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副国务卿鲍尔斯发表演说

【美新处华盛顿１５日电】副国务卿鲍尔斯星期二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午宴会上发表演说，摘要如下：
我在到非洲、中东和南亚去作了二十二天旅行以后在星期六回国了。
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使得国务院、我们对外援助机构、美国新闻署和国防部的代表能够同我们美国的大使和他们的主要助手讨论范围非常广泛的政策和行政问题。
但是我的旅行还有第二个目的。它提供了机会来深入地访问几个在冷战斗争中没有结盟的国家的有影响的领袖们，其中有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
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其中当然包括柏林的危机。
叫嚷坚持在西柏林的“权利”
就我们对西柏林人民承担的义务而论，我们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还没有遭到过比我们今天遭到的更直接和更危险的挑战。
对这个挑战只可能有一个答复：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条约权利，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义务。
肯尼迪总统在他最近的演说中，确定了我们的答复的条件：我们将履行我们对西柏林人民的诺言。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以武力对付武力。但是我们绝不关上举行体面的谈判以实现中欧或任何其他地方的和平的大门。
我发现，当我们谈到美国留在柏林的合法权利时，没有什么亚洲人和非洲人被这种谈话所打动。但是当我们强调我们作为西柏林人自行作出决定的权利的捍卫者的作用时，人们面色活跃起来并且频频点头。
对于那些认为西柏林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城市的一部分因而低估那里的局势的人们，我要指出，在联合国中，有２１个会员国的人口还没有西柏林多，而有５８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毛值少于西柏林。
鼓吹发展同亚非拉美的联系
柏林危机的第二个方面是非常清楚的：在今后的几星期和几个月内，我们决不可让德国问题转移我们对更广泛的斗争的注意力，这种斗争就是建立一个使选择自由成为日益可能的世界。
几年以前，流行的说法是用所谓“欧洲第一”和“亚洲第一”来谈我们的外交事务。另一种也在某种程度上风行一时的想法是认为，我们的外交政策要末是“现实的”，要末是“讲道义的”，两者不能同时兼备。
我担心我们可能回到这种徒劳无益的争论的老路上去。今天如果认为美国人必须在欧洲和其他某一洲之间进行选择，或者必须在要末“现实”要末“道义”的政策之间进行选择，都完全是胡闹。
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经济上互相依靠的程度是很大的，而且是与日俱增的。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维护我们在欧洲的义务。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发展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同样重要的联系。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外交事务中的道义和现实远不是对立的选择，而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
让我们认识到，就在现在，大多数亚洲人、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对于我们一贯遵循我们的革命传统、支持各国人民的自决和平等的能力深表怀疑。
在整个非共产党世界，历史的潮流正在汹涌奔流：力争自治、力争经济正义、或种族平等。
这些是我们必须支持的原则，因为在道义上，它们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实际上，它们是目前正在形成我们时代的制度的决定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