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姑娘在日本的遭遇（一）

【日本《现代》杂志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一期文章】题：小李回上海——
一个中国姑娘堕落的足迹（作者日本作家大野芳）
１９８７年４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从上海打来的国际电话。
打电话的人让我感到意外，是中国的一位艺术家（笔者为他化名李学敏）。１９８６年９月，我在上海曾多次采访过这位艺术家。
他以无可奈何的声调说：“我女儿明天乘中国民航班机到成田机场，您能去接她吗？我与我的一位朋友联系过，他因生病而不能去……”
我想起了他那天真烂漫的女儿小李。我去采访时，她总是同她父亲在一起。她２３岁，身高１米６５，皮肤白皙，圆圆的大眼睛十分讨人喜欢。在采访的空余时间，由她作向导，我曾到“东方威尼斯”——苏州作一日游。在运河河畔，她对我说：“我想到日本去。”
她幻想着向短暂的人生挑战。
“我想到日本去”
小李要到日本来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她说，“我在几年前就曾求过日本朋友，但是，没有人同意……”她父亲曾为此而叹息。她还对我说：“到纺织厂当工人也行，干什么都行。”总之，目的是工作。
２月份，我收到小李写来的信，说她已拿到日语学校的入学许可证，要到日本来了。我想，可否以临时宿舍方式让她到一个家庭寄居，帮房东干些家务。我去找一位朋友，心想可能会得到同意，谁知他婉言拒绝了。
在找不到收留小李对象的情况下，日子一天天过去。就在这时候，我接到她父亲打来的电话。我想，找一位适合的资助者，把小李从机场领到他的家中，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公寓也没有指望……
班机大约提前１０分钟飞抵成田机场。小李出现在机场大楼的出口。她双唇涂着淡淡的口红，戴着太阳镜，一副电影演员的装束。“等一下，有一个人要来接我。”
小李说，她父亲委托的旅日中国人——保证人应该来接她。我同她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了一个露出龅牙的瘦男子。我想，这个青年会把她领走，心中安稳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先生，没关系，你可以把她领走，我的房间里都是男人，又脏又乱。”那个青年龇着牙，咯咯地笑着，在我的后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我感到被他愚弄了，强忍着没有发火。他又眼盯盯地看了一次小李，说“我坐电车回去了”，说罢，匆匆离去。
后来，我才知道，不仅小李一人，凡是从中国来的就学生（日本人对先要过日语关的自费学生的称呼，以示与“留学生”的区别——本报注），在来日本之前，住处都没有着落。他们只好挤进建筑工地的工棚和被称为“寮”的简陋宿舍里。他们对富庶国家日本的幻想与他们遇到的现实，差距太大了。
我只好往家里打个电话，告诉妻子，吃过饭之后领小李一起回去。我有３个女儿。她们都有自己的房间。但是，我还是让小李和我的小女儿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是因为，虽然还有空房，可是考虑到让她学习日本人的举止，所以决定让她同女儿住在一块儿为好。
小李的入境签证是“就学生”的签证，不是留学生的签证。两者的不同之处是，最初允许在日本逗留的时间，留学生的签证是一年，就学生的签证是半年。
最近几年，从中国来的以就学为目的的入境者急剧增多。小李是１９８７年上半年来日本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