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杂志》刊登文章：谈赫鲁晓夫的个性

【本刊讯】《纽约时报杂志》１０月２９日刊载詹姆士·比林顿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了解赫鲁晓夫之谜的五个线索。他的个性和行为，以及它们同俄国人民的天性的相互影响，可以使人深入了解克里姆林的政策》。摘要如下：
赫鲁晓夫最近对西方发出的威胁——无论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还是在原子试验场上——的语调和时间，说明心理因素可能同比较明显的战略考虑交织在一起。
赫鲁晓夫是——他将会第一个告诉你——一个世界领袖中独一无二的人物：一个靠自己的力量上升的人，他崇拜他的上帝，他的每一个行动都用一大堆话掩盖着，在这些话后面，他几乎像他的那个沉默的和不易接近的前任一样是个谜。他看来时而是一种产生自由主义化的力量，时而是一种恐怖的力量，他一直在有似贝赫斯加登的黑海胜地洋溢着扶轮社员的情趣，而且显然像他保证要埋葬的任何一个资本家那样非常欣赏环球旅行，访客和举行友好招待会。
在赫鲁晓夫的行为中，至少有五个明显的特性：残酷而大胆的作风。这是赫鲁晓夫的第一个特性，在许多方面也是他的主要的特性。如果没有这个特性，他几乎没有机会在斯大林时代的俄国活下去。
他从比较无名的地位大胆地攀登清洗时期的阶梯而成为难驾驭的乌克兰的主宰；接着在斯大林统治的后期青云直上成为共产党的首脑。
他一直有一种癖好，就是对复杂的问题作出简单而概括的回答。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在１９５５年的微笑像他在１９６１年的咆哮一样，是那样的突然和冒失，因此有着赫鲁晓夫的明显的商标。看来他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力大无比的人物：是成功的主宰，愿意承担为达到他的目的所需要做的任何工作。实用主义。赫鲁晓夫很轻易地从一种策略转而采取另一种策略表明了第二个主要的特性。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看来无非是这种简单的信心：他的一班人正在赢得胜利，他必须采取除了自杀以外的任何行动来加速这个胜利。他的唯一的标准是实用的标准：它是否起作用？
他的实用主义不但有精明的因素，而且也有淡薄的因素，因为它主要是一种具有泥土气的农民的本能的产物，而不是用脑筋估量的产物。他一直到共产党在１９１８年成为当权势力以后才参加共产党；他的无数演说中没有反映一个原来的俄国革命家——或者在其他国家的许多当代革命家——的意识形态热情。在赫鲁晓夫统治下，甚至共产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的目标也成为保证给予消费品福利的平淡的杂烩。
当他在国内采取了一种成功的策略后，他就要把它用于国外。例如，他在不发达国家面前叫叫嚷嚷地装成一个非常反对它们所憎恨的东西（西方殖民主义）的人的那种方法，是他在国内装得像是一个非常反对普通俄国人非常憎恨的东西——效率低下的地方领导人和特权的官僚分子——的人的那种运动的引伸。
他有一种在地方上巡视时使当地领导人丢脸的习惯。对批评敏感。他的著名的用鞋子敲桌子的场面显示了赫鲁晓夫的第三个特性，这种特性最初是在他在１９５６年４月访问英国时表现出来的。当他在同工党领袖会晤时感到直接的批评的时候，他公开大发脾气。希望人家接受他的意见。同他的敏感有关连的是那种靠自己本事发迹的人特有的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赫鲁晓夫在访问伯明翰宫时就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在１９６０年当他访问过所有邀请他访问的国家、再没有人邀请他的时候，他干脆自己邀请自己访问那些不好拒绝他的地方：芬兰、奥地利和联合国。反唯智主义。赫鲁晓夫的第五个特性是怀疑知识分子和对文化和思想漠不关心。毫无问题，赫鲁晓夫本人是一个聪明人，他像任何其他俄国人一样，在听到有人说他缺乏文化时，一定会勃然大怒。但是他对文化的观念是列举俄国出版的书籍的数目，同时自豪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傲视胜过自己的人的味道）表示他很少读过一本。
他一向不掩饰他自己过去的卑微的经历，他的演说中点缀着谚语、粗俗的幽默和粗鄙的农民的不能完全被人听懂的宗教名词。谈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态度
他的这一切个性的特征可以在他的那种奇怪的然而是真诚的喜欢美国的态度中看出来。这种令人惊讶的喜爱是由两种很不相同的因素组成的。一种因素是经理人员对美国生产的巨大规模的钦佩，另一种因素是对他认为他的国际对手在政治上表现的幼稚态度的喜爱。
第一种态度的根源是赫鲁晓夫希望找到最有效的办法来完成物质方面的任务。
由于苏联内部的人对美国非常好奇，赫鲁晓夫极力把自己说成是友好关系的促进者的作法表明他在政治上是相当精明的。
要想肯定说明第二种态度要困难得多，这种态度似乎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最得人心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真心赞成对苏联的野心予以一定程度的通融，只是像杜鲁门和尼克松那样大叫大嚷的部下破坏了这样一种政策。赫鲁晓夫显然希望同新的美国政府搞好关系，即使不是继续斯大林同罗斯福有过的关系，至少是继续他本人一度同艾森豪威尔有过的关系：他确信柏林的现状是“不正常的”，西方的某种程度的妥协（解除一些无线电发报机和降低军队水平）也许是可以允许的。
在遇到美国的坚定的态度以后，赫鲁晓夫把讲话的声音提高到可以吓倒邻居和震动客厅里的一些茶杯的程度。他显然对肯尼迪总统的态度中的坚定的语调和明确的表示感到生气。然而同时他说他在维也纳发现总统处于重新估计政策的“痛苦处境”，他可能认为还可以哄骗肯尼迪作出让步。不管赫鲁晓夫对美国的了解如何，他对他自己的人民的恐惧和希望显然有现实的了解。
虽然谈到“民族性”总是危险的，但是有几种具有约束力的使人感兴趣的东西使这种观念在俄国有一定的意义，并且对目前的危机有直接的影响。
第一样东西是一种构成苏维埃国家的核心的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它甚至影响反对它的人的思想。
苏联的第二个具有约束力的力量是共同的苦难。这个力量的深刻影响远远超过建设共产主义的神话——鉴于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普遍衰退，这种力量现在可能变得更加重要了。
第三个差不多全体俄国人都普遍感受的密切相关的情绪是要求和平的愿望。
赫鲁晓夫的基本的实用主义的观点使人继续抱有能取得某种和平解决的希望。他似乎理解到一场核战争将意味着什么，他的脾气的发作大半受到政策和理智要求的约束。更加重要的是，苏联内部要求和平的深刻的普遍愿望大概会以某种方式变成对这个政权的严重的内部压力，如果俄国人民感到他的政策可能引导他们走向战争的话。
因此我们西方人不能逃避这个责任：向赫鲁晓夫和他统治下的头脑现实的人民表明，威胁和讹诈是没有好处的。不管人们是否能够打动六十七岁的赫鲁晓夫，我们却可以向不久将继承他的新的一代共产党领导人表明，革命的煽动人心的手法并不是同民主国家打交道的最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