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全面检讨对外政策的历史教训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３月２３日文章】题：今与昔的历史教训（作者
阿列克谢·诺维克夫）
在３０年代前半期对外政策中，还是理智的方针居主导地位。当时代表国家军事政治领导方针的是布哈林、利特维诺夫、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等人。恰恰是由于他们的功绩，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才得以问世。苏联加入国联以及同一系列国家签署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便成了这一计划的成果。不过，由于迫害以及稍后外交人民委员部进行的消洗和人民委员利特维诺夫的被解职，该部门的许多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被撤职，一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被杀害。苏联的外交方针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同希特勒德国先是接近，而后又进行合作，同时又与俄国的传统历史盟国——英国和法国相对抗，这只是我国１９４１年６月陷入严重政治孤立的几个步骤。这就是史学博士、教授达希切夫的看法。他说：“西方对苏联之所以感到十分可怕和不信任，祸根是战争期间由斯大林埋下的。斯大林主义对西方成了恐怖的象征，因为它集极左的和教条的极端主义、救世主义、霸权主义、阴险狡猾和残酷无情于一身。”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和此前发表的爱好和平的呼吁是真心实意的。比如，他１９５０年的美国之行、同年提出的４年内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以及调整由斯大林领导集团挑起并拖延已久的苏南冲突。
但西德消息灵通人士维尔·席克林在著作中流露出对苏联对外政策不信任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他的一部著作叫《赫鲁晓夫的手风琴拨弄着人类的神经》。席克林在这本书名动听的书中写道：“在威胁不足的时期，莫斯科的库房中还有另一种武器：共存的口号悦耳动听，令人感到欣慰，莫斯科就指望通过这些口号使西方昏昏欲睡。共处对莫斯科来说不过是战争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这种不信任的原因何在？是的，斯大林死了，可是斯大林主义依存——它更富于生命力，其中包括对外政策方面。对外政策仍旧建立在教条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坚持苏联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捍卫某种阶级利益，甚至不惜损害全人类的利益。赫鲁晓夫作为一名在个人崇拜年代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无法摆脱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原则。他依然把国际关系舞台看作是某种角斗场，那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着殊死的斗争，直至一方彻底胜利、另一方惨败方能罢休。
在１９６２年加勒比海危机中，这种立场的危险性体现得最为明显，古巴部署苏联导弹把世界引向核冲突的边缘。幸亏苏美两国领导人表现相当克制和理智，从而避开了这场危险。
斯大林之后对苏联对外政策不信任的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性格。他本人以及举止和风格竟然成了他在国际关系领域采取的实际步骤的蹩脚广告。人很热情，就是缺少外交常识，有时连起码的外交礼节都不懂，脾气暴躁，说话容易走火。他可以把前不久为稳定局势所作的努力毁于一旦。
１９６０年１月赫鲁晓夫宣布裁减苏联陆军１２０万人，可同时又声称：“我们现在已掌握的武器是具有威慑力的武器，而正在生产的武器则更加完善，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这种好战讲话会把重要外交步骤的整个宣传效果化为乌有。
１９６４年过去了，继而掌握国家权柄的是勃列日涅夫，然而对外政策概念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尽管在很短时间内曾透过一线光亮（比如，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有待批准的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国际安全的前景仍然暗淡。
同任何重大对外政策现象一样，苏美关系尖锐化也有某些原因。首先，双方在全球地理政治利益方面都不肯作出丝毫让步，总想不惜任何代价加以维护。其次，国家之间关系继续过分意识形态化，绝不肯所谓“放弃原则”。
我们忘记了争取朋友这一宝贵的外交原则，往往通过政策为自己树立敌人。
国际关系史上从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中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一起反对某一国家。我们第一次遇到了这种局面。
进军阿富汗的决定严重损害了人们对苏联的信任，遭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国的反对。１９８７年联合国投票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国家数目超过１２０个。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象阿富汗这样把苏联的敌人团结起来，把一张张威力无比的王牌交到强硬方针和极右反苏宣传拥护者的手中。
“利益均等”可以作为二十七大后苏联新领导提出的对外政策概念的标志。如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保障自己的安全
——相信并理解这一点应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国家间对话实践中拆除意识形态斗争的隔音墙。
达希切夫认为，要解决恢复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政治信任这一根本任务，就必须解决一系列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内部的发展。西方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判断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
其次，西方过去一向主要害怕苏联的军事威力。我们至今还掌握也许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然而，还有没有必要呢？谁可能袭击我们呢，美国，英国，法国，还是西德？这些国家对战争根本不感兴趣。因此，现在说西方大国对苏联有侵略意图是绝对不合现实的。现在该是考虑大大削减和根本改革武装力量的时候了。
第三，必须改变苏联对东欧政策的目标的观念。西方将根据我们怎样建设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来判断我们整个对外政策的性质。
第四，我们过去对外政策中的失误和失败，不仅是由于不内行，而且是由于对我们过去的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措施。一些重大决定往往都是秘密，唯意志主义，有时就是二三个人作出的。在改革我国政治体制的范围内，必须建立一些机制，从而把通过对外政策决定的过程变为公开、民主。
最后，必须彻底并以最坚决的方式把残缺不全的“铁幕”撕毁，开放我们的国家，使俄国对西方来说不再是个“谜”，而西方对我们来说也不再是二十世纪乌七八糟的大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