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领域的惨痛教训

【纽约《中报》７月１３日社论】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惨痛教训
历时数十天的天安门事件终于平息了。然而，这个举世瞩目的事件留给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甚至全世界所有政党、政府的思考却在继续着。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天安门事件？特别是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的瓶颈时期？这是一切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略有了解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
最近，中国政府对这个事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总结。其间，涉及这个事件发生的动因，也有一些说法。但是，在我们看来，那只能是一些导火线而已。如果中国大陆内部没有其特别的内因，一切国外的挑唆，煽动，策划等等，都只能是白费心机；那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暴徒、后台、反革命，也难以施展其能量。这也就是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真正动因，是在其内部，甚至，在其上层，在中国政府用以调节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本身。
正如中国政府反复申述的，中国一切事业的进步，都是依据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论。无论毛泽东的晚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也无论毛泽东的理论本身有多少漏洞和错误，但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格局是由毛泽东的理论构建的。当代中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和毛泽东以及他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小平凭借他审视历史和现实的锐利目光，一再提醒中国各级当权者，西方的意识形态，是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民族传统的综合产物。完全照搬西方的东西，对中国将是有害的。正因为如此，在意识形态的改革上，邓小平是既重视，又小心。可惜的是，在这方面，他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左右手，致使他许多良好的努力挫折层叠。
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开展起来的。当时，如果中国的领导和群众，能够认真地把整个讨论深入到意识形态，按当时的形势，许多问题是可以较早和较好解决的，大可不必遭受后来的周折了。遗憾的是，吃尽了空头理论苦的中国人，一下子变成“彻底的”实际了。他们匆匆批评了毛泽东的某些错误理论，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新理论。祸根是由此种下的。
中国改革的这一大行动，却恰恰没有可凭藉的理论作先导。中国领导人虽然历来十分重视国内的新闻口径，甚至对报纸理论版也十分重视。而对社会科学，对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各个理论学说体系，却不愿过问。然而他们万万不会想到，社会高层忘掉了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却不会忘掉社会高层。改革开始不久，整个社会科学界，包括大学的文科教学，简直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辞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现实，特别是由它可能引发的灾难，邓小平不是看不到的。这也是他之所以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机的原因。问题是中国的事太复杂了，明明是该做的事却做不成。１９８６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并没有执行邓小平的意见。于是，否定派意识形态完全地合法化了；它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流进了大学，成为众多的大学生和教师崇拜的哲学。意识形态和它支持的国家政权对立了，中国政权面临着危机。但是它仍然没有引起高层人物的具体注意。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和中国的政治目标对立的。这些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较之其传统的理论学说，形式上更加活跃，内容上更加新奇，从而，在经济、哲学、文学，以至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随时都可能发生暴乱的根源。本来，１９８７年，北京、上海、合肥、西安，已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学潮，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没有从意识形态方面解决问题。致使事情愈演愈烈。终于发生了这次天安门事件。这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