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展望世界形势

【本报伦敦５月２３日电】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最近出版了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战略研究》年刊，以下是这份年刊中的一部分，题为《展望》
当历史学家们回顾１９８８年时，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结束冷战的一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如何适应目前正在建立的新世界——一个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战后威胁性的、但是保持不变的战略秩序已经进入了一种不断变动的状态，其特点是出现了新的捉摸不定的因素、相应的挑战和机会。在经历了４０多年的对抗和冲突之后，现在，每个大国在同对方打交道时都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这几乎是不足为奇的。在这段时间内形成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很难摆脱。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越来越不得不承认，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需要以及在国际上越来越没有能力对世界产生影响，这两点使过去指导他们国家行为准则的教义成了大问题。
这对苏联来说最为明显。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事务中大肆宣传的“新思维”终于成了实用的常识。而这是美国一向吹嘘自己运用的东西，即使这对超然的观察家来说始终不那么明显。苏联领导人最终似乎准备承认许多外国观察家一直明白的一个道理：为了着手解决苏联经济体制造成的惊人的失误和由此而出现的社会紧张，必须抑制一下苏联对外政策咄咄逼人的向前推进的势头以及为了支持这种势头的军事机器的扩充——这样做不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在政治上得不到任何好处。
西方迄今几乎没有去同戈尔巴乔夫争着出风头。然而，为了促使苏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和防止克里姆林宫在世界舆论方面占有优势，西方现在必须提出它自己的观点和切实可行的主张，以便争取在一个结束了冷战的世界上建立起更加稳定和可靠的秩序而进一步取得进展。和平的许诺
１９８８年发生的变化是被长期的冲突主宰的世界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通过谈判来谋求解决问题。在整个世界上，交战让位于妥协。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一直在谈论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他于１９８８年４月同联合国的谈判代表就撤军的严格的时间表达成了协议。苏军于５月份开始撤离，严格按照时间表，最后一名苏联军人、指挥将领将于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５日越过边界撤离阿富汗。
苏联的行动将提供一个证据，证明戈尔巴乔夫最近４年来不断变换的新的对外政策有相当大一部分不仅仅是为了在国际上处于有利地位而采取的手段，而是由于苏联准备采取行动时所依据的政策目标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这一行动是怀疑论者一直要求看到的一个实在的“行动”，而且也是对他们信不过的“言词”的证实。
苏联的撤军行动，加上它在这一年内采取的其它行动说明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态度和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另外两场地区性冲突中，运用苏联的影响削弱了暴力的程度。部分是由于苏联施加了压力的结果，在南部非洲达成了一项协议，让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以换取南非从安哥拉和纳米比亚撤军，以便贯彻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决议，在东南亚，越南保证在１９９０年以前从柬埔寨撤军，从而为有可能解决柬埔寨的战争开辟了道路。
在海湾，本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常规战争在进行了不到８年后终于在７月份实现了停火。在西北非，马格里布国家已开始进行一系列旨在进一步加强团结的对话，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为控制西撒哈拉而展开的斗争正在从武装冲突转向谈判。
即使声称代表巴解组织大多数发言的阿拉法特也已加入了鼓吹和平取代战争的行列。他在１２月公开表示接受联合国２４２号决议和３３８号决议、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和放弃恐怖活动，从而使美国同他开始进行对话。
在这一年内，长期来有损于国际秩序的其它紧张局势也有所缓和。
中苏之间３０年的争端已经慢慢消除；随着中苏紧张关系的消除，随着越南表示愿意从柬埔寨撤军以及保证在谋求解决柬埔寨问题时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对越南的敌对情绪也正在渐渐削弱。南北朝鲜正在争取就改善关系而举行会谈。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新一辈年轻领导人的领导下也都表示希望他们之间疙疙瘩瘩的关系能得到顺利发展。在世界其它地区，人们也都在重新考虑过去的敌对态度，人们再次希望，和平竞争能取代激烈的冲突。
光是出现和平这一纪录就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在这个纪录的背后却发生了更为重要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为什么许多头脑非常清醒的观察家认为有理由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过去４０年国际关系完全两极分化的原因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全球性对抗、苏联的扩张主义与美国的遏制之间的冲突。由于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改变了其信念和行为，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已经缓和，一个不那么严竣的国际环境已经出现。超级大国之间能合作吗？
对苏联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的关键是放弃阶级斗争及把世界分成“我们与他们”的思想。戈尔巴乔夫提出相互依存的信念取代这种思想。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这种观点，一方有所得，另一方未必有所失，双方通过共同努力都可能有所得。
戈尔巴乔夫对安全的思维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承认目前核武器的毁灭性力量使任何人都不能打赢一场战争。戈尔巴乔夫不是通过武力实现安全目标，而是用“防御性的防守”思想取代进攻学说。这两种概念都带来了希望，使人们感到放心。
无论是已经实行的单方面削减常规武力，还是在为５月份的莫斯科首脑会晤而及时批准的中导力量协议中，苏联都表明它愿意以减少现有力量的不平衡的行动来支持其新思维。它已经同意（并且在付诸实施）销毁比美国多得多的中程核武器。事实上，有大量受欢迎的迹象证明它准备根据它自己提出的“新思维”行动。
戈尔巴乔夫并不隐瞒他的希望，即努力增加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来增加苏联的优势。如果合作能取得象军事力量所取得的一样多的安全，苏联便可以将其财力和物力用来振兴其萎靡不振的经济。如果能消除外部的担心，便有可能减少贸易和其他方面的障碍，苏联便可得到西方大量低息贷款、补贴信贷、技术援助和经营管理知识。因此，苏联的任务是在西方国家中间创造一种长期信任的气氛。然而，如果它一味地热衷于提出诸如在欧洲取消核武器——其唯一的意图显然是企图分裂北大西洋联盟——之类的传统建议，它未必能创造出这种气氛。
除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取得成功，否则苏联将仍然是一个二流的经济大国，并且永远无法指望赶上技术先进国家的发展速度。实际上，苏联必须使其经济状况发生引人注目的改善，才能确保它与美国、日本和西欧之间的距离不致进一步加大——这也许就是苏联在可预见的将来进行改革的最大的现实目标。如今，苏联的硬通货出口还不及南朝鲜和台湾。最后，苏联与超级大国平起平坐的资格将因为经济状况不佳而受到威胁。问题是，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政权的基本原则如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等发生冲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进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将进行到何种程度？
面对苏联在言论和行动上的革新之风，西方国家显得拿不定主意和缺乏想象力。美国领导人１９８８年下半年的注意力集中在总统选举上，西欧各国政府对戈尔巴乔夫的行动所做出的反应各不相同，西德采取了比较欢迎的态度，英国的态度比较强硬。结果，西欧各国发现难于在这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虽然西方领导人中对戈尔巴乔夫的诚意的怀疑正在减少，但是戈尔巴乔夫是否能够成功、甚至对他是否能继续掌权的疑虑仍然很强。这一点仍然是使西方无法迅速接受戈尔巴乔夫正在倡导的全新世界的主要障碍。
国内显然还存在着其他的危险。公开性可能正在培养出民主化的要求，迄今所宣布的有限措施显然无法满足这种要求。
在过去４年里，苏联已经变成一个远比过去开放的社会，但是仍然难以清楚地看到政府的最高层是如何运转的。要是没有国内大多数领导人的帮助和支持，任何个人，哪怕是象戈尔巴乔夫这样充满献身精神、精力充沛和富于想象力的人，要制定和实施现在正在展开的改革计划，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然而，失败的危险性仍然很大。这种危险性在于为使僵化的经济机器运转起来的尝试中必然遇到的困难，即面临工人和管理人员对改革固有的抗拒。
另一个同样严重的危险来自另一端：那些抓住新的机会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主义要求的人。
鉴于有那么多的捉摸不定的情况，西方的政治家有充分的理由谨慎从事。但是谨慎不一定意味着无所作为。同苏联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不仅是对苏联诚意的检验，而且如果这些合作取得成功，将有助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但不要对苏联国内的改革试验的成败作出过早的判断。当务之急是必须寻找一条途径管理和控制将先进武器扩散到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因民族冲突或领土争端而分裂，并在发生进一步冲突的边缘上徘徊。扩散的威胁
在世界上敌对情绪严重、关系紧张的各地区，导弹和化学武器都在迅速地扩散。尤其是在中东。以色列拥有导弹能力已经有一段时期了，它研制的‘‘杰里科—２”式导弹可能能打击约１４５０公里以外的目标。还有人认为以色列拥有制造化学武器的能力，人们普遍相信它早就拥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
虽然据认为阿拉伯各国都没有核能力，但是它们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获得弹道导弹和化学武器。伊拉克和伊朗已经显示了它们的库存的武器。
美国和苏联都希望防止这类先进武器进一步扩散至在高度紧张的地区的国家。虽然美国和苏联自身没有直接受到威胁，但是，战争的可能爆发会造成这样的危险：开始时的局部战争可能会以无法预料的方式迅速扩展。要挡住先进的危险武器在第三世界扩散的日益高涨的潮流并非易事。一个美好的未来？
１９８８年引人注目的事态发展给人留下这样的感觉：世界变得比过去好几十年更安全，更有理智，而且看来还可能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有所改善。乐观主义最根本的理由之一是两个超级大国在接近３０年代时都把更大的注意力集中在改善自己国内资产的需要上，而不是集中在对外扩张上。苏联“新思维”的基础是必须修理苏联运转不灵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