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青少年犯罪为何增多？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文章】题：青年犯罪率为什么增长？（作者巴卡京）
１９８９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莫斯科近郊的巴拉希哈被两个剧烈的爆炸声惊醒。附近房屋的玻璃被震破。
翌日晨，谣言在市内传开了：这是敌对的盗匪团伙在火并……
实际上，这次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是几个普通的１７—１９岁青年干的。
我们今天忧虑地谈论犯罪率的增长这件事，并且指出：犯罪现象正年轻化，我们把它与家庭不睦、对少年缺乏监护、内心空虚、丧失理想、“腐朽思想的影响”等联系起来……在公众意识中，对犯罪青年早已形成十分明确的特征。但巴拉希哈事件却立刻推翻了过去的旧框框。
他们生长在普通的、完全和睦的家庭里。我相信，他们的父母没有教给自己孩子任何不良的东西。
谁对发生的事件承担罪责呢？他们自己吗？当然。法庭将根据他们的罪行确定应采取的法律措施。他们的父母吗？这也是毫无争议的。
警察吗？当然，警察不应该推脱责任，更何况４位“英雄”之一当时已经上了检察机构未成年酗酒者的名单。
年轻人工作和学习的集体也对他们的犯罪负有责任吗？看来，他们也有责任。
在这里再谈论发生这个事件的偶然性已经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该谈论的事情。在警察局登记的未成年违法者近４００万，无人管理他们。因为最近５年里，参与犯罪、不劳动、不学习的少年的数量已经增长了５０％。而同时，由于安置工作而第一次到企业报到的青年人中，有１／３被企业拒绝接受。
检察机关不能不出面帮助安置他的工作。这种例子很多。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安置劳动方面的困难。年轻人在吃、穿、接受培训、工作、入团及参加其它社会组织方面表现出对社会富有挑衅性的大胆举动。他们在和睦的家庭里、在极其和睦的集体中成为流浪儿。
只不过这种流浪是精神上的。社会联系和道德联系与社会之间发生了脱节，他们认为自己不受社会习俗、法律的约束。
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同犯罪做斗争的计划，谈论青年法，谈论新决定。
但如果谈论时忘记了青年人，一切就可能成为泡影。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一步步地从“流浪的”娱乐走向危险的娱乐，从危险的娱乐走向犯罪。于是我们在进行分析时就会感到发窘：又一个罪犯出现了。年轻人沿着既短又长的道路走向犯罪的时候，我们在哪儿，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为什么不感到窘迫呢？
我重复一句，许多小伙子根本无事可做。于是对一切都不加选择。充满嘈杂声的合作社的商业“表演”，录像、半盗匪集团、打架斗殴……都使他们感兴趣。不是年轻人不进行选择，而是身不由己。
对年轻领导者提出的关于探索共青团组织参与巩固法制的新形式这个问题，可以如此回答：让我们帮助青年人摆脱旧框框，摆脱模仿，放弃对时髦的追求吧。帮助小伙子们控制自己、获得选择的自由吧，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目的和理想吧。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其它人就要这样做。有人已经在做了。犯罪世界中的“权威们”已建议关心青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