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节者的末路

【新加坡《联合晚报》１０月４日文章】题：叛谍末路（作者任庆华）
１９８６年１月的一个黄昏，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并肩漫步在雅典市郊的街头。
比较高的那个人，身材壮硕、红发宽脸、头顶半秃、讲一口流利但外国腔很重的英语。他名叫维克多·甘达列夫，是苏联国家安全局（克格勃）的上校，他说他想投奔到西方世界。
和他同行的那个满头白发人是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雅典办事处的主任大卫·佛登。佛登不仅是中情局秘密干员中的老手而且是苏联情报的专家，在外放雅典前一直是中情局苏联东欧部门的主管。
每一个中情局的人都梦想有高阶层的苏联官员“过来”，而甘达列夫不仅是位上校还是克格勃雅典办事处反情报及安全部门的主管。经过几次接触，佛登告诉他，中情局会把他弄出希腊，成功之后他就可以在美国过他的新生活，并向他保证，其他的事中情局会处理。
但是，３年过去了，甘达列夫仍未获得合法的身份，以致他和家人无法在美国社会光明正大的求职、就业，过正当的生活。
因此他对中情局的态度非常不满，并且认真地想到再度变节，重回苏联的怀抱。
今年４月他写了一封信给中情局长韦勃斯特，结果却有如石沉大海。他在信中说：“我得到的只是承诺、拖延，这些都是我之所以从苏联叛逃出来的相同问题。”
甘达列夫怨愤难平地向美国一位专栏作家透露，中情局还搜查他的财物，窃听他的电话，答应给他金钱赔偿少了１万美元。
他甚至还打电话给苏联大使馆，希望和苏联官员见面，以打听他如果回苏联的话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
维塔利·尤琴科原是克格勃负责北美地区间谍业务的官员，于１９８５年８月向美国投诚。但三个月后，他从乔治城的一家餐厅中摆脱了中情局监护他的人，两天后又极戏剧化地出现在苏联大使馆，召开一场轰动一时的记者会，说他遭到美国情报人员的绑架，然后搭机返回莫斯科。
从尤琴科和甘达列夫这两件事看来，中情局处理投诚人员的方式确有问题。
尽管投诚者是很有价值的人，但是２０年来中情局里负责处理这类业务的人对投诚者却常常怀有矛盾的心态，不能决定他们是真的投诚，还是苏联的反间计。在尤琴科之前，有一个叫尤里·诺先科的人于１９６４年向美国投诚，但其后３年多的时间，诺先科一直处于被严密拘禁的状态，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小牢房里。
中情局的人反复审问他，想证实他是假变节。
中情局对投诚者个人生活未来的关切远不如对他们可能带来的情报那样重视。好几个先后投奔美国的人都抱怨说，一旦他们失去利用价值之后，就被弃若敝屣了。中情局里有许多人都认为投诚者是背叛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这种人是不能再信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