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德维杰夫在苏人代会上的发言

【本报莫斯科５月３０日电】苏联报纸今天刊登了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５月２９日在人代会上的发言。
我首先要说明，我不认为有必要让最高苏维埃副主席阐明他本人的不同于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纲领的纲领。（掌声）前面的一位发言人在这里对我们说，如果我们选出了将要掌握我们国家航船的人，那么我们就应当极内行地组成这样一个班子。
这个班子能够在比如说船长休息时，沿着这个方向，而不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因为我们作为历史学家观察到，最近３年里，只要米·谢·戈尔巴乔夫——他先前是作为党的首脑，实际上也是国家首脑——一去休假，或是出国访问，整个国家政策，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和许多其他方面的全部国家政策就会发生５０％、８０％的变化，有时甚至是１８０度的转折。
还在１９８７年，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要写书而延期休假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当时在我们的报纸上（不仅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而且也在《真理报》上）出现了配合安德列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的文章。全体知识界在１９８７年８月、９月和１０月初都感到不安，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的党是否要奉行完全另一种政策呢？只有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上，知识界才平静了一些，政策也依然如故了。
但在１２月，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飞往华盛顿签署苏美条约，并在华盛顿作了逗留。就在这期间，我国思想工作中再次出现了一些怪事。苏共中央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召集舆论工具的代表，向他们下达了一种指令。一周之后，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召集舆论工具代表，向他们下达了截然相反的指令。
这些我们大家在报刊上都观察到了，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例如，苏联最高法院原定１２月份为布哈林及受其牵连的整个集团恢复名誉的工作被推迟了一段时间。
作为历史学家，我知道恢复名誉是势在必行的，所以没有急切地等候。
这项工作只是在华盛顿谈判结束、戈尔巴乔夫同志从华盛顿返回莫斯科之后才进行。３月，戈尔巴乔夫同志飞往南斯拉夫，雅科夫列夫同志飞往蒙古，党和政府在思想及其他所有领域内的政策在某周之内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这次出现的不是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而是安德列耶娃的政策。这种政策制造了分裂和对我国思想工作及知识分子的怀疑。
这种情况迫使戈尔巴乔夫同志和雅科夫列夫同志不得不从南斯拉夫和蒙古返回，同时还提出了召开激烈、激动人心的大型会议的要求，以便使改革政策最终取得胜利。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将来能够沿着指定的航线继续驱动我们改革之舰的副主席，而不是那种东躲西藏的副主席。而且就在不久以前，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结束对古巴和英国的访问，刚刚返回时，在４月８日至９日的夜里，格鲁吉亚就发生了违反宪法的悲惨事件。
违反苏联宪法的戒严令是由地方当局下达的，而不是象所规定的那样，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下达。
有人急不可耐地说：戈尔巴乔夫正在睡觉，我们现在搞示威游行吧。
这样的事大概有过，因为直至今日我们仍不知道，在莫斯科是得到了谁的准许。而在莫斯科一定是得到过谁的准许。既然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说不是他们，那么，在这个大厅里大概就有人了解第比利斯所发生的事情，但他们今天却避而不答。我想知道，这些人是谁。
因此，现在选举的国家首脑——并不是象以前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副主席那样基本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职务（当然，我们知道，他纯粹是一个形式上的职务），在赋予这些人以巨大权力的同时，我们应选举真正充分信任的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这里过于客气，他说，他在最近几个月的共同工作中了解了卢基扬诺夫同志。
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可以说，我有幸读到许多过去的报纸，我碰到过他们好早就认识的证据。在阅读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５年的《莫斯科大学》学报合订本时，我在其中发现了几条有趣的简讯，其中有卢基扬诺夫的名字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例如，其中有这样一条简讯：法律系召开共青团会议，选举团委。大学生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分别当选为团委教育部主席与副主席。当时，按照大学生的习惯，报上经常不写名字和父名，但我认为，我没有搞错，这就是我们今天按另一种程序选举他们的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一致选举卢基扬诺夫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