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有共同点吗？

【美国《行列》周刊６月２１日一期文章】原编者按：几周前，应苏联的邀请和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行列》周刊主编沃尔特·安德森和苏联《星火》周刊主编维塔利·科罗季奇各自访问了对方的国家。经事先商定，双方各写一篇访问记，以下两篇文章在《行列》周刊和《星火》周刊上并列发表。我们能实现和平吗？我们的差异如何？沃尔特·安德森
站在伏尔加格勒的斯大林格勒大战纪念碑下，一个问题浮现在脑际：他们能经受和平吗？
虽然苏联自德国的入侵结束以来已为千百万人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但是今天许多建筑物仍然显得破败，食品不足，消费品质量成问题。此外，黑市猖獗，寿命缩短，酗酒和旷工严重。我访苏之日，正是苏联处于关键之时，即那个国家正试图实行一种叫做“公开性”的新政策。何谓“公开性”？我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想了解这个问题。
在两周内，我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伏尔加格勒、基辅和第比利斯。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社会的矛盾现象突出。虽然宗教信仰是受压制的，但是象扎高尔斯克的特罗伊茨卡亚大教堂中的安德烈·鲁布廖夫那样的圣像却受人崇敬。虽然我国最优秀的一些作家——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作品——在学校和图书馆里到处可见，但关于美国的直接报道却很少。虽然离婚和堕胎率可能比美国还高，但是家庭联系和相亲相爱的程度令人羡慕。但最大的矛盾现象是战争。
我惊奇地发现，苏联人，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都怕受到美国的核攻击。一位列车员对我说：“你们的领导人想发动战争。”如果告诉他美国人对他们的领导人也有这种看法的话，他也一定会惊讶不已。
“公开性”不光是指宣传，这是戈尔巴乔夫作出的一大努力，意在使人民参政，在整个制度中发挥更大作用。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共产党员说：“以前我默不作声，现在我第一次感到在参政。”
我们所看到的公开性，是报纸上披露了各种消息：切尔诺贝利事件、一艘核潜艇沉没、国内存在着卖淫等。还有萨哈罗夫等政治犯释放了，以前禁止的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解禁了。一个作家对我说：“我认为，有了公开就有前途。”
“公开性”遇到的反对来自官僚和习惯势力。莫斯科的一位作家解释说：“有些作家和画家反对公开性是因为他们毕生都支持一种观点。他们的地位很稳固，无人挑战。现在他们遇到了各种思想的竞争，他们怕失去控制，失去轻易地决定人民应当看什么和听什么的能力。至于官僚，他们过去轻松地作出决定，告诉人民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他们只怪下面，从不承担责任。现在他们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必须听取意见。这就是说，他们不能做官当老爷了。有人已经丢官了，我想还会有更多的人丢官。”
伏尔加格勒的一名少年对我说：“少数人不喜欢改革，因为他们象我的父母那样，习惯于老一套，习惯于别人为他们作决定。由别人负责比较容易，因为你不用动脑筋。”
在基辅，乌克兰的文化部副部长说：“我们现在有摇滚乐，霹雳舞，电影和戏剧也多了。公开性在发展。”
我发现，苏联人对美国的东西有浓厚的兴趣，可以说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我记得，在列宁格勒举行的韦思家族画展上，两名聋哑少女用手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一名导演用“我爱纽约”牌打火机悠然自得地点烟。莫斯科的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听电台播放的乔治·格什温的歌剧《波吉和贝丝》中的《贝丝，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的曲子。当格鲁吉亚的学生和教师、基辅的一个演员家庭和一名诗人、几乎每个城市的共产党官员展示美国人送给他们的美国礼品时，脸上和声音中都显出得意的神气。他们称赞美国产品的质量，不断提出有关美国的问题。
显然，除了战争威胁以外，苏联和美国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我们彼此有许多东西可以学习。我们能够经受和平吗？苏联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尤里·巴班斯基对我说：“如果我们一起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试想会取得多大进步？”我们能实现和平吗？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维塔利·科罗李奇
我在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参观粮仓的时候，当地的农场主向我解释说粮仓的顶部犹如了望塔，极目远眺，是一望无垠的田野。我表示愿意登高一望。
一个小小的升降舱沿着筒仓徐徐降下，我与两名美国人一起进入舱内。小舱沿着铁壁似的筒仓缓缓上升，升至１００英尺时，晃动几下，戛然而止。正当我们卡在半空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同伴跨出小舱，爬上顶部进行修理，很快小舱又继续上升，直达筒仓顶部。
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为了别人挺身而出。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就是我国的具有这种精神的一位领导人。他有胆略，敢冒风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幸福。
在我周游美国时，我老是想我们的共同联系，共同责任是什么。也许最大的“超级力量”就是在地球上共同生存，共同工作的力量。我知道这样做并不容易。我记得在亚特兰大机场，当一名妇女听说我来自苏联时，吓得赶紧逃跑，我不知她怕我什么，我只知道她怕。我以前也见过这种情况。敌对的宣传和象《阿美利加》这样的影片造成和加强了这样的恐惧感。今天，我们谈到了“公开性”。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曾几何时，我们的书架上缺少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书籍，禁令使我们的戏剧和书籍出现了空白。公开性不是出于需要，而是理应如此。
我此行中所遇到的美国人使我深感他们是真诚的，非常理解保持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的重要性。我认为这种理解最近几年增加了。我在阿巴拉契亚博物馆附近参加了农民的节日活动。与我在一起的还有《根》的作者亚历克斯·黑利。我们在一起聊天、唱歌、跳舞，感觉到了人类生存的共同背景。对他来说这就是他所描述的战胜奴隶制的胜利和走向自由的艰难历程；对我来说这就是战胜了有人想加诸我国人民的仇恨。我们从农民的握手和微笑中感受到了欢乐。我想起了在芝加哥、新奥尔良、华盛顿和纽约的聚会。我们远不是对每一件事情都看法一致，但是，我们都开诚相见。这就是我们的公开性的实质。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知道美国有人对改善同我们的关系不感兴趣，我国也有这样的人，那些主张对抗的人在个人野心和权欲的驱使下，知道如何利用报纸和电视台。但是谋求合作的人们正在努力。如果我们持之以恒，我们将更强大。
改善两国关系对谁有利呢？对我、我的妻子和孩子有利，对新奥尔良的码头工人、伊利诺伊州和田纳西州的农民有利，对苏联格鲁吉亚的葡萄酒厂工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