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文章：中国改革不能倒转

【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５月３日文章】题：中国改革不能倒转副题：对国民经济各因素之间关系至今没有给予足够注意（作者佩尔·菲舍尔、威廉·汉克尔）
１９７８年之后，中国领导一直在为建立一种混合体制而努力。在这种体制中，中央指令性计划逐渐减少，指导性计划逐渐加强。西方观察家明确指出，“控制与间接控制是相互对立的”。要么中央计划经济，要么市场经济，不管把两者怎么混合都会出现冲突。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经济界的一篇分析性文章说，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对苏联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考虑得过多，而对这两种体制各自具备的优点考虑不够”。
西方观察家明确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应当干净利索地从一种体制跃入另一种体制。
中国改革者对上述做法总是用下列说法做出回答：“鉴于百姓生活水准低、工业基础薄弱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我们采取这种办法后果不堪设想，风险太大。”
鉴于这一情况人们就要彻底研究，如何使逐步推行的改革政策获得成功，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目前中国没有任何人再愿意重新回到斯大林模式的行政官僚政体社会主义，这种体制只能造成经济贫困，也没有人再愿意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民粹主义式的唯意志论共产主义，这种体制以文化革命的恐怖宣告终结，使中国重新赢得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以其无可辩驳的成就百年来首次开创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景。这也是百姓下意识认同改革的原因之一。改革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个人积极性得到解放，扩展了个人活动空间和生活领域。当然，人们对改革的欢迎态度能维持多久，这要看改革本身是否能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困难重重。
三种价格系统已不象原来设想的那样起抑制和平衡作用，而是不断使价格出现新的扭曲。这种体系原是国家控制价格的一种过渡形式。
基建规模过大和无经济效益的基建上马对财力和物力的需求猛增，许多非优先发展和效率极低的项目占据了国家大量投资，贷款危险地增加。这是投资过程分散的结果。从根本上讲，自由化过快导致了经济过热，超出了中国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
上述各种因素导致国家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也导致印制钞票的过程日益加快。近几个月的情况向改革者表明，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必须“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通盘考虑。确切地说，中国改革设想的根本弱点在于没有考虑国民经济内在的循环过程。明确认识改革的前提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改革者的当务之急。
整顿货币和国家财政是绝对必要的前提，价格、物质刺激和收入分配的相互内在联系必须给予充分注意。从根本上来说，中国需要奉行“供应学派的政策”，但是又不能用财政赤字换取大量外债和货币的进一步恶化，而是应该热忱大胆地唤起农民和企业家的激情和创新精神，他们的潜力是无法估量的。为此，首先需要一种健康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货币。价格改革应当以货币改革为前导，货币改革之后应当马上制定政策，有节制按计划地扩大和监督货币发行量。只有按照上述办法采取措施后，中国的中央银行获得它多年来要求具备的权限和手段才有意义。中央银行需要的远非自治权，它从国家利益出发可以拒绝向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不正当赤字提供资金。中央银行也需要诸如再筹资等这样的手段，它可以确定再筹资和货币最低储备额，也可以决定整个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政策中心，必要时还可以确定最高贷款额。仅从技术上控制货币的流通不能解决问题。
货币改革是价格改革的基础，也是急需刺激供应的基础。只有统一的货币才能有统一的适应竞争的价格。改变行政办法确定价格的结构势在必行。国营经济也应参与经济竞争。到那时，监督和推动国营企业发展的不再是容易接受贿赂的国家监督员，而是不可收买的市场。整个商品的供应将会不断增加，服务质量也会不断提高。中国极受压抑的劳动生产率也会按国际标准迅速增长。
加强市场经济意味着商品供应日益改善，价格日益便宜，当然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更有保证。中国在福利方面的传统做法，即工作岗位终身有保障的“铁饭碗”政策必须加以改变。至今在这方面已采取一些措施。
下列事务的内在联系也不可忽略：脱离了束缚和失误的货币和商品市场越能不可逆转地改变中国落后和不太发达的面貌，就越不能拒绝体制改革。
稳健的长远规划要成为现实也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小心翼翼地进行了１２年的改革必须继续下去。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更加注意各项改革意图和措施的相互关系，也要注意它们之间的逻辑性和适度性。中国既不能在改革面前退却，也不能使改革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