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国在农业方面取得一些显著成就

【本刊讯】巴黎《战斗报》６月１６日刊载贝纳尔·加泽写的文章：《中国经济政策的特点》。摘要如下：
从远处看，属于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似乎都在遵循同一法则发展，特别是它们的经济增长似乎是服从于苏联２０年来的“法律”规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几乎全部工业国有化，严格计划化，农业集体化。中国也具有这些决定了共产党经济典型的基本性质。但是，要是专心阅读研究“人民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用经济》杂志，人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和中国的经验中的不同之处是远不能无视的。我们在这里提出几点，即关于：工业化的努力和农业政策。工业化的努力：小高炉
中国和苏联一样，强调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１９５２—１９５８年期间，这方面占生产投资的８５％。但是，正如赫鲁晓夫新近所作的那样，还远不能宣布，结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候来到了。不过，中国的工业化政策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苏联当时不得不求助于美国、德国或法国技术人员的昂贵的帮助，而中国则是得到了苏联的技术援助，苏联答应为它建造一系列中国重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大型企业。但是，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显然是从１９５８年起，宣布“自下而上”地工业化，也即靠农村普遍建立的小型企业（“小高炉”）。这一来，在迄今一直以具有现代化专门技术的大型企业为轴心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模型中，发生了有趣的革新。农业和园艺
别具风格的“中国道路”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农业政策，这方面取得一些显著成就，不同于印度和非洲的停滞，也不同于苏联的农业忧患，杜蒙强调了这种成就的因素：劳动的巨大投资，由于愈来愈充分地控制了水源而使农业界“人工化”，收获两次，深耕、密植，也即是“园艺的胜利”。这样，中国农业比在工业方面还更能成为不发达国家的表率，教给它们“内部的努力是根本，外国援助可以补充它，但永远也不能代替它”。
（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