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斯对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发表谈话

【美新处华盛顿３日电】国务卿杜勒斯今天说，即将在巴黎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是出之于自由国家“惊人的主动权”而不是由于苏联的技术挑战。可是杜勒斯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一篇对记者谈话中又说，美国参加１２月中旬的会议时是对苏联的技术和军事威胁有着充分警惕的。
下面是这次谈话的纪录摘要：不同意北大西洋集团最高级会议是在苏联各方面取得成就的压力下召开的说法
英国记者塞佩耳：据说，将有各国首脑参加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毋宁说是由于苏联的成功，在夺取军事、技术甚至政治方面主动权的成功而迫使大西洋联盟召开的。你同意这个意见吗？
杜勒斯：不，我不同意。至少这是个片面的，十分不充分的说法。一个能控制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生命、活动、资源的专制政体，特别当它像苏联共产党领导那样是一个神秘的、唯物论的社会时，是能够取得某种主动权的，情况一向是这样的。但是取得那种主动权决不是取得了全部的主动权。还有一种惊人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在自由之中：在人民要管理它们自己的事务，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自由选择他们所做的事情，自由思想的希望中，而这种主动权是属于自由国家的。而且我相信，这种主动权终于会占统治地位的。强调英美“互相依赖”极其重要又承认西方内部有使世界发生许多麻烦的分歧
塞佩耳：自从麦克米伦先生来这里以来，就一直有着许多关于互相依赖的谈论。你认为应当在巴黎采取步骤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就这样一些政治问题，象塞浦路斯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或者又是最近供给突尼斯武器的问题加强磋商吗？
杜勒斯：我也许不得不稍为分开来回答问题。现在，这里认识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联合王国首相麦克米伦发表的共同目的的宣言中的互相依赖这个概念，而这是极其重要的。这确实不是新东西。但是西方国家团结得越来越紧密，而且应该这样做，因为西方内部有分歧，而这些分歧是今天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麻烦的原因。那是一个正在演变的过程，在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上，这种过程会进一步往前发展。在塞浦路斯前途问题上，一直在同希腊人、土耳其人和联合王国进行外交协商。联合王国、法国、美国和突尼斯曾经就向突尼斯运送军火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也曾经讨论过。有些时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会议桌上能够较好地讨论这些问题——有些时候也许不是这样。我以为，举行比到目前为止更多的讨论是有用处的，这一点是事实。也许这些问题中有一些问题在所有十五国的会议上可以更好地讨论，但是不必都这样做。协商的习惯是一个好习惯——应该进行协商、但是在何时、何地和怎样进行协商却是一个我以为应该具有一些灵活性的问题。不赞成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安全体系”
塞佩耳：当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只不过是今天世界上的所谓安全体系中的一个。譬如，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另一个安全体系。你是否认为，目前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国家的世界性的安全体系——这个安全体系可以代替这一些成员国往往不同的区域性条约？
杜勒斯：我怀疑在最近的将来可以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在理论上来讲，你可以把这许多安全体系集合在一起。但是这样做的坏处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简直是建立了一个同联合国相对立的组织。联合国是极其重要的，并且可以做很多好事，所以凡是看来像是同联合国相对立的，并且将有损联合国的影响和权力的任何东西都是，我认为不幸的因此，我认为，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大概仍会继续搞这些地区性集团。也许可以，并且应当加强彼此间的连系，也许一个集团的观察员可以参加另一个集团。事实上，像你指出的，它们经常具有共同利益，如果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的话，它大概会扩大到每一个地方。因此，它们的确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因此必须找出某种办法来使得它们彼此联系起来。
当然，有些国家有交叉的成员关系。联合王国或美国，是下面所有这些组织的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美洲国家组织、英联邦，因此已经通过成员关系，特别是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成员关系，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连系。诬蔑苏联不遵守国际事务上达成的协议
塞佩耳：有许多人一直在华盛顿和伦敦不止一次地重复说，现在直接同俄国举行会议没有任何好处。你是否认为，这种态度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或许特别是给印度等不参加任何集团的国家以这种印象，认为西方的政策太偏于防御方面了？有些人曾经建议，如果采取主动，建议同俄国人谈判某个具体的小问题，譬如关于供给中东武器的问题，那是有的放矢，你对这种建议的看法如何？
杜勒斯：我认为，在同俄国人举行会议方面，我大概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专家了。因为，在联合国举行的会议不算，从１９４５年开始，直到去年为止，我亲自参加了不少于十二次这样的会议。现在我不得不说，这些会议的结果是非常微少的，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不能相信苏联人会实行他们的诺言。
在所有这些会议中被宣传得最害厉的最高级会议，那次会议有什么结果没有？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意通过自由选举来重新统一德国。这可能是那次会议所产生的唯一的具体结果。这个结果几乎就在提出这种保证以后的几个星期之内被撕得粉碎。如果举行会议而又不能指望实行协议——除非你能强制实行这种协议——我认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这里国务院讨论关于进行若干文化交流的协定。这些协定是订立在一种一个人换一个人的基础上的，这样，如果他们不实行他们的诺言的话，那么我们方面也不实行——这是一种现款交易。那种事情是对头的。
我们在朝鲜达成一项协定——停战协定。我们的确争取到取消对奥地利的占领，但是这些并不是在会议桌上达成的。
我根本并不排斥会议。但是我是说，当你不能依靠他人的诺言的时候，你从会议中所能得到的价值是非常有限的。苏联在自食其言方面的全部纪录是非常可悲的纪录。因此我们必须是非常小心，而你能够有益地达成协议的方面是十分有限的。当然，我们正在试着去达成一项裁军协定，热切地希望达成它，但是，只有我们能有观察、监督等等而且可以肯定俄国人将执行协定中他们所承担的那部分，这种协定或将是可接受的而这正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接受的方面。
塞佩耳：国务卿先生，关于俄国人的这个问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当然，美国是有反殖民主义政策的纪录的，并且在英国和法国人们有时感到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这些年内许多人都感到——现在俄国牌的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更大的和更直接的威胁。在这两方面你是怎么想的呢？
杜勒斯：我认为，苏联的殖民主义或者是帝国主义，随便你爱怎么叫都行，比仍然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种类通常的殖民主义要坏不知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