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商业工会主义
·公司工会主义
·职工占有股票制
·工会的公司工会化
·巴尔的摩尔—俄亥俄方案
·新的工资政策
·工会资本主义
·劳工银行
·劳工投资公司
·工会人寿保险事业
·“劳工的高级战略”
在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的产业部门中，资本家们总是想用传统的破坏工人的一切工会组织的办法，实现自己的纲领。但是在很多重要的场合，他们却在工厂中制造许多围绕公司工会的种种阶级合作的迷雾，同时在金融方面尽力发展职工股票所有制。我们在这里要加以讨论的便是上述这种新的趋势。
公司工会主义
大约在一九一三年，在洛克菲勒财团的领导下，许多美国资本家放弃了传统的完全不让自己的工人有组织的“开门制度”的政策，开始建立公司工会。他们的纲领是搞垮工会，建立公司工会。从那时起，尤其是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公司工会的运动扩张得很快。在各式各样的形式下（最近的调查告诉我们在现存的八百十四个公司工会中却具有二百十四种样式），公司工会已经在许多重要的和基本的产业中建立起来了，这里包括了钢铁业、铁路业、纺织业、石油业、伐木业、屠宰业、电气业等等。它们包含了一百万以上的工人，这些工人大部分在贝斯泛钢铁公司、太平洋纺织工厂（Pacific Textile Mills）、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tric Co.）、埃耳琴钟表公司（Elgin Watch Co.）、国际收割机公司、西联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伊思特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 Co.）等大工厂中。一张有公司工会组织的厂号的名单将包括许多美国的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
与公司工会运动相联系（不论是作为其直接的一部门或是与其有关的计划），这些资本家往往有一整套的所谓福利计划或福利方案的，包括集体保险、养老金制、医药设备、供给房屋、教育、娱乐及运动等等花样。
公司工会运动的首要目的，连同它的一切附带的福利设施，是为了使工人工作尽量高速化。一个生产管理工程师最近说过：那位伟大的产业效率专家泰勒（Taylor）没有懂得，不但要发展提高生产效率的技术方法，而且要保证工人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卖力气。公司工会的目的就是想保证工人卖力气。无疑地，在有些情形下他们是部份地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们的整个这一套作为中一切宣传和行动都是为刺激工人提高速度的。
职工占有股票制
老板们发动了一个多方面的运动，将工人从微薄的工资中积蓄起来的一点钱集合起来，并予以控制；这和公司工会主义是一对孪生弟兄，其目的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削弱工人对资本家剥削的反抗。他们把这些工人的积蓄集中于银行存款、人寿保险费中；但这个运动的最重要一方面，是他们想尽方法鼓励工人去购买各种工业的股票。在各个公司的强制之下，近几年中这种股票购买运动已相当普遍。
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辩护士，连忙抓住了这一点，扬言说工人即将变成资本家了，他们正在购得产业的控制权。站在这批热心家的最前面的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卡佛尔，《美国当前的经济革命》是他最近的著作。只要看看这本书的几段节录，大家就会明白这些经济学家们正在慷慨地把亿兆的金元和彻底的产业管辖权都算作是工人所有的了：
“今天唯一真正已经开始了的经济革命是在美国进行。这是一个将工人变成他们自己的资本家而迫使资本家变为某种工人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将消灭工人和资本家的区分。”（见该书第九页）
“现在至少有三种迹象大体上指出工人如何转变为资本家的情形：第一、储蓄存款的迅速增长；第二，公司股权中工人的投资；第三、工人银行的发达。”（同书第十一页）
“由于美国工人的储蓄力量巨大，如果他们节省并且慎重地以他们的储蓄来从事投资，则在十年之内他们便可成为世界上控有支配权的金融势力之一。”（同书第一百八十页）
卡佛尔的乌托邦的确发着光彩，但那只是一堆铁渣，不能、也不会起什么作用。工人们并没有买到产业所有权，他们更没有变成资本家。第一，在卡佛尔归为职工一类的人物的名单之中，公司的职员占了极大的百分比，他们以自己的储蓄在他们所属的那些公司从事股票投资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如果美国钢铁公司宣布在它的二十五万名职工中有四万七千六百四十七个股票持有人，则我们可以断定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公司职员、“白领”工人，以及熟练技工即上层工人。至于工人群众，尽管公司已化二十年功夫来积极地推销股票，则并没有同这运动有任何关系。对于其他的公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鼓吹由职工持有股票的人们，大大地夸张了这类职工股东的数目和他们所有股票的数目。杰忒·劳克（Jett Lauck）曾说：“为数达六百五十万的职工股东所握有的股票总额不过五亿美元，但这表示工人在公司的所有权上是绝对的而非相对增加着。”[1]这个关于职工股东的数字是荒唐地夸大了的。事实上，根据美国政府发表的数字，重复了的不算，美国全部股东的总数不过才二百三十五万八千人，而其中能够称为职工的不会多过五十万人：即使劳克的计算是正确的话，则每个股东平均只握有七十五元的股票，而这也并不像一个资本家所有的数目。根据一九二二年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关于国家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报告中所列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每一千名股东中只有七十五名是职工，而他们所握有的股票则为数更小，只是千分之十五。在全部股东中，有百分之五十三点五的人只能得到全部股息的百分之四。卡佛尔教授自己的数字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许多大公司里，大股东们增加自己股票的速率较之职工股东们不知大多少倍。但是，从像卡佛尔辈的宣传所发生的幻想是危险的。
无疑地，很多部门的美国技术工人是腐化了并且“资产阶级化”了，而有些个别的非技术工人与半技术工人（如在福特工厂、菲列得尔菲亚快运公司［Philadelphia Rapid Transit Co.］等处工人）也由于高额工资和资方的别的让步也多少受到些美国帝国主义的影响。但技术性更低的工人则并没有分享到这种“繁荣”。他们过着做一天吃一天的生活，工人群众不能购买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或较大的公司股权。你就是强迫他买也不行[2]，因为工人们工资低，没有钱买。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号的《当代历史》杂志中，明娜·外森柏（Mina Weisenberg）写道：“在一九二三及一九二四的两年中，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比之一九一三年的平均工资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而后者在当时是被认为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标准的。”美国劳工部的统计表明成年男工的每周平均工资不超过三十美元。因此，如果说对这些入不敷出的工人能够用他们的积蓄来购买产业以解决其经济问题，实在是荒谬绝伦的。
那么，在工业发生不景气的时候，失业工人不能不提用他们的极微薄的一点积蓄，又怎么办呢？卡佛尔先生很得意地认为现在的“繁荣”是会继续的，甚至还会更进一步地发展。这完全是梦想。尽管美国有现在这样强大的经济力量，它将不可避免地被世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所削弱，而陷入一个比一个更深刻的工业危机中去。目前所有较大的工业国家里的资本主义都正作着疯狂的努力，全面地采用新的机器和操作方式，并逼迫工人加快工作，以加速生产，想这样把自己从重重的困难中摆脱出来。这就是所谓工业合理化运动，它所发生的效果，是生产的大量增加。从一九一九年起，美国工人的平均产量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九二五年工人数量比一九二三年要少三十八万五千人（他们的工资总数要比一九二三年少两亿七千万美元），但制造品的总值却增加了十亿美元。合理化运动将不可避免地使得国内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使得夺取世界市场的斗争更加剧烈。大批群众的失业更是其必然的结果。工业高度合理化了的德国已经极显著地说明了这一点。德国工人的工资已少到最低限度，工作时间增加到九小时、十小时以至十二小时，大批工人长期失业则更是经常现象。美国由于自己有利的地位，暂时逃脱了这个运动的最大灾害。但是在不远的将来，美国的工人阶级毫无疑问将面临一个深刻的工业危机，极大数量的工人必将因此失业。那时候，不要说没有人会再买股票，持有股票的工人们也只想设法将股票卖掉。大资本家则将像收买废纸似地把它们全部买进。在一九二一——二二年的经济危机时期中，美国钢铁公司持有股票的职工从百分之四十二降到百分之十六[3]，这件事是很值得注意的。毫无疑义，下一个工业危机一定要使职工入股运动整个儿塌台的。尽管工人现在买进了一些股票，也并没有能因此控制工业，虽然有某些个别的情形：菲列得尔菲亚的快运公司职工握有全部股票三分之一，在辛辛那提州的拿西（Nash）汽车公司，职工的确占有大多数的股票。在迅速的日益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大资本，是不会因小资本占有者数量的增加而削弱的。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里，列宁在谈到大资本对于小资本的统治能力时说：
“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它会造成‘资本民主化’，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其实不过是加强财政寡头权力的一种手段。”（《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第九五八页——译者。）
大资本家们正在设法控制职工入股运动所集累起来的那笔资金，并加以利用。劳克曾说过：“职工占有股票的数量的确是增大了，但他们享有的控制权仍极微小。”资本家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壁垒，以防止职工们通过他们所能买到的股票而获得任何的控制权。他们常常只在他们认为可以信赖的职工的圈子里出售股票，比方白尔电话公司（Bell Telephone Co.）（录入者注：现通译贝尔电话公司）的股票就只卖给百分之五的职工。很多公司限制了每一职工购买股票的数量，例如纽约的联合煤气公司（Consolidated Gas Co. of New York）的职工每人至多只能买二十股（每股五十美元）。公司往往通过它里面的也算是“职工”的高级职员，去控制职工们占有的大量股票。解雇职工的权力也在这些高级职员手里，他们必要时可以用这种权力来恐吓那些倔强的握有股票的工人。至于保险组织和房屋贷款组织的极庞大的资金（卡佛尔先生希望工人们“在他们觉得合适的时候”投资于这些组织的几十亿元的股票），自然是稳稳当当地在资本家的银行家手中了。
尽管劳苦大众没有能力购买股票，被资本家的报纸的广泛宣传所支持着的卡佛尔主义，无疑是正在工人们中间制造有害的幻想。我们必须与这种幻想作有力的斗争。这个运动整个地是极有利于资本家的，因为一方面，他们可以得到更大的财政控制权，另一方面，可以蒙蔽工人并削弱他们的组织和斗争。
在公司工会运动和职工入股运动的初期，尽管工会领袖有着多种形式的阶级合作的倾向，他们也曾以相当的力量反对过这些运动。他们曾大声疾呼地反对公司工会主义，并曾在某种程度上与它真正的斗争过。直到一九二五年十月，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还模仿工人（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月刊》一九二五年九月号所发表过的一篇文章，撰文呼吁工人们先抓住公司工会，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去组织真正的工会运动。这一篇抄袭的文章被《民族周刊》称为“学左翼的样”。工会领袖也曾多次尖锐地斥责过工人们购买资本主义工业的股票的行为。他们还相当的信赖罢工运动和那时工会已有的力量。
但在一九二二年铁路厂工罢工失败以后，工会的领袖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他们的表现在新的、更高度的阶级合作形式上的新路线，实质上是完全要大量牺牲工人利益，因为他们接受了老板的公司工会和职工入股的一般纲领。至于接受的形式，除了我们在下面要讨论到的政治性较多的方面以外，主要是工会的“公司工会化”和工会资本主义的建立两种。
工会的公司工会化
由于资本家急于有一个驯服的、在生产中加速到最高限度的、完全受老板的代理人控制的工人阶级，资本家们采取了两条总的路线，而两者的目的却是一个。他们不但直接在那些没有组织的群众中组织公司工会，并且在不能完全打垮原有的工会组织时，使他们堕落变质（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漏了“为”字）公司工会。在执行后一个路线的时候，反动的劳工官僚集团是帮他们忙的。
毫无疑问，[资本主]（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为“资本家”之误）们是有意识地在致力于工会的公司工会化，很多资本主义的辩护人实际上已经在主张将公司工会和一般的工会在职司上和组织上都合并起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劳克在他最近出版的《政治民主和工业民主》一书里说：
“不能否认，厂工委员会以及更广泛的职工代表制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但它们必须能够和正规的工会配合起来。这样，不但工业民主和工业中的合作精神能够更好地实现，同时也才能够将工业效率和生产力提到最高的程度。
“除非以工会为行动的基础，仅靠厂工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制来维持劳资间的永久的合作是决不可能的。”（该书第八十二、八四页）。
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一样，工会领袖们已经在资方的鼓励之下做了不少工作，按照公司工会主义的原则使工会在职司上合并起来。一旦组织上的联合问题发生，除非这些工会领袖为群众的反抗所制止，他们是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的。比公司工会只是略胜一筹的制鞋业工会（Boot and Shoe Workers Union）说明：要是工人们不以反抗来制止那些领袖，他们会实行公司工会主义到多么可怕的程度。
巴尔的摩—俄亥俄方案
（Baltimore and Ohio Plan）
加速生产、不要罢工——这是今天的美国世界帝国主义时期中资本家对工人的要求。这也就是走向公司工会主义的道路。一九二二年的铁路厂工罢工失败后，铁路工会的领袖们自己承认连对强有力的公司作一点形式上的抵抗也不行了，因而首先对这项要求彻底的投降了。他们采取了在生产上与资方“合作”的态度，作为他们的工作方针；他们煞费苦心地搞出了这个巴尔的摩—俄亥俄方案。这个方案是由一个名叫奥托·贝尔（Otto S. Beyer）的效率工程师草拟，而由国际机器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的前任主席约翰斯登（William H. Johnston）提倡的。关于这方案，约翰斯登说：
“我们对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服务的意义和很多大公司在铁路工程上的服务——譬如说，以钢砖、过热器、火叉、滑机油等供给它——的意义可以说是相同的。工会会员们的服务，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最大的好处的。为了报答管理当局承认工会，并基于管理当局和我们之间的协定，我们现在很可以采取步骤，在管理当局和工会间造成一种极普遍的实现铁路事业的主要目的集体愿望之类的气氛；铁路事业的主要目的，就是有效地服务社会，使投资者能得到相当的利润，同时使工人得到适当的工资和安定的职业。合法的、标准的、真正的铁路厂工的工会非常愿意把这种积极的合作，贡献给任何其他有智慧、有勇气而能看出这个事实发展的必然法则的铁路公司。我相信这样一个管理当局也永远不会再希望失去这种参加劳联的厂工工会的。”
这个巴俄方案显然是意在消除对资方所有的斗争。加拿大全国铁路公司（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s）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柯兰穆（F. J. Cullum）说：
“有一件事是绝对必要的，就是委员会（巴俄方案委员会）的会员必须完全和谐相处。他们永远要像一家人一样，谁也不要占谁的便宜。”[4]
铁路工人们是已经在受着高度的剥削了。李蓝德·俄尔兹（Leland Olds）最近为“联合新闻”社撰文，其中说：
“根据邓来卜（Dunlap）在美国劳工部的月报上的报导，美国铁路工人的生产总额自一九一五年以来已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四十，而较之一八九〇年则增加了约百分之一百五十……。从一九二〇年以来，铁路工人数量已减少了二十七万五千多人（减少了百分之一三·五），由此可以看出铁路工人生产量增加的速度。”
巴俄方案正是为了助长这种愈来愈大的剥削而制订的。大部分老板们对这项方案都表示欢迎。在巴俄铁路实行这项方案之后，齐撒比克、俄亥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尔、芝加哥西北铁路以及加拿大全国铁路等公司都先后采用这个方案，而与工会订有契约的各金属工厂也相率采用。
在巴俄方案下，工会里的负责人们帮着老板驱策工人。最近在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温尼伯站上，他们向公司方面提出一张请公司开除工人的名单，其中有些是工作了十二年到十七年之久的工人，其理由是他们不和公司“合作”。
巴俄方案对老板们是大有好处的，这已经证明了。据最近的报导，在巴俄铁路的四十五个车间里，工人们提出了共一万八千件提高效率的建议，其中有一万五千件被采用。巴俄铁路公司的红利比一九二六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七，比一九二四年则几乎增加一倍。工人与老板在加速生产中的合作，是产生巨额红利的最大因素。怪不得该铁路总经理魏拉德（Willard）最近在全国国民福利协会（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上[5]的演讲词里对于巴俄方案赞不绝口了。
至于工人们，则是蒙受了痛苦，引来了麻烦。他们比无工会组织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厂工的工资平均每小时要少到四分到六分美金。
铁路工会领袖们所搞的这种阶级密切合作政策所发生的恶果，具体地表现在华生—派克法案（Watson-Parker law）上；为了规划铁路员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国会通过了这个法案。这个法案无疑是好多年来所有反劳工的法令中最恶毒的一个，它进一步地推动了铁路工会的公司工会化。这方案由几家大铁路公司提出，而宾夕法尼亚的阿特比雷（Atterbury）（声名狼藉的工会破坏专家）更是它的最出色的提倡者。但只是在铁路工会的“官员”们以及美国劳联的更大的“官僚”们的全力支持下，才颁布了这个法案。
华生—派克法案是大老板们破坏铁路工会的纲领的结晶。借助于工会官方的拥护，它包括了很多美国工会运动长期地艰苦反抗过的那些反劳工的东西。它在实际上使一切铁路罢工成为非法的行动，并建立了强迫性的调解制度。它给公司工会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给反动的联邦法庭以干涉并调解铁路劳资间工资纠纷的权力。它巩固了极不利于工人的公司与工会领袖间的联盟——那个以牺牲工人利益为基础的联盟。华生—派克法案所标志的，是美国工会在老板们和反动的工会领袖们的联合努力下，已经在公司工会主义的道路上堕落到了极点。
新的工资政策
要满足帝国主义的大老板们的利益，就需要尽可能地加紧剥削工人。那些反动的工会领袖们，由于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工会的普遍失败中吃了苦头，同时为执行其“工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任务，就屈服于这个要求，连忙去帮助老板们加速地驱策工人。目前在“新工资政策”的名义之下肯定地集中表现出来的这一必然发展，早在一九二三年的波特兰年会上已有迹象可寻了。一九二四年在厄尔·巴索城举行的美国劳联年会特别对巴俄方案表示拥护，一九二五年在阿特兰替克市举行的年会上，将“和老板合作，以增加生产”这一劳联的总原则，制定为劳联官方的工人运动的根本政策。根据一九二五年美国劳联的说明，新工资政策要点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要为靠工资为生的人以致整个社会人群谋最大的福利，就要在质和量两方面提高生产；要有高的工资标准，使工人的购买力不致低落；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并使他们有法子享受各种文化上的待遇。我们宣言：减少工资的结果，将是产业中和社会上的不安，而低额工资也无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我们号召全国各地靠工资为生的人反对任何降低工资的办法，并要求管理当局减少生产中的浪费，以降低售价，提高工资。
“除非工人的真正工资亦即工资的购买力，以及构成工作日的工时的继续减少，能够与人类不断增加的生产力正比例地前进，社会的不平等、工业上的不稳定以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一定会增加。”
有些人称赞后面这段话，说劳联已大大地进了一步。其实，看看劳联当局在新工资政策下的走狗行为，也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篇赞成增加生产然后提高工资的空谈。
作为实现新工资政策的一个办法，阿特兰替克年会曾经这样建议：
“……召开一次在商业部长胡佛领导下的包括有组织的工人、农民以及各商业组织的联合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如何克服一切妨碍将工业建设性地组织起来的困难。”
为推行这个政策，全部工会的领导机关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宣传工作。工会汇报上充满了阶级“合作”的臭味。官僚集团的侍妾、工人教育局（Workers Education Bureau）也颇尽了一分力量。格林和吴尔则是最出色的“英雄”。他们是大声疾呼地在向老板们提议：只要你们肯停止打垮工会的运动，允许他们那些堕落的工会存在，工人们就会无保留地为加紧生产而和你们“合作”。他们并一再表示通过他们的工会，老板们在生产上一定会比通过公司工会得到更多的利润。他们的计划，简单地说，就是想彻底地消灭公司工会。
工会正日甚一日地在“工会与管理当局合作”的原则下和资方订立协议。譬如无烟煤矿区的工会，就正在起劲地实行这个原则。老板们正迅速地使这一工业机械化，并采用各种方式，实行高速化。在这方面他们得到了工会官员们的全力支持。但工人们的生活水平是被残酷地降低了。工人中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当这种不满现象公开地表露出来的时候，公司和工会的官员两方面都会告诉工人说：为了很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进行“合作”，这一切是必需的。
“社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和这整个的公司工会化运动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他们和那些进步分子[6]正是给这个运动草拟了很多具体办法的元老。他们发展了巴俄方案，并在好些方面发展了工会资本主义。极端的右派是从他们手上接受了这个运动的。成衣业联合工会的主席悉得尼·希尔曼对这个极端的阶级合作的发展也起了作用。
同时在缝纫业的其他部门，“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也是追随着这个总方针的。目前在成衣业中的“左”“右”两派的强烈斗争也正是集中在这个全面公司工会化的倾向上；“右”派愿意屈服，“左”派却猛烈抵抗。例如最近纽约市外衣工人的老板们要想获得“改组”自己工厂的权利，工人举行罢工表示反对。也就是说老板们希望保证自己每年任意解雇全部职工百分之十的权利。这个要求表现了整个的公司工会化的倾向。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加速工人的工作速率，削弱他们的战斗性，并破坏一般工会组织。右派份子主张对这个要求让步，左派份子则根本予以拒绝。于是艰苦的罢工开始了；一边是为群众所拥护的左派份子，一边则是老板们、报纸、警察以及全部美国劳联的官员们所支持的“右派份子”。老板们在他们的“劳工”同盟者的帮助下，赢得了改组工厂的权利。
整个缝纫工业内所发生的这些事件集中地表现了整个劳工运动中两派势力的斗争：一派是趋向进步的力量，一派则是趋向公司工会化的力量。不同的是，缝纫业工人较之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人更为进步，有更强的反抗力。此外，他们这个行业又正处在很深的危机中。工会领袖到处在和老板合作，以迫使工人们加快的生产，削弱着工人的组织，并一般地为迟早要来的、广泛的阶级反抗打下了基础。
工会资本主义
通过巴俄方案以及类似的阴谋，工会领袖们已经接受老板们的公司工会化的纲领；通过工会资本主义（包括劳工银行、投资公司、以及工会的保险公司等等），他们已经接受让职工控有股权的全部纲领以及作为其基础的所谓“工人变为资本家”的理论。
请听一听从工人领袖们嘴里说出来的卡佛尔教授的意见吧。一九二五年八月号的《火车机工兄弟会会刊》（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Journal）说：
“劳工的银行活动真是全世界唯一了不得的一个革命。只要想一想全国工资总数几乎占了我们三万一千家银行全部资金五百亿美元的一半，而农人每年收获的总值又几乎等于其余一半的三分之二，劳工银行可能有极大的发展就很明显了。一旦我们让美国大多数的工人和农人学会了把自己的存款和债权完全集中到他们自己的银行里，那么不出三十年他们就能够控制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一切资源。”
当时的火车机工兄弟会主席普兰特尔（W. B. Prenter）说：
“我们只从这一个理论出发：在美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许多人很容易地从一个集团转化到另一个集团，因而无法给他们按上任何阶级的标志……兄弟会的一切金融企业的目的，就是告诉它的会员及一般的工人们如何去变成工人资本家。”[7]
这些有毒的宣传包含着威胁工人的真正危害。这种趋向在火车机工兄弟会的官员们身上，亦即在那些工会资本主义运动的突出的直认不讳的领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清楚。比方说，他们和美国最大银行的附属机构，国民市银行联合起来买进了国际大北铁路公司（International Great Northern Railraods）三百五十万美金的债券，然后转卖给工会会员们。关于这笔交易（这是许多类似的交易中的一桩），司东曾经这样说过：
“一个人如果占有了债券，他就成了债权人。我们把大北公司的债券大量地卖给那个铁路公司的工人。他们立刻全都对公司关心起来，正像债权人极度关心其债务人和他的清偿能力一样。债券会带给你一种责任感和安全感。”
劳工银行、劳工投资公司和工会的保险公司聚集了大批的资金，自然得用之于投资。于是他们就购买资本家经常发出的债券。这样便替卡佛尔和一些别的资产阶级宣传家们所制造的“工人们可以买下所有产业”这一幻想开辟了道路。同时这种作法也正可以麻痹那些持有股票的工人们的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精神，因为这可以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种错觉，使他们感到既然有了这么几张微不足道的股票，他们就和老板们有了共同的利益。这种作法，是以贿赂来毒化劳工运动。
最近火车机工兄弟会的金融企业的崩溃，充分的说明了工会资本主义对于工人运动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这个崩溃已使工会资本主义受到一个猛烈的、虽然还不是致命的打击。
劳工银行
在美国工业中，特别是在那些比较吃得开的需要特种技术的行业里，尽管全国各行各业工人每周工资平均数只不过三十美元，相当数量的工人能够将工资收入中的一部分储蓄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笔储蓄相当于很多欧洲国家里的政府举办的一些如失业、衰老、疾病或其他保险事业的总费用。这项积蓄总数每年到底有多少，说法不一，估计约在几亿到几十亿美元之间。纽约联合（劳工）银行（Federation Bank of New York）总经理，彼得·布雷地（Peter Brady）先生在其对英国劳工大会的演说里曾作过如下的荒谬的、显然极端夸大的估计：
“我们的产业工人每年有二百五十亿美元的工资收入，其中却有六十亿到七十亿美元在各种方式下积蓄起来了。这就是劳工银行希望能够最后完全控制的一笔巨款。”
老板们首先发现了这个为数不小的工人积蓄，于是就建立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储蓄银行和销售股票的机构等等，来设法控制这笔款子，以便利用。现在工会里的官僚集团也发现了这笔款子，于是也在进行收集的工作。这就是劳工银行、投资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等等的工会资本主义倾向的基本根源。这一整套机构的基础则是劳工银行。
目前已经开业的有三十六家劳工银行。他们所积累的资金已将近一亿五千万元。这个作为劳工银行运动的先锋是一九一八年成立的西雅图工会储蓄借贷银行（Trade Union Savings and Loan Bank of Seattle）和一九二〇年华盛顿机械工人所建立的费农小银行（Mount Vernon Bank）。这些劳工银行，有的是由全国性的工会单独举办的，有些则是各行业的几个地方工会联合开办的。铁路工会则是这个运动的领袖。火车机工兄弟会共占有十二家银行，总资金在五千万元以上。纽约联合银行资金约为一千二百万元。这个劳工金融活动中的重要环节是缝纫业中的成衣业联合工会和国际妇女服装工会所开办的银行。
劳工银行虽然到处在自吹自擂，说是“合作”性的，但它们很明显地不是真的合作社。甚至那些已经全部落在资本家手里的银行也还在自称为“合作社”。劳工银行的普通股完全操在领导工会的反动官僚手里。所有现代工会资本主义的机构都是如此。比方说火车机工兄弟会的投资公司的一千万美元的股票有百分之五十一都“属工会所有”，亦即属于那些地位已经十分稳固的反动的上层领导份子，其余的才卖给一般会员和会外的人。这些领袖们丝毫不受群众的约束，拿着那些银行的资金投资于各种资本主义的事业，借此自肥。他们是工会的资本家。他们既然可以支配这样一大笔巨款，因此他们极力破坏工会里的民主，建立起一种可怕的官僚主义，同时他们也大发其财。
劳工投资公司
那些劳工官僚们，以劳工银行所给予的在资金及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作为活动的基础，正在组织各种投资公司。这些公司是完全操在那些疯狂地从事投机的工会最上层的小集团手里的。除了为数极大的各种分散的企业，如办公室大楼、公寓、煤矿等外，这样的投资公司共有十一家，集中股本三千四百万美元。这种机构的组成不外采取下列两种形式：一是工会的少数高级职员私人组织的（如科利夫兰的价值二十万美元的河巴·司东邮购商店），另一种则是这些高级职员们用工会的名义组织的（如火车机工兄弟会的控股公司）。后者是他们最喜欢用的形式。因为一则这样可以用工会的全部威信来支持这种资本主义的企业，再则这样就不至过分妨碍工会领袖们自己在那些企业里搞钱。
西雅图的劳工运动从战争时期开始就主动地领导着这个劳工投资运动。李司特曼（Listman）、敖尔特（Ault），以及一些地方工会的领袖们曾经组织了一大串骗人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如“联合金融公司”、“李司特曼服务公司”、“甲级剧场”、“白底那湾垦荒公司”、“海洋打捞公司”，以及“消费合作社”等等。这些企业都是私人经营的，它们把很大一部分股票卖给工会。结果全都倒闭了，工人们的损失估计在一百万至二百五十万元之间。
一九二二年以后，劳工投资运动进行得很顺利。它与劳工银行、巴俄方案同时发展着。正像在一般的工会资本主义活动中一样，火车机工兄弟会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积极。它一共控制了十个投资公司，共有资本二千七百万元。它在科利夫兰有两幢大楼，有一个时期它还对价值四千万美元的、位置在华尔街金融区中心的、著名已久的世界第一大楼纽约城的公正大厦握有很大的股份，因此它对这个大厦也有控制权。它在银行业、铁路运输业以及各产业部门中都有大量的投资，而劳工银行投资公司则拿它们的钱作各种投机买卖，从修建公寓到投资国外债款。
工会人寿保险事业
工会人寿保险公司是工会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之一。职工集体保险曾经刺激了这个运动；美国劳联在波特兰的年会（一九二三年）以及在厄尔·巴索的年会（一九二四年）上首先大力倡导这个运动。因此，一九二五年六月，包括五十个国际工会的代表会就在美国劳联的会址召开了。这个会议一致通过工会举办人寿保险事业的计划。
会后马上就产生了“工会劳工人寿保险公司”（Union Labor Life Insurance Co.），资本六十万美元。总负责人是马太·吴尔。这公司完全操在一个极右的反动集团的手中，他们紧紧地控制着大部分的股票。为了使它能多少吸引群众，他们把少数的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分子也拉到几个重要的委员会里去。当时另外两个公司已经在活动了，即约翰·米邱尔公司及工会合作保险公司，前者专做矿工的保险，后者则专做电器工人的生意。一九二五年，铁路工会的领袖们提议开设“美国养老保险公司”，预备由九个出名的铁路工会领袖来负责。由于他们对公司的控制，有如扼住公司的咽喉，他们就想中饱全部利润的一半。这一套计谋显然是失败了。
在组织这些工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时候，工会的官僚们梦想会有无数的小投资者会拿出亿万美元来让他们控制。
此外还有些别的大的保险公司，他们的资本达数十亿元。简单说来，这些官僚们的计划是要同它们竞争，要去抢它们的肥美的活动地盘。
工会人寿保险事业，同工会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式一样，是损害劳工组织的。它将劳工组织的注意力从斗争转移到资本主义的企业。它用反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毒害工人组织，而使他们在组织上附属于资本主义的机构。它腐化工人领袖，让他们发财，让他们愈来愈不顾工人群众的利益和脱离群众的控制。这对于劳工运动是一个威胁。
“劳工的高级战略”
新方针下的工会官僚集团的阶级合作政策，亦即新的美国改良主义，是以与老板合作以增加生产，发展工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它等于停止了对资本家的斗争。而卡佛尔教授则称之为“劳工的高级战略”。很明显的，根据他的意思，当劳工领袖至少还装模作样地要保卫工人利益时，那就是采取“劳工的低级战略”了。关于这个所谓高级战略，司东曾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号《世界劳动杂志》（World’s Work）上作了如下的说明：
“美国的有组织的工人已经经历了三个时期（有些工会还停留在第二时期里）。第一个时期是阶级意识初醒时期……第二时期是为保卫集体谈判的原则而斗争的时期，这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战斗时期……第三个时期，或者说第三个阶段，则是建设性地向合作制度发展，倒不是向斗争发展；这一阶段的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劳工银行。”
格林、吴尔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工会反动领袖们的演说，得到了所有工会报纸的附和；这些演说中充塞着这样的共同意见：所谓粗野的、原始的、战斗的工人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此后工人将采取同老板们“合作”和自己积钱这两种进步的方式。格林最近曾在哈佛大学说过：
“工会运动一向经历着以实力冲突和强制性的策略为最有效的时期；在现阶段中，工会领袖们所要寻找的是会议室，在那里他们将用解释和说明的方法使与会的人们承认工会的公正与合理的主张。”
他在纽约泰勒社（Taylor Society）的演讲中又说：
“工人们认为管理当局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因此，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力量帮助管理当局，寻求处理某些问题的正确方法；工人们相信通过彼此的了解和合作，就能为一切与产业有关的人谋取最大的利益。”
他又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号的《纽约晚报》上说：
“通过我们的工会，我们正在帮助产业工人变成投资者，帮助他们进行保险，并使他们在工业界、在社会生活中负起自己的责任。”
这就是教导他们放弃斗争，接受资本家的领导和指示，满足于资本家们在偶发慈悲时从他们盈盆累盘的筵席上扔下的几片面包屑。
大资产阶级在工会里的主要代言人马太·吴尔接受了卡佛尔的“劳工的高级战略”的说法，并在最近某期《钢铁时代》（Iron Age）上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
“在斗争的初期，工人想法拖延、限制以至阻挠生产，以求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东西。而现在他们却要别人信任他们；他们维持并且发展对于工人、资本家以及广大的群众都有利益的经济的、工业的、社会的秩序。”
这个所谓劳工的高级战略是处处有利于老板的。这对于他们的高速化计划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帮助。工人们的工作速率现在已经提高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还在不停地增加着。因此一九二六年每一铁路工人的生产总量就比一九二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比一八九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一九二五年整个工业生产打破了纪录，生产总量比一九二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六，而工人的实际人数却比一九二三年少了百分之四·五，比一九一九年少了百分之七。一九二六年的数字也同样地表示着这种惊人的高速化。
工会官僚们，根据他们的惟有提高生产才能增加工资的理论及其与老板们“合作”的纲领，他们和老板们的极度剥削工人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二六年资本家们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在有些产业部门中，利润是大得空前的。足以代表很多其他产业部门的铁路业，获纯利十二亿三千二百万元，这在铁路业是从未有过的。除了某些工业部门一些技术工人外，工资并无显著的增加。抱着冷血态度的领袖们丝毫也没有为改进工人的生活现状作过任何斗争。在纺线、制鞋等部门中，工资倒常常减低了。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被反动的路易士集团所破坏和腐蚀了的矿工联合会正在为反对减低烟煤工人的工资而作着生死的斗争。工人从自己的生产成果中所得到的部份，从没有像他们所得的这样微小，何况在不断缩减着。一八四九年，工人们的所得相当于制造过程中原料加工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一；一八八九年则减为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二三年更减到百分之四十一。这个“劳工的高级战略”，由于它的高速化及取消斗争的方针，将使这个百分率更加降低。工会领袖们的争取减少工时和工作日的软弱的努力只影响了某些技术性的行业；它决不能对消工作速率的疯狂提高的结果，这种提高的主要利益是属于资本家的。
这个工会领袖们加强阶级合作的新方针，即卡佛尔先生所谓的“劳工的高级战略”，正削弱着工会的力量。他们没有设法组织几百万尚无组织的工人，也没有团结那些过时的行业工会的群众。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的错误幻想却已灌注到工人们的头脑里去了。工会资本主义使工会同老板们发生了有毒害的联系，并进一步地腐化着它们的领袖们。这些领袖没有设法脱离资产阶级政党，组织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党。由于在某些重要的产业部门中会员人数已不再增加甚至反而减少，工会已经不能和资本家对抗了。工会已经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成为一个作用日益减小的因素。
官僚们是愈来愈倾向于放弃罢工这个对付资本家的武器。罢工的次数继续不断地下落，一九二六年的罢工次数就比战后任何一年为少。工会领袖们的座右铭是“不以罢工去反对老板，而是同他们合作（向他们投降）。”
在工会还有几分斗争性的那个时期，有组织的工人的境况显然老是比没有组织的工人的境况好得多。可是现在常有的情形是：入了工会的工人的境况比没有入工会的工人即使好一点，也好得非常有限。这是一种极危险的局面。一些凶恶的老板们，凭借着他们的福特制度、米顿方案（Milton Plans）、工人福利、自动加薪等等，正提出大堆的统计数字，到处宣扬他们的成就。他们说：从很多例子看来，他们自己的厂里已经存在着一种跟工会所控制的工厂一样好的、或者更要好些的生活条件。
真实的情况是：那些卑鄙的公司并没有改善群众的生活；各工会因为它们的腐化的、反动的领导阶层及其不可救药的陈腐政策，并没有为一般的群众和它们自己的会员们作过任何有效的斗争。
今天这种加强了的阶级合作正窒息着工会的斗争精神，消耗着它们的生命力。工人们对工会的普遍淡漠和不关心是工人运动在现阶段最显著的、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特点。据最近宾夕法尼亚劳动联盟对工会情况的调查，二十六个工会负责人中有二十四人回答说：目前一般会员们的冷淡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
官僚集团的辩护人则企图勉强以下述理由来掩饰这种极有害的冷淡态度，以及严重的有组织工人的情绪低落，他们说：工人们境况普遍的好，这就使得战斗的思想和政策无法存在；电影、收音机以至汽车普及了，因而工人们无暇参加工会的会议；工人福利事业发展了，使工会里原有的互助的特点消失……
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真正原因是：在新的方针下，作为斗争组织的工会已慢慢没落了。工会领袖们没有能够唤起工人们的斗争精神和阶级热情。他们没有领导工会去维护工人们的利益；他们抵制任何将工会发展为足以对付现代资本主义的组织的努力；他们严格地压制一切工会民主，并且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去直接毒化工会的阶级意识。由于目前工会官方的高度阶级合作政策，才必然产生了工人普遍对工会所抱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大约在一九二二年，当新方针还没有产生以前，工会组织已经因领导阶层的阶级合作主义而受到危害了。但是现在情形已更为恶化！官僚们正使工会在各个战线上妥协，包括思想战线和组织战线。目前他们既没有好好地保护工人利益，更没有为对付在目前的工业活跃时期结束后必将到来的大阶级斗争而教育工人，组织工人。相反地，工会的最高级的领袖们正在老板们的帮助和压力之下，竭力使工会堕落为公司工会。
广大的、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工人群众，都过着困苦的生活。他们缺乏很多生活上的必需品，却眼看着老板们及寄生于他们之间的食客们过着豪华的生活。他们需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也一再表示愿意进行斗争。但是他们在建立真正的劳工组织，在猛烈地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努力中，却被那些和老板们串通的反动领袖们所打退了。彻底清算那些所谓“劳工的高级战略”等的麻痹工人的措施，制定坚强的斗争纲领，在组织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使工会现代化，建立忠诚的有进取心的领导——这些是克服目前工人运动消沉现象的极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步骤。不采取这些步骤，工人就无法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自己的斗争决心，也无法建立一个能代表工人和保卫工人利益的战斗的组织。
一九二七年
[1] 杰忒·劳克：《政治民主与工业民主》，第一〇九页。
[2] 在新英格兰很多制鞋厂里，老板强迫工人买他的股票，否则就将他们解雇。这就是所谓的“金律法案”（Golden Rule Plan）。
[3] 见M·万生宝（录入者注：根据上下文判断，此人与上文中提到的明娜·外森柏似乎是同一个人）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号的《当代历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4] 见《美国工会联盟主义者》（American Federationist）杂志，一九二七年二月号。
[5] 这个组织现在已不存在了。原来则是一个公开的宣传机关，是大公司和反动的劳工领袖们的一个联合机构。
[6] 根据福斯特同志在本书其他文章中的解释，这些进步分子并不属于左翼，而是工会运动中的中间份子；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才跟着左翼走——译者。
[7] 见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周末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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