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美如何培养儿童

【美国《世界箴言》月刊４月号文章】题：中日美是如何培养各自的儿童的（记者约瑟夫·托宾等）
在中国、日本和美国，幼儿园越来越成为向幼年至正式入学年龄的儿童提供照料、教育及集体生活经验的共同途径。
但是，多年的调查使我们认为幼儿园是保存文化而不是改变文化的手段。通过录象、采访、提问以及其他调查手段，我们发现幼儿园既反映了这三个国家文化中的社会变化，也在抑制这种变化。
例如，中国的幼儿园为预防中国人所担心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时代必然会出现的那种娇生惯养提供一剂良药。
日本的父母亲们认为，幼儿园为他们子女提供了学会在大集体中活动以及用日本语来说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最好机会。
在美国，幼儿园的任务是适应男女工作方式的变化、离婚率上升以及对单亲家庭需求的越来越多的关心。
从所有这三个国家对工作、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变化来看，他们都指望幼儿园能为儿童提供稳定、丰富多采的生活和指导。
我们不打算对这三个国家的幼儿园作出评价，只想探索它们打算做些什么和成为什么样子。
比如说，为什么不上班的日本母亲费那么大的功夫做一顿美味可口的学生午餐？为什么她们一大早就要煞费苦心地穿戴打扮，而仅仅是为了同其他母亲会会面？
一位住在东京、儿子在幼儿园入托的美国母亲解释了做午餐的负担：
“在美国，我只要做一块花生酱三明治，再往里面夹一点炸土豆片、一片水果和一些葫萝卜条就行了。而这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天，我的儿子回家哭着告诉我，日本小孩取笑他的三明治。第二天我给他做了一顿日本午餐
——盒饭。但是他从学校回家后还是不高兴，又是午餐的事。我说：‘又怎么啦，我不是给你做了日本午餐了吗？’他流着泪说：‘但是你没有象别的母亲那样把苹果切成薄片，使它们看上去象小兔子。，”
对于这些不工作的日本母亲来说，为她们的孩子上学做准备是她们最重要的工作，对子女的教育是她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如今有９５％以上的日本儿童在上小学一年级之前上幼儿园。当今的日本母亲同一个世纪以前的日本母亲一样，依然是婴幼儿的主要看管人，因此依然是一对一关系的主要培养者。
我们的录象带中所摄下的日本学校不惩罚“坏孩子”的做法未必是日本所有幼儿园都采取的做法。但是它表明对群体的关心。教师们都小心翼翼，不把一个坏孩子单独点出来加以惩罚或训斥或把他们从群体活动中开除，以免使他孤立。
相形之下，向我们提供情况的中国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们认为幼儿园的作用是教育孩子们行为美，向他们灌输自我克制、纪律、社会和谐和责任等意识。
在我们录象的一所学校，连上厕所也是有组织的，２６个孩子被同时带往一间大盥洗室。
“但是，根据惯例，让孩子们学会对自身的管理，以及学会使自己的行动与同班同学的行动协调一致，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在中国，谈到老师对孩子的监督和管教时经常使用的一个字是“管”。正如有一天我们在向小姐的学校里所看到的，她教孩子们吃午饭时不要作声，要把午饭一口不剩地都吃下去，这就是“管”。一个称职的幼儿园老师不是等小错发展成大错时采取行动，而是积极干预，防微杜渐。
在我们录象的一所美国学校，孩子们在吃饭时谈话热烈，气氛活跃——这是该校相对自由的一种表现，虽然犯了过错的孩子也被罚单独坐在椅子上“暂停”吃饭，直到他纠正了他的错误行为。
当我们的提问者问“一个社会办幼儿园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时，美国人作出的第一个回答是：“为了使孩子们具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从我们对圣蒂莫西儿童中心的调查来看，美国学前教育中对多样化和选择性的强调远比中国或日本突出。美国人倾向于把独立性看作西方人的性格特征，把依赖性看作亚洲人的性格特征。
但是，我们的采访和调查表明，中国人认为学前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把过于娇气、依赖性太强的独生子女培养成不那么娇气、比较能自立和不那么依赖父母的儿童。日本儿童上课的教室中学生和老师的比例为三十比一，因此无论从必要性还是从意图上来讲，其不受大人监视的程度都大于每班学生和老师之比小得多的美国同龄儿童。因此，提倡少年儿童自力更生和独立性既具有美国特色，但又不完全是美国特色。
在中国、日本以及美国，据认为培养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学前教育的中心任务。但是，这三个国家对语言的力量和意义的看法大不相同。
中国强调的是发音、听写、熟记及演讲和表演时的自信。参观过中国幼儿园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无不为中国儿童完美无缺地发表长篇背诵演讲和拉开嗓门唱歌时的镇定自若和对语言的运用自如所感动。
日本幼儿园内外的语言都分成正规和非正规的两个会话系统。幼儿园儿童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内被允许彼此自由地、大声地、甚至粗俗地对话。在日本，语言（起码是老师教儿童的那种语言）被认为是表达集体团结和共同的社会意图的媒介，而不是自我表现的工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人认为语言是促进儿童形成个性、自主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交友及认识能力的关键。在美国，学龄前儿童都受到自我表现和自由讲话的规则的教导。
公民意识在中国比在日本和美国更普遍地被视为教育儿童的重要内容。我们看到对公民意识的关心是更广泛的关心的一部分。这种更广泛的关心就是教育少年儿童与比他们个人和他们的家庭更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幼儿园的一项最重要的职能，因为在这三个国家里，这一方面正是父母亲进行家庭教育时最难教的课。
在日本，家长送孩子上幼儿园去学会喜欢同小朋友交往，学会把父母同子女之间的关系的那份亲热之情转到同其他人的关系中去，学会在家中的任性与在外面的拘谨、冲动与克制、家庭与社会之间保持平衡。换言之，学会做一个真正的日本人。
在中国，儿童既属于父母，也属于社会。身为父母的中国人天生有一种抚育和保护他们子女的伟大愿望。但是，身为公民的中国人又希望看到他们的子女成长为胸怀祖国并投身于祖国的斗争事业的人，而不是只关心个人和小家庭的狭隘利益的人。中国的学前教育以及围绕学前教育所开展的讨论反映了对这种平衡的探索。
美国的风俗是赞扬不合群者和个人奋斗者，蔑视“蚂蚁式的群居精神”，认为那是群体文化的特点。但是，有些美国人担心，赞扬个人主义会使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根纽带变得太细。他们指望政府、教会和社团（包括幼儿园）给予指导并培养一种共同的目标感和同一性。
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儿童们在进入幼儿园时都是属于父母的，但在离开幼儿园时却同一个仍然以家庭为中心，但却比家庭大得多的世界发生了广泛而复杂的联系。