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学者谈台湾社会观察（上）

【台湾《民众日报》５月２９日文章】题：冷静观察，热情参与——访胡台丽谈台湾社会观察（作者吴锦发）
胡台丽，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江西人，她出生于台湾，纽约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现任职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是国内年轻一代著名的人类学家，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家。近些年她对于台湾的老兵、原住民、大家乐等等社会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常为文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广受瞩目。她的近作《性与死》，是前几年只身深入新几内亚丛林，采访原始土著民族的成果。
五月四日我专程北上访问了她，以下是当天访谈的大要：
吴锦发：（以下简称吴）近些年，我常看你发表的文章，发现你一会儿发表有关老兵的研究，一会儿又发表一些农村研究方面的文章，一会儿又是台湾的原住民、新几内亚的土著民族研究，你到底是专门研究那一方面的学问啊？
胡台丽：（以下简称胡）我是念人类学的，对于人类的行为我都有兴趣研究，特别是有关台湾社会发生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我更有兴趣。
吴：同样是有关农村问题的研究，前些年，我看到你有一篇有关台湾农村宗教信仰的研究，提到农村土地公、土地婆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一篇文章探讨的问题，很有文学的意味。
胡：我特别喜欢研究农村一些非正式的发展现象，那些东西正好是平常官方资料看不出来的东西。譬如我特别注意台湾农村小型工业的发展，它怎么样和台湾农村结合起来？怎么样发展？它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下发展起来的？
吴：包括它对台湾农村家庭结构的影响？
胡：对，对影响农村家庭的因素，我也不会只看一种力量，我还会探讨力量与力量之间往往返返的关联性。
譬如说：台湾的农村家庭一直在不断的变迁之中，在变迁的过程中，有一些观念（比如父亲的权威）有日渐势微的倾向，但是当这些观念在势微的过程中，另一些观念却又不断在加强，（比如：农村家庭希望有一种凝聚，加强整合的力量）父亲希望孩子能留在身边，但事实情况却又逼得孩子不断地往外游离，这些力量要怎么调合呢？
台湾农村的小型工业，就是因为有这种父母一直想把子女拉回来，而子女也还不能完全脱离对大家庭依赖的那种心理之下，才能如此蓬勃发展。
再举一个例子，谈到台湾农村的婚姻问题，我就会特别注意婚姻之外，所谓“非正常”的那些婚前怀孕的现象，这些现象常被人忽视，但是经过研究，我发现那些现象反而更普遍。现在台湾农村的男女青年婚前性行为的频率高得出奇，这些反而在正式调查研究资料中为人忽视了。
吴：这个问题我很有兴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台湾农村的青年男女婚前性行为频率那么高？
胡：以前在各种文章中，常有人提到“台湾社会是一种中国式社会”，他们所谓“中国式社会”就是用传统的那种礼教很强的保守社会类型来代表它。但是我研究发现，今日的台湾社会早已大大不同于那种所谓“中国式社会”，他根本早就离开那种形式的社会很远了。
吴：那也好比今天还有很多人一提到“台湾人”这个概念，还把“台湾人”定型在四五十年前那种台湾人形象，其实今天的“台湾人”早已大大不同于四五十年前的“台湾人”了，譬如今天台北西门町那些喜欢穿着奇装异服的年轻人，他们不也一样是“台湾人”吗？
胡：对，所以后来我发觉，所有那些被官方正统概念所忽略、所排斥有时甚至被扭曲的现象，常常反而是台湾社会最普遍的现象。
表面上看起来，我一下子在研究原住民，一下子又研究农村，其实最近几年我一系列的研究，就是非常关注于台湾社会几种变迁的现象，我的目标就是：我想弄懂在正式的研究工作之外，台湾社会底层真正的文化结构是什么？它之所以塑造台湾社会变成目前的风范，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台湾社会和传统中国式社会已经分道扬镳的地方在哪里？譬如前些年我研究大家乐……
吴：这个问题我有兴趣，最近是流行六合彩，对这些现象你有什么看法？
胡：六合彩和大家乐性质都一样，我是比较专注研究大家乐在宗教层面的意义，我觉得它所反映出来的宗教层面和我们现实社会互相反映、关照的关系很深。
吴：你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
胡：我看报纸杂志上的言论，都从“道德”的层面谴责它；为了了解它，我亲自跑到乡下去和那些赌迷一起跑一跑，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台湾社会近一二十年来，可能真的是转变得太快了，农业社会中那些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感觉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工业社会缩得很紧的精神状态，人们很渴求另一种亲密忘我的感觉，带有一点嬉笑怒骂的，带有一点自我嘲讽味道的活动，大家乐在某一个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这种需求。
像这个层面的观察，是我以前在看“谴责性”的文章所没有发现的。另外，我在研究大家乐的现象时，发现乐迷们常“请”出来问明牌的神，如济公、太子爷、孙悟空，这些神明的位格都很有意思，他们以前在正统的神格中都不是地位很高的神，现在乐迷们都把它们的神格提高了，扩大了，所有那些阴神也都被提了出来……
吴：像那些“水流仙姑”之类的……
胡：对，很有意思，这也可以看出，台湾社会在急速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不是那么受旧有严谨规范的东西跑了出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