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大以后的苏联》（一）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从１０日起以《二十二大以后的苏联》为题，连载了驻莫斯科特派记者发回的长篇报道，今天发表的第一篇，副题是：《非斯大林化在进行中》，摘要如下：
据说关于斯大林格勒的决定，不仅受到当地居民的极其不利的评论，而且也受到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普通苏联人的极其不利的评论，在这些人看来，斯大林格勒是上次大战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战役的名字，因此要把这个光荣的地点易名是不行的。苏联军人和他们的首长们正是由于正当地热爱这段历史，他们才一度使人感觉到这种不安。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１１月１９日炮兵节发布的命令中，没有按照传统列举同这一节日有关的四个英雄城市的名字，以避免用斯大林格勒的新名称来向该城致敬。
至于在这一天——这就是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９日在斯大林格勒发动反攻的周年纪念日——发表文章的将军们和元帅们，他们作了不寻常的奇技表演。例如，有一位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写道：“苏联炮兵在保卫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得萨中……以及在中顿河和下伏尔加河的战役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但是，浪潮的初期刚一过去，立刻就进行反击：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在１２月６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纪念保卫莫斯科周年纪念的文章中，便进行了这种反击，这就是他意外地、但我们深信不是偶然地对“斯大林格勒的伟大战役”致敬。看来，军人和历史家已经取得了在叙述上次战争的历史方面使用这个城市的“真”名字的权利。
对“非斯大林化”的公开的表现特别敏感的区域，就是格鲁吉亚，它的首府第比利斯在１９５６年２０大以后曾发生过流血的日子。这一次似乎不会发生任何这样的事情。宣传家们也小心翼翼地用比较巧妙的办法来叙述记录在案的事情，强调斯大林的恐怖活动在格鲁吉亚本地也犯下强暴行为，而且耐心地指出，“不应该仅仅从民族的角度来对待斯大林个人”。尤其是（非斯大林化的）外部表现已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直到这以前不久，斯大林诞生地哥里的一个宏大的博物馆，还在继续接待参观者，而这个博物馆是１９５７年才完工的。
改换地名和取消塑象，只是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方面之一。尤其重要的是恢复名誉问题和斯大林时代所犯罪行的责任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２２大对这一运动作出的基本的新贡献。实际上，至少西方的人们已倾向于忘记了１９５６年的“秘密报告”，五年来，这个报告对公众来说的确是“秘密的”，它从来没有在苏联发表过，而且，赫鲁晓夫的臣民中知道这个报告的人，比一般认为的人数要少得多。因此，２２大的透露，在《真理报》上印出来，在人民中引起了激动和张皇失措，某些临时性的集会就表现出这种情景，由于这些透露，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便进入后果难于预料的新阶段。
最后，再也没有人重谈“为专制者的受害人立纪念碑”了，而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曾建议要在莫斯科立这个纪念碑。
奇怪的是，使普通苏联人极感兴趣的问题，倒不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只有政府能够和将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加以解决，而是有关和盟国的关系问题。在最近举行的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公众集会上，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有一半涉及阿尔巴尼亚和尤其是涉及中国，周恩来的演说所透露的中国的态度使得广大群众困惑和不安。不用说，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回答。在这方面，不安是非常明显的，而随着在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指责看来既没有在地拉那、也没有在北京产生预期的结果，这种不安近来已有加强之势。
然而，官员们的守则是保持缄默，甚至是要保持联盟的外表。此外，人们则宁愿通过知心朋友的讲话来叙述争吵的发展情况。卡达尔１２月２６日就受托这样做了，他在《真理报》上特别解释了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人和他们的保护人的论点，以及南尼及其在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同情者的论点是错误的。他说，为了解决他承认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存在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兄弟党之间要有“一种思想和政策上的互相谅解”。他提到在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关系方面互相谅解的著名的“共处”观念，这还是第一次。
同时，在这次宣传工作者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没有象人们起初透露的那样在会上讲话，甚至也没有象传统要求的那样通过任何决议。无论如何，这一事件提醒人们，在２２大以后，政治生活的各方面都令人感到某种混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