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公论报》载文：谈台湾音乐界的危机

【本刊讯】台湾《公论报》１０月２３日刊登了彭虹星写的一篇谈台湾音乐危机的文章，摘要如下：
自由中国的音乐界，本来就很贫弱，不论在质与量上，在东南亚的国家中，是的确不如日本、韩国与菲律宾的，然而我们音乐界中的派系之多，却几乎是人人皆可独树一帜。在先天上音乐的质与量就贫弱，又加上后天的人员的不和，明争暗夺，各自为政的心理作祟，试问我们的音乐何能言及进步，能保持往昔的水准，亦就不易了。
有人分析音乐界此病源的起因，是缺少真正能有一位在才与德上具有领导的音乐老前辈，老一辈的在音乐的才与德上既乏人，其他各人则有着唯我独尊的自大心理，造成了谁也瞧不起谁，谁也不对谁服气的现象。
如果我们作心平气和的检讨，今日台湾的音乐气氛，就好似一座金字塔，在最下层的基石，是一群年青的音乐喜爱者，他们是站在音乐界圈外的，不论在欣赏音乐会的表现上，对乐曲的铨释工夫，往往会胜过我们的演奏家。我曾经认识一位音乐听众，亦曾被邀参观过他自己设立的“音乐室”，这位不是学音乐的听众，从小就喜爱音乐，对贝多芬其人与作品只研究了八年，从他口中说出贝多芬的作品分析，确有其理。由这个事实，我们音乐界人士实很惭愧，就是能完全分析贝多芬一首交响曲的人，亦实在不多，往往在演奏时不是速度上错误，就是情感的不对。
另一种为音乐而努力的人，却是一群毕业于音乐科系的学生，他们几年苦学深感自己所学不足，毕业后为了要充实自己，往往省衣节食的将金钱付用在研究音乐工作上，终日埋头自修，不为任何名利所诱，而无动于初衷。再往上数的人，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亦为了能真正培养几个有音乐才气学生的音乐教员们，他们确能尽职于音乐教育责任上。其次是一群“政治音乐家”，往往利用一种人事关系，或是应时应景，作投机的音乐事业发展。最危险的人物就是爬到金字塔尖顶上的人，名与利皆有成就，终日作些不是音乐的应酬，存着我已至峰顶，无需再学的心理，其实却忘了音乐是在进步的，全不知道金字塔的建立，是靠良好的基石奠定，愈往上爬，其所受的风雨侵蚀机会愈多。音乐刊物受摧残
【本刊讯】台湾《公论报》９月２６日刊登了彭虹星写的一篇题为《音乐刊物的衰末》的文章，摘要如下：
号称为全国音乐之首的本省，竟连一本音乐刊物亦无法存在。
自本省光复以来，从大陆来台的音乐人士甚多，其中有不少重视音乐刊物的出版，首先出现的有李凌主编的《新音乐月刊》，幸好这份杂志能夭逝，不然，共匪音乐的毒素留患非浅。相继的是缪天瑞主编的《乐学双月刊》，仅出四期就告夭逝。接着是吕泉生主编的《新选歌谣》，总算有八九年的历史，可是由于经费的难以长期赔蚀，亦只有停刊结束。第一本民营音乐刊物《音乐月刊》，连脱期至并期一共出了十三期，其寿命只有一年另九个月。由于以上各种音乐刊物的短命，台湾整整四年多再无人有此种勇气创办音乐刊物。现在唯一存在的一本音乐刊物，是《功学月刊音乐杂志》，可是由于订户的不普遍，目前正在危险的挣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