的区域中，他也同样大批地假造和偷窃选票。
和伏亦兹一样，柏拉菲毫无疑问地当选了。路易士掌握了像墨索里尼一般的权力，不肯服从多数人的选举。他抹煞了左派一度坚持过的意见，即复决选举是根治工会专制控制的有效办法。
工会官僚们尽管玩了一切花头来控制工会，然而当各方面要求他们实行进步的斗争政策时，他们还是毫不犹疑的违反群众的意旨，凭着一般群众的惰性，逃脱对他们的罪行的惩罚。这样的事实充满了工人运动的历史。
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工会教育同盟所发动的工会联合运动的浪潮冲进了各工会。十七个州联合会，九个国际工会，以这几十个中心组织和几千个地方工会，决议声请劳联执行委员会召集会议，以便建立联合的基础。这个委员会虽然代表一半以上的工会会员，但它却公然整个地抹煞了这个要求。
在这次大联合运动中，在火车造车工会中发生了一件典型事件。在明尼西波利斯的第二百九十九分会，建议造车工会决定和其他工会联合，并要求工会就这一建议举行复决投票。这个提案在各方面说来都是合乎手续的，地方工会签名的人数超过法定人数十倍以上。如果允许工人群众投票，这个提案就会为大多数所通过，但是工会的全国负责人们以技术的理由将这个提案搁在一边，并且不许会员们投票表决。于是第二百九十九分会以至少超过法定人数二十倍以上的签名人数重新提出这个建议。这一次负责人们未说出任何理由，就把它压下去了；虽然会章规定一切这样的提案必须公布，他们仍拒绝把它发出去让会员复决。结果这个提案被虐杀了。
一九二三年劳联大会上，百分之五十的人所代表的工会，都曾在当时工人的进步浪潮中，投票赞成联合，拥护劳工党，并主张承认苏联。但是大会几乎一致投票反对这三种政策。铁路工会的官僚们同样地抹煞了而且推翻了三分之二的会员关于将铁路工会联合起来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在一九二二年铁路厂工罢工失败以后提出的。西门·欧唐纳是芝加哥营造业联合工会（Chicago Building Trades Council）的主席。但是他并没有当选联合工会的代表。按照会章，这就等于把他撤职。但是他在营造业中的一帮人，很快地订立了另一条规章，就是说联合工会的主席并不一定要当该会的代表才能担任。违反会章和违反群众意旨的类似事实是不胜枚举的。
工会领袖们看得很清楚：对于宣传他们的反动理论和保持他们的个人权力，工会报纸是可贵的工具。因此他们的既定政策就是将各种工会报纸变为行业出版物，以增加某些统治集团的财富。这些工会的报纸一度曾是能充分表现群众的意见的。在许多工会中甚至没有一点出版自由。所有的不为统治的官僚们所接受的意见和纲领，都被他们不客气地丢到字纸篓里去了。在这些刊物中，赞成反对派运动的言论是完全被禁绝了的。有时甚至工会大部分机构的公开行动都不足以打破这种禁令。压制群众，使他们不能够在工会刊物上自由发表意见，是工人运动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
当工会官僚们愈来愈右倾的时候，他们对左派的斗争也愈来愈猛烈，因为他们要防止左翼把不满的工人群众发动起来反对他们。因此反动派更变本加厉地运用上述的专制控制手段。而在压制那些起而反对他们的群众时，他们更运用了许多新的专制手段。这类的事实大半发生在左派与右派斗争最尖锐的社会党所控制的缝纫业工会中。
这些较新的措施之一，就是毫无理由地褫夺反对派的权利。在反动的制鞋工会中，就实行过这样一种办法：反抗官僚的会员就要被放到所谓“O地方工会”中，在那里他们既没有权利参加选举，也没有权利参加工会会议。但把这种制度发展到最高度的，要算缝纫业工会的领袖们。在所有缝纫业工会中，他们把许多左派分子变成了半会员，否定了他们的许多会章上所规定的权利。这种办法在选举中用得尤其多。许多次，握有控制权的官僚们，有时借一些莫须有的理由，有时甚至毫无理由，直截了当地拒绝左翼反对派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许多其他工会的反动领袖们也都采用了这种罪恶的办法。尤其是在矿工工会最近的选举中，这种办法更是在许多区域中广泛地应用着。
然而，反动派们最喜欢用的办法是索性把左翼领袖们从工会中驱逐出去。早年，美国工会的官僚们常常采用这个野蛮的驱逐政策。但是这些多半是地方性的事件，例如在一九一六年赫契逊大批地驱逐了纽约木匠工会的会员。但是到了国际妇女服装工会的西格曼手上，才仿照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办法，把驱逐政策应用到美国的工会运动中来，并将它确定为对付政敌的政策。他从一九二三年起，就与纽约的以《前进日报》为中心的组织相勾结，发动了这种驱逐运动。在各城市中，成百的工会会员被工会开除了。这种措施在一九二五年驱逐包括三万五千工人的第二区、第九区、第二十二区三个大地方工会的全体执行局人员时，达到了顶点。结果是群众起而反抗，被驱逐的团体组成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并且暂时击败了西格曼和他的驱逐政策。
在缝纫业工会中，这种驱逐运动达到了高潮。国际妇女服装工会的西格曼，这时已经部分地恢复了两年半在失败中所遭受的损失，他在劳联领袖、资本家、警察以及新闻界的积极支持下，无理地把纽约联合委员会领导的三万会员驱逐出去。这件事分裂了他的工会，并且使工会遭受到毁灭的威胁。这对于工人的组织以及工厂中的工会是一个致命伤。老板们已经减低了各行业工人的工资。作为资本家和吴尔、格林等人爪牙的皮毛业工会的领袖们，追随西格曼的自杀政策，也驱逐了他们工会的纽约联合委员会所领导的会员。这个组织大约有一万会员，占工会全体人数的四分之三。其他城市中的大驱逐运动也在酝酿之中。这两个被驱逐的联合委员会已组成了“团结委员会”，正在为重入工会而斗争。劳联的右派领袖们以及他们的同盟者社会党人的口号是即使有关的工会在斗争中遭受毁灭，也要取消左派。在对于工会民主的压制之下，在反动头子的指令下，亦即在资本家的控制下，死命强迫工人后退的企图，使得缝纫业工会的生命处于万分危急状态之中。
在工会运动中，目前最盛行的一种恐怖主义，采取了所谓“扣红帽子”的形式。这种办法就是编造关于“红色威胁”的可怕故事，以恐吓思想落后的工会会员，使他们不得不拥护反动派。这种办法施行的广泛程度，以及为施行这种办法所采用的卑劣手段几乎是难以让人相信的。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从内部进行破坏——这些字眼一到工人骗子的口头，就变得神妙了。他们在各处所布置下的各种阴谋诡计，就是一个白卫军的宣传员看见也会羞红了脸的。他们有计划地利用工人们的弱点，利用他们的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思想。反动的工会领袖甚至说：俄国的大量金钱源源而来，为的是帮助胆怯的左派分子把社会上一切好的、神圣的东西都毁灭掉。
事实上，自劳联以下，各个工会所办的刊物，所开的大会，都以这种诽谤为其经常节目。反动派首先描画可怕的赤色威胁，然后将一切进步的提案都描为赤色威胁的实例，借此使胆小的代表们敬而远之。他们在许多人心目中将工会的联合、建立工党、组织无组织的工人等等基本问题变成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义语。结果，右派的代表们被煽惑得进入法西斯化的疯狂状态，愿意实行任何的野蛮办法；一九二三年斯克兰顿（Scranton）无烟煤矿工人大会中暴徒对约瑟夫·曼莱、华根克尼西特等人的攻击就是例子。中间派（即进步分子）在这种打击的气焰之下往往萎靡下来。目前工会大会的最可悲的特点之一就是所谓“进步分子”被反动派的攻击所吓倒，常常投票反对工会联合和建立工党等等提案。进步分子们自己缺乏提出这些问题的勇气，但当左派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又不敢投票赞成，因为他们怕被人认为是共产党。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工人骗子毫不犹疑地采用更残暴的手段。就应用武力压制工人组织这一点说，美国工会的官僚们，尤其是营造业的工会的那一群，比其他国家中的工会领袖们都有办法。他们的办法有时和意大利法西斯们所用的很相像。芝加哥就出现过不少的典型例子。该地工会领袖们的残暴的、可怖的罪行，是美国其他城市所不能比拟的。贩卖私酒的匪徒们以机关枪、装甲汽车和炸弹等近代武器进行了惊人的枪击战和谋杀活动；在过去两年中打死了约两百人，算是典型地表现了这些家伙的残忍。
芝加哥的反动工会领袖们用尽了这种不顾一切的残忍措施。得到工会中的职位是赚钱的差事，对于腐化的工会领袖们说来，职位代表着财富和权力。因此他们不惜采用最残暴的手段去获得它、保持它。结果就造成了一帮工会中的职业打手，而以成百的麦登、恩瑞特、摩菲之流为典型的代表。许多年来，这些恶棍们，依仗了他们的所带领的保镖和打手，吓倒了无数的芝加哥工会。这些匪徒们为争统治权而进行的流血的斗争是层出不穷的。在过去二十年中，为了这种工会中的旧仇宿怨，许多人牺牲了性命，其中有被暗杀的，也有在谈话室里或是工会大会堂里公开作战的时候被打死的。然而反动的领袖们却很少因为这样的罪行受到处罚，因为他们与腐败政客们的关系十分密切。反动派的各个武装集团之间，为了取得工会的控制权而彼此斗争着。但当工会中群众起来的时候，他们又团结起来。在许多芝加哥工会中，“民主”当成儿戏。在这一方面，芝加哥的工会是如此，其他所有的大的工业中心也是如此，不过程度上稍次一等罢了。
从芝加哥工会内部的这种骇人听闻的敌对现象所造成的典型事件，可以看出来这些打手所采用的办法。几年以前，查理·维克多（Charles Victor）就是这样在油漆匠工会联合会的会议上被工会官僚兼打手西普勒（T. Shepler）杀死的。《芝加哥日志》做了如下的一篇报道：
“刚要散会的时候，维克多跳到桌子上向西普勒开枪。人们在极力想法逃出会堂时的喊声几乎淹没了连发的枪声。西普勒站了起来。他那系在腰带上的枪袋里的枪亮了一下。维克多站立不住，从椅上倒栽下来。血从他口中涌出。他抽搐了一下，就不动了。西普勒沉重地坐下来。及至警察来到的时候，维克多已经死了。在伊洛果医院，西普勒经过检查，发现右臂、右腿中弹；另一粒子弹钻进了头的左部。”
在油漆匠工会中，冈伯斯式的民主就是这样进行着的。下面是[一九三一年]（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一九二一年”之误）一月十三日芝加哥论坛报所记述的反动的联畜工会（Teamsters Union）的官僚们解决纠纷的情形：
“继昨天早晨第九十五街和爱斯堪拿巴街，两个敌对联畜工会之间的激战之后，南芝加哥的联畜业公司于昨晚受着警察严密的保护。发了二百多枪的战斗是由驾着八辆汽车的人进行的。这次作战据说伤了好几个人，被他们同伙的汽车偷偷运走了，因此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双方都采取了‘不停战’的口号，昨天双方工会都在招募打手。”
我们还可以从科利夫兰工人运动史中，引录一段极平常的记述：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当国际金属片业工会第二副主席欧勃朗（O’Brien），和该工会代理人交涉委员乃斯特（J. Nester），同其他工会人员离开工会会场的时候，他们所乘的汽车遭反对派的狙击。乃斯特丧命。欧勃朗终身残废。这件事究竟是谁作的，至今无人知道。
社会党领导的纽约各缝纫业工会，也与纽约的许多其他工会一样，是这种暴徒横行的所在。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和以“小奥基”、“杰克·诺伊”、“法兰西”等匪徒为首的秘密帮会有勾结。一般说来，这些恶棍们乘着罢工的时候与缝纫工会建立关系，因为工会的右翼官僚们这时不但不激励罢工者本身的斗争勇气，却将恶棍们拉来加入罢工者的示威队伍。这样，那些败类们就能混进工会中去，有时还取得了负责的职位。他们对于工会曾起过毒化的作用。
在最近的纽约缝纫业工会左右派斗争的发展中，反动的官僚们把所有这些恶棍们都招来为他们服务。这些恶棍在警察的周密保护之下，公开进行恐怖活动，例如扰乱罢工示威队伍，恐吓集会的工人，殴打左派分子等。有时两个反对势力之间的斗争，几乎到了激战的程度。
工会官僚们所广泛应用的这种反动统治方法，有效地拆穿了一些人所谓反动的劳联的官僚主义是工会群众落后的真实反应的这种谎言。劳联的骗子自然绝不是有组织的工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选举出来的。他们大半凭借着对于非技术工人的出卖，接受资本家和政府的援助，以及无理地压制民主等等手段而夺取了工会的权力。
当工业危机还不十分严重，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繁荣期”被比较稳定的工作情况所迷惑的时候，这种专制的统治方法是暂时对反动的官僚们有利的，而替左派和进步势力联合工会群众向罪恶的工会领袖和资本家进行有效的斗争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丰富的经验已经证明，尽管官僚们实行恐怖政策，压制民主，我们还是可以在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上收到效果，还是可以为工会的进步打下基础。但当工业危机日益尖锐化，工人群众的生活日益降低的时候，这种专制的手法，也愈来愈失去作用。这时工人群众将因困难的经济环境和启发中的阶级意识的推动，起来打破官僚们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专制统治，将自己的工会建立为斗争的、强大的组织，而他们的工会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一九二七
[1] 《尤金·戴伯斯：传记、著作和演说辞》，第一二五页，一九〇八年出版。
[2] 《马德·琼斯自传》，第四十页，一九二五年版。
[3] 塔马尼大厅是民主党纽约总部的所在地，在该党的全国组织中影响很大——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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