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威尔逊首相找麻烦（六）

我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这并不是政治问题。中央政策审议小组（思想库）头目要我扼要讲一下情况，我对他讲了，并获得了军情５处头目的批准。
我说：“如果我们由于难堪而拒绝传送情报，那么传送其他任何东西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弗尼瓦尔·琼斯和维克托·罗思柴尔德都全力支持我。维克托生性好争论。他起草了一系列出色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迅速传到了白厅。他在备忘录中力主保安部门有权根据唐宁街１０号的要求提供情报。但是，内政部常务次官菲利普
·艾伦对公然蔑视内政部的特权怒不可遏。在此后几年中，他一直拒绝理睬我。他给维克托送去了一张便条。艾伦让我看了这张便条，只见上面写着，“要谨慎小心”。
一天下午，争吵达到了最高潮。当时我在内阁办公室维克托的房间里，这时特德·希思在门口探了一下头。
“首相”维克托说，“我认为你应见一见彼得·赖特，他是白厅的一个奇才……”希思一本正经地盯着我，然后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回答，“在保安机构”。他哼了一声。维克托高兴地说，“彼得是负责介绍搞颠覆活动情况的，目前颠覆活动引起了许多问题。”
希思马上用灼人的目光怒视我说，“你不应再热衷于搞政治了。”他转过身，悄悄地走了出去。
我说，“上帝，维克托。”
维克托回答说，“不必担心，特德总是这个样子，以后我和他谈谈。”第二天，维克托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那天夜间希思仔细看了那个情况报告。“这是真的？”希思非常惊诧地问，当被告知是真的后，他为保住自己的权力作了加倍的努力。希望获得情报的要求并非都是合法的。一天晚上维克托邀请我到圣詹姆斯宫他的房间里喝酒。
他告诉我，“有一位实业家你应见一见，他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工业家。”
当时我正与维克托商谈我退职的问题。１９７２年我终于获悉，军情５处将不信守在１９５５年就我的退休金问题对我所作的承诺。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使我在保安部门最后几年的工作变得极为乏味。所以当维克托听说这位实业家正在寻找一位干保安工作的人时，他建议我见一下这位实业家。
一见面我就很不喜欢这个人。我很清楚他是一位不择手段的牟利者。在对饮中他含糊其词地谈及到他需要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向他提供建议和指导，但他没有讲清楚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没有讲明他准备为此付多少钱。最后他邀请我与他和他的一些同僚共进午餐，以详细商谈他的建议。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