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评述：迁移斯大林灵柩对法共和意志的影响

【本刊讯】《纽约邮报》１７日刊载了约瑟夫·巴里的一篇巴黎电讯，题为《微粒》。摘要如下：
历史上可能记载着：在柏林事件后的一个比较平静的时期，把斯大林遗体搬出陵墓的影响和重要性比在新地岛爆炸那个百万吨以上的大炸弹大得多。
在法国这里，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可以表明料将要发生的震动：在巴黎周围的８０个区，有４３条街道名字是纪念斯大林的。在这个红色地带的每一个市镇，共产党小组正在失望地讨论着在下次市议会会议上必然面临到这个问题时怎么办。
有讽刺意味的是，共产党积极分子都在批评他们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上次苏共代表大会上驯顺地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那次大会上完全贬抑了斯大林。这是第一次微粒。第二次微粒就要来到了，它在意大利已经十分明显了。
意共首脑陶里亚蒂承认，斯大林格勒改名“使我迷惑”。中央委员会的阿门多拉更进一步。他说，“我们不应当盲目地拥护一种不再存在的国际团结，而应当承认各党立场的多样性。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多中心。”
自从二十年代以来，共产主义单一性的力量头一次被主义的多种性所破坏了。例如，一个巴黎共产党人刚刚告诉我说，“我同意毛的意见，认为在国际事务上要实行更加革命的政策。同时我也同意赫鲁晓夫关于俄国机构开明化的意见。至于多列士，他实际上是一个保守派。他害怕行动，党已经从战后的一百万党员降到今天的二十五万党员了。”谈苏联人民的反应
在苏联，情况尤其是这样。因为天气突然变冷，陵墓四周的交谈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这种交谈在别处继续进行。
在斯大林遗体从坟墓中搬出的那天以后，《世界报》说俄语的记者塔屠听到了俄国人的某些谈话。一个俄国青年甚至提出他们想到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时候赫鲁晓夫在哪里？如果他知道这些事，为什么他当时不提出抗议？”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但是问题放在那里。
塔屠报道了他得以参加的几次公开集会。他说，在发言者讲了话以后，写在小纸片上的各种问题传送上去了。在一次集会上，人们问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你是怎么逃过了斯大斯清洗的？”
提出的问题是政治性的也是有关个人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对苏联代表大会的批评有什么反应？”（俄国报纸没有报道阿尔巴尼亚人指责赫鲁晓夫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软”的事。）“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对公众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毛支持阿尔巴尼亚谴责）
这些问题也悬在空中没有回答，不过在后一个问题上引用了中国代表在莫斯科代表大会上的不表示肯定态度的话。但是回答——或不回答——是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结束以后引起的动荡的最不重要的方面。
这些问题本身显示俄国的一次革命正在积极进行中
——第二次革命，它可以完全改变冷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