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兹贝格继续发表文章批评美外交政策主张对中国重新采取现实态度

【本刊讯】“纽约时报”１１月３０日以“我们的政策毛病何在——主张对中国重新采取现实态度”为题，发表了该报发行人苏兹贝格写的文章。
文章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外交政策必须建筑在人民的支持的基础之上。可是感情用事的政争往往在舆论成熟之前模糊了理智和国家利益。美国自从威尔逊时代以来一直吃亏在这一点。由于威尔逊拙于面对政治现实，造成了同他所赞同的国际主义方针相反的孤立主义。
自从我们放弃了皮亚斯总统（１８５３—５７年美国第十四任总统）不顾意识形态同各国政府来往的原则以来，外交承认一直是引起很大激动的问题。同苏俄或弗朗哥的西班牙互派大使的问题成为一个政治足球而不是外交智慧的问题。这对中国问题来说甚至更是如此。
美国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是有长期传统的。这种友好感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增强了。它促成了使我们国家的态度受到异常的压力。
我们在毛泽东革命以后所采取的明智态度是等待“尘埃落下来”（意为等待局势澄清——编者注）以后再制订政策。可是先是党争继而是朝鲜战争使这段必要的平静时期不可能实现。只是在现在尘埃才有点落下来。约翰逊大使在日内瓦静悄悄地在进行谈判。尽管口头上没有承认，我们“约束住了”蒋介石同时却说事实恰恰相反。
可是越来越明显，蒋介石绝不可能再回到大陆了。即使发生不像会发生的反对北平的重大叛乱，他也很难被认为是局势改观的“新的”标志。中国人尊重成功。而蒋却悲惨地失败了。按照波兰的说法，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哥穆尔卡”而不是一个“安德斯将军”（编者按：安德斯是二次大战时波兰资产阶级流亡政府的人物。）
毛泽东政府在开始的时候成绩不错，这个政府建立了空前未有的国内和平时期。朝鲜战争对国民经济并没有发生重大影响。这个政权可以回顾一下秩序的恢复、工业化的开始和一个丰收年景。
莫斯科很小心地不强迫中国人接受它的思想。北平虽然保持密切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理论方面有自己的解释。１９５６年农业情况很坏。人民开始认识到经济是建立在一个多么脆弱的基础上。没有粮食就不可能保持机器和商品的分配。工业化放慢了，但是在人口每年增加一千八百万的压力下需要生产更多的消费品。
我们支持蒋介石是全中国名义上的主权所有人，台湾的合法统治者。但是尽管大陆有不幸的事，几乎可以肯定他是注定回不去的。和大陆没有任何联系的大多数台湾人对他的统治感到不满。
北平坚持说它能够谈判出一个私下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它已经彻底渗入了这个岛屿。许多有着意想不到联系办法的间谍都被破获。在高级人士中进行了颠复性的接洽。在蒋介石死后他的继承人难道不可能设法求得和解吗？
我们必须使福摩萨不要落入共产党的控制，并且使它处于我们的太平洋防御圈之内。有理由怀疑北平会接受任何终于会达成的会导致外交承认和允许进入联合国的解决办法，甚至答应福摩萨独立——作为福摩萨，而不是另一个“中国”。
我我已经把承认作为谈判的对象，并且我们处在能够给予承认的地位，为了得到一种满意的报偿，而又不致于因为给予经济援助而使中国的处境好过一些。这种报偿应当是当前外交谨慎以求的目标。在使中国人处于隔绝状态的时候，很少有希望帮助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哥穆尔卡。并且俄国人对于我们目前的闭关政策，一定感到很高兴，因为这种政策使他们可以代表毛泽东说话。
现在是我们考虑对付世界现实的更加灵活的办法的时候了。但这也不能过于匆忙。任何鲁莽的行为会使我们亚洲的朋友感到震惊。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恢复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实态度：再一次尝试让尘埃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落下来。但我们也必须把我们自己眼中的尘埃去掉，这样，我们才能观察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