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对华政策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８月１０日登载该报香港分社社长波多野８日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美中关系面临转折点；中共和国府都猛烈反对，悬在空中的“两个中国政策”》，摘要如下：
最近在国府副总统陈诚访美时由美国、国府举行会谈这件事本身，说明美国战后的对华——包括中共和国府在内——政策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很明显，尤其对国府来说，举行会谈这件事意味着它面临的危机比起１９５８年蒋介石、杜勒斯会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国府目前被迫要处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具有的矛盾产生的后果——这是此间认为的这次会谈所具有的意义之一。美国四改对华政策第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远东政策，不妨说是以对华政策为轴心展开的。而它的对华政策已经更改了四次。但是，看来，第四次的政策也已经在双方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碰了壁。最后，尽管在上一周刚刚举行过“友好的”会谈，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却于４日在关于援外计划的讨论中发表了对国府极其冷淡的言论。
另一方面，台北《大华晚报》也在３日露骨地表明了对美国的不信任，它说：“我们现在不能一切都依靠美国。”
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一阶段，是从第二次大战结束到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骚动发生前这个时期。
杜鲁门政府在南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派第七舰队去到了台湾海峡。所谓台湾中立化政策是这个第二阶段的对华政策的特点。不过，即使在这个阶段，美国政府对国府的态度基本上还没有改变。
但是，在朝鲜骚动中受到的震惊促使美国更改了它的远东战略。于是，所谓封锁中共政策登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政变变成了和国府积极联合的政策。
第四阶段是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举行的杜勒斯、蒋介石会谈那时直到目前的期间。或许可以说，美国的“两个中国”路线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开始公开登场了。
统观美国战后的这样的对华政策以后可以说的一点是，国府在美国的政策中所占的地位，总是跟着华盛顿——北京之间为了维持平衡而采取的行动而发生变化。
譬如，据说杜勒斯在１９５８年的杜勒斯、蒋介石会谈中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国府，以打开华沙美中会谈的僵局，实现事实上的停战。这一次肯尼迪、陈诚会谈，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性质。美国的目标已经很明显，这就是迟早实现“两个中国”（包括台湾独立）。而从这次会谈中也可以看到，国府对此正拼着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抵抗。中共对国府的工作
另一方面，中共在７月１４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重申它绝难接受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政策，然而中共最担心的却好像是这一点：国府是否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妥协。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为保卫“一个中国”而发出的、具有国共合作性质的号召。
即使在香港的不欢喜国共合作的中国人中，也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确地反对台湾独立。恐怕可以说，这种民族意识促使着国府不顾美国方面的压力而强硬地抵抗“两个中国”。
总而言之，中共最近采取这样的对国府和对美国的态度，至少说明它当前的方针是，“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
美国的把重点过分搁在中共上而引起国府不满的对华政策，在实际上对于中共似乎也是难以“通用”的。
（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