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台湾的“敏感问题”

【台湾《联合报》７月９日文章】题：敏感问题（作者彭犁）
许多年前，中共批孔扬秦正热闹的时候，我们就不准批评孔子，否则，有关机关将认为是隔海唱和。有一个时候，中共一个什么人在联合国作了次演讲，说他们正在进行现代化，我们就不能谈现代化，否则也是隔海唱和。中共用简体字，我们就不能用；中共做什么，我们就不能做。不小心做了，就被视为分歧分子。当时我们想，这算是什么政策？中共也用筷子、写方块字，怎么办？然而，权力在某些人手里，我们不但毫无反抗的能力，连说明的机会也没有。其实，无论尊孔、反孔、倡导现代化、反对现代化，都不是中共开始的，早在民国初年就尝试过了，怎么倒过来说我们跟他唱和？这样不明事理的说法，的确令学术界感到无奈。现在，中共又要开孔子学说研讨会了，总算没有人再说我们不能研究孔子之类的话。不过，别的方面，还是有类似的情形存在。
就在不久前，关于戒严、组党、报禁，都还是所谓敏感问题，最好不要谈，谈了就犯禁忌。谁禁忌，为什么禁忌？社会大众一点都搞不清楚。后来被党外吵开了，就没有禁忌。政策本来就应该因时制宜，即使原来的政策十分合理，过了相当时日，还是得检讨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不能以禁忌或国策为理由，就拒绝讨论。国策的目标是维护国人利益，如果他们自己都不喜欢，或不愿遵守，那还有什么意义？
以“通邮”为例，政府的政策也许有它本身的理由，如慎防中共统战、颠覆之类，为了社会安全，只好拒绝和中共沟通或往来。可是，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他们只是希望和阔别几十年的亲友通通信，或找个地方谈谈，不可能为中共所统战。况且，我们既然喊出统一中国的口号，不通邮、不接触、又不用兵，凭什么去统一？看起来，双方似乎都言之成理。我们为什么不把民间、官方、海外的力量组织起来，在一个通盘研究下，了解其利害得失，并制订一套可行的策略，以打破目前的僵局？
现在的政府，已经无法用口号来拒绝国人的要求，即使做不到，也得透过合法的管道，说明为什么不能做得令人满意，而不必徒事拒绝。事实上，除了一些特殊的原因，如国防、外交事务，必须暂时保密外，实在想不出什么道理要禁止国民了解内情。毕竟我们早已脱离了那“不可使知之”的意识形态。政府的决策者，大可不必老是恐惧以往的失败经验，而应该建立自信。要知道这个新兴工业社会的人，的确是跟以前的不同了，他们具有极高的自主能力。
政府官吏既是为国人办事，就没有理由主观地坚持己见，尤其没有理由对人民保密，甚至列为禁忌。我们盼望今后再没有什么敏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