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权威赞扬中国改革

【南斯拉夫《政治报》７月４日评论】题：戈尔巴乔夫愈来愈接近邓（作者兰契奇）
苏联科学院院士奥列格·波戈莫洛夫，这几天在贝尔格莱德同南斯拉夫记者谈到苏共中央６月全会决议时，两次赞扬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他说，中国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已取得很好的成果，这对苏联可能也是有益的，因为苏联同样希望把生产者“从行政和党的机构的干预下”解放出来。这位苏联经济权威说，中国另一个有益的经验是经济特区，它可以使经济更加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技术转让，合资经营，使国家更快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苏联人也有类似的愿望。直到去年，苏联对中国的试验一直有很大的保留。转折点始于去年７月底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之行。当时苏联领导人表示尊重中国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
虽然中苏两国在发达程度上有差异，但过去也少不了要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进行对比。对邓来说，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及现代化是“第二次革命”，而戈尔巴乔夫则在改革和革命之间划上了等号。这两位领导人的观点以很不寻常的方式相互接近了。从本国的情况和条件出发，两人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虽然他们的主要敌人是长期的教条主义传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他们感到应该强调，追求美好生活并不是修正社会主义和转向资本主义。
中国人和苏联人都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自己改革的出发点。邓在改变强制集体化造成的状况时拆散了人民公社。戈尔巴乔夫则在改变斯大林集体农庄的性质。
中国的经济改革还给社会主义社会带来了一个重要新闻：改变所有制结构，建立各种混合经济。中国人对万能的国家所有制是理想的所有制形式提出了怀疑。苏联的理论家越来越经常地谈到，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
按照国营企业法的条文来判断，苏联工业改革和中国“城市改革”试验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苏联的中央计划由“自上而下”的计划来补充，而中国人则在谈论宏观计划和微观计划的必要性。双方都主张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把经营情况和收入联系起来，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作用，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制，消除平均主义，可能关闭不赢利企业，削弱国家行政机关在经济中的作用等。
邓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不使党的领导作用发生问题，虽然都倾向于党政分开。然而，相似之处最突出地表现在战略决策方面。邓和戈尔巴乔夫都坚决重申改革是不可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