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威尔逊首相找麻烦（二）

然后他让Ｆ科的一位官员发言，这位官员概述了一批左翼小团体——如工人革命党和社会工人党
——的活动情况和组织结构情况。Ｆ科希望放松对窃听电话和截获信件的限制，希望同邮政局有更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
他们希望得到目前由Ｋ科掌握的全部技术手段。据认为，派遣间谍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无法让一些官员打进这些左翼团体中去。他们中的许多人过着很糟糕的生活，作出了某些即使是军情５处的官员也不会为他的国家作出的牺牲。并且，如果招募间谍，被揭露出来而闹出丑闻的危险性又显然很大。唯一的办法是使用大量的技术手段。我可以从汉利的脸上看到他同意这个意见。
Ｆ科对军情５处的“计算机工作队”也有特别的兴趣，这个工作队正计划使我们的档案工作跨入计算机时代。我很快认识到，Ｆ科对它的主要兴趣是想建立广泛的计算机联系，主要是想同设在纽卡斯尔的全国保险计算机公司建立联系。当然，在过去，如果我们真的想从全国保险公司的记录中得到我们需要的材料，我们总是能够得到的。我们有一些秘密官员在那里工作。但是建立直接的计算机联系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受这些新的事态发展干扰的老牌反苏官员。我们都将看到，我们过去努力工作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将因去跟踪这些左翼小团体而前功尽弃。
汉利本人不能摆脱他正在陷入的困境。人们很容易相信，当我们闯进苏联一位外交官的住宅时，我们会得到公众的赞许。但是对国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进行大规模的监视时，所产生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问号了。
Ｄ科（反间谍）的老手们认为，象工人革命党、社会工人党和核裁军运动这样一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当然应该注意他们的动向，但是我们相当满意的是，他们不是克格勃渗透的重要目标，克格勃进攻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情报部门、政府部门，而在６０年代更多的是工会和工党。自６０年代以来，关于苏联打进劳工和工会组织的材料一直大批地流进军情５处的档案材料中，这些材料主要来自名叫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的两名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者，他们提供了一批充当东方集团间谍的工党政治家和工会领导人的名字。
有些人的证据当然是很充分的，比如议员威尔·欧文案件。威尔·欧文承认，在１０年时间里，由于他向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官员提供情报，他得到了数千英镑的报酬。然而１９７０年对他提出起诉时，因为据认为他一直没有接触过机密情况，又因为那位捷克叛逃者无法拿出书面证据证明他在作证时所说的一切，结果威尔·欧文被宣判无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