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刊载梁厚甫文章：历史的程序表

【香港《明报》５月２９日文章】题：历史的程序表（作者梁厚甫）
“自由”、“科学”与“民主”，是现代化的内容的问题，而孰先孰后，是历史的程序表的问题。五四运动的导师们，只给我们以现代化的内容，却没有给我们以程序上的启示。
７０年来，我们进步缓慢是有原因的。不过，我们虽然得不到程序上的启示，但仍然可以从历史上来追寻的。
从西欧的历史来讲，先有文艺复兴，然后有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起来以后，民主就诞生了，那就是法国和英国的革命。
文艺复兴是什么呢？文艺复兴是给予人类以“人的自觉”。“人的自觉”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应该有人权。又或者说，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自由。
历史给我们以启示，你要争取“自由”，必要从事争取“不自由”来开始。你要争取晚上睡得甜蜜的自由，就要有晚上１０时以后不能高声谈话和高声歌唱的规定。
“自由”是什么呢？自由不是任意胡来，而是建立群己的权力的界限。先要你不逾越了自由的界限，然后我的自由才不受侵犯。反之亦然。自由是十分具体的。争取法制以保障自由
由此，争取自由实际是争取法制。我要向前发展，不会受到他人的侵犯，而他人的向前发展，也不会受到我的侵犯，大家才有自由，大家才可以同时向前发展。没有法制，就寸步难行。
是不是只有在民主政体之下，才能有法制呢？历史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英国就是明显的例证。英国人争取“大宪章”之初，是以君主政体之存在为大前提的。当前举世国家中，也有政体并不民主，而法制十分完备的，同时人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的。
法制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法制的真正意义是：在法律前边，人人平等。就算是君主或独裁国家，而君主与独裁者肯受宪法的制约，法制依然是完备的（缺点只是没有长远的保证）。
自由斗士必须知道，争取自由可以是孤立的行为，不必有什么东西来伴随。自由斗士又必须知道，争取自由，就是争取安定团结的局面。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以人人都有自由，而任何人的自由，都不会以逾限膨胀起来为前提的。
自由，是人类前进的开始点。没有自由，人类就不能前进。但是，自由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自由化”。“自由主义”与“自由化”，是以不受法制的约束为基础的行动，恰好是自由的反面。“官倒”便是其例。
有了自由以后，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二步是发展经济。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导师们曾提出了赛先生（科学）的名词。他们之所以这样提出，由于他们看到，西欧民主革命之起来，由于工业革命后西欧有布尔乔亚之冒起，布尔乔亚由工业革命而产生，工业革命由纺织机与蒸汽机的发明而产生。纺织机与蒸汽机都是科学的产品，于是乎，导师们就重视科学，故有赛先生的名词。发展科学以繁荣经济
今天的情形，与五四运动的时代有所不同了。今天经济学的本身，已是一种社会科学，经济的本身，以计量为主要依据，已可以当得起赛先生的名号。故我们与其谈赛先生，不如直接谈发展经济。谈发展经济，我们不能不谈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学人所提倡的三纲。
在二次大战以前，谈经济的人，仅谈两纲，即是以农业为纲，以工业为纲。但是，二次大战以后，一些经济学人，就谈三纲，新的一纲，就是以人力为纲。
香港与新加坡的成就，给予人口密集的国家以甚大的启发。人口密集，诚然是经济上的负累，但人口密集，也是经济上的加号。
今天任何的国家，都没有任何的借口，而认为经济无法发展起来。
如果不能发展起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如果有了强健的法制，又有了高度发展的经济，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民主。民主是要培养的
信不信由你，民主是要培养的，而不能争取的。这一句话，听来是怪论，但我对此却深信不疑。
首先，民主有制度与结果之分。有了民主的制度，未必会有民主的结果。有了民主的结果，有时制度可能还未存在。我们所能争取的，只是民主的制度，但有了民主的制度以后，未必能有民主的结果。民国初年的时候，何尝没有国会，曹琨来一次贿选，议员全部变成猪仔，民主的制度是可恃吗？
我们所能争取的事物，只能是具体的制度，我们所不能争取的事物，是存在于这一个制度后边的抽象的精神。民主，是制度后边的精神，而不能以前边的制度来衡量。我经常和美国的政治学家开玩笑。我就一些中南美的国家中，选一些有了似模似样的宪法，并且有了依法选举出来民意代表的国家，指称为民主国家的典范，美国教授们只是苦笑，却不敢公开来否定我的意见，无他，这些国家的当权人物，实际是由贿选产生的。这就说明，民主实在有制度与精神之分。民主有制度与精神之分
争取民主与争取自由不同。自由具体地寄存于法制之中，有了法制，且能认真执行，自由是可以捉摸的。民主只是抽象地寄存于制度上边，有了制度，未必就有精神。
民主的精神，是从何方到来的呢？民主的精神，必要有适宜的土壤与气候。发展的经济，是民主的土壤，守法的精神，是民主的气候。有了土壤，具有真正民主精神的民主，自然到来。
到这里，所谓历史上的程序表，就跃然纸上了。原则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是具体的事物，争取到具体的事物，抽象的事物，自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