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此的“公开性”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９月８日文章】题：美国的公开性如何？
有一次，美国新泽西州诺海尔顿市的学生托德·帕特森决定编一部自己的《世界百科全书》，以便扩充自己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为此，开始了积极的书信往来，向一些驻华盛顿的外国大使馆，包括苏联大使馆发出了一些信。
起初一切还顺利，从世界各地寄来了书信。但是，这个男孩很快就发现，不仅是他关心其他各国的生活情况。他的许多信被拆开了，有时信封里完全是空的。帕特森确信，至少有５０封邮件被毁。而且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人最感兴趣的是苏联的生活情况。
很快，那些不明来历的人露面了——联邦调查局的人找到了帕特森家里来。他们要弄清楚，这一家是谁‘“与苏联通信”。结果查明，信是寄给１３岁的托德的，这使联邦调查局的人很不安。他们继续定期传讯他的父母，“弄清必要的材料”。结果，《世界百科全书》没有完成，它的编者被秘密传讯。
现在，托德·帕特森已１８岁了，他关心的已远非童年时感兴趣的问题了。他打算上大学，而使他不安的是，美国情报部门收集的材料会不会是他前途上的障碍？
还有一个新的事例。
大概许多人还记得，由于苏联两艘破冰船参加解救去年被围困在阿拉斯加岸边的鲸鱼，在美国引起了对苏联的同情浪潮。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也对苏联人表示感谢。在那些日子里，美国许多广播和电视台呼吁美国人向苏联大使馆写感谢信。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的成千上万的响应这一呼吁的公民中有亚利桑那州的７３岁的妇女——伯纳德。当这位４个孩子的母亲和１１个孙子的祖母发现，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出现在她面前，利用“启发性的问题”要她说明，她为什么写信和为什么订苏联《生活》杂志（这是苏联大使馆根据苏联教育科学院的材料在华盛顿出版的刊物）时，她感到十分惊讶。
这位妇女对《亚利桑那共和报》记者说：“我一向喜欢写信。当然我在信中写了自己的回信地址。难道这些家伙们认为，间谍能在自己的信中写明回信地址吗？”
但是，这些解释显然没有使“政治迫害者”们信服，他们向这个老太婆说，她的这两项“马克思主义行为”——订杂志和写信引起了当局的关注，而且是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理由。
《亚利桑那共和报》的记者不无幽默地叙述了这个完全不是笑话的故事，并到联邦调查局分局去弄清楚，给外国大使馆写信是否要受到检查，在图书馆能否借阅《战争与和平》，是否能穿红色的衣服，这是否会使联邦调查局有理由对美国公民进行监视。但是联邦调查局用几句话否认了这一点，只是重复说：“联邦调查局绝没这样说过。”
但是联邦调查局地方分局的“品克顿”（指粗心的侦探——译者）所否认的话却被联邦调查局局长塞申斯公开承认了。塞申斯承认，联邦调查局一向极其热心地调查这些人，以便弄清他们是否向外国人泄秘，以及防止他们变成其他国家的特务。他把“拜访”“卷入接触”的那些人，说成是最经常使用的方法。据他说，最近发生了２８起联邦调查局特务拜访给苏联写信的人。
有许多曾同苏联记者建立友好接触的美国人在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这种拜访和“调查”之后，尽量同我们疏远了。不久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就发生了这种情况。这个青年记者通过一个认识的人向塔斯社驻纽约分社了解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这之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几次有苏联记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
他不断被传讯。这个气愤的“自由国家的公民”给《纽约时报》写了一篇题为《悍然破坏公民权利》的文章。起初《纽约时报》答应很快发表这篇文章，后来就拖延下来，说须要“商量”。《纽约时报》“自由的新闻工作者”要同谁“商量”和“商量”什么呢？这只能去猜测了。但无论如何我们熟习的这家报纸至今没有刊登这篇文章。这就是美国式的“公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